一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苏州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以“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在苏州商旅阳澄湖度假酒店隆重举行。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安徽铜陵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江苏省人民出版社以及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等国内27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共70多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或提交了学术论文。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教授、副会长宋志明教授和中国哲学界前辈学者、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潘富恩先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是由中国哲学史会学副会长宋明志教授最终确定的。宋明志教授在21日大会主题发言中强调，“多元价值”的核心词是“多元”，即“价值”非“一元”而是“多元”的。笔者理解，“多元价值”、“多元”之类的提法，常见于后现代的思想作品中，它们是重要的后现代话语。但是，对中国思想界而言，“多元价值”却主要不是一个后现代话语，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今这样一个特殊转型时代所特有的话语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和随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又一次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不只是有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并存与冲突，相应地也有各种利益以及基于这些利益的各种价值的相互并存与冲突，正是这种现实的社会情况，构成了“多元价值”这一独特话语的具体语境。
按照笔者的理解，一般说来，所谓“多元价值”，是指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面临着多种应然性的选择。在与“中国哲学”这一话语的相互联系中，“多元价值”所指的则是中国哲学研究主体面临着多种应然性的选择。这里的“应然”是因研究主体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互有差异的，并没有一个等齐划一的统一标准。换言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哲学，应该怎样开展中国哲学研究，不同的研究者或研究群体往往会有各自的应然标准，这些标准不是“非彼即此”的关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并行不悖，且可以互相补充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讨论情况，看一看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于中国哲学都有怎样一些应然标准。
二
首先，在21日上午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教授和副会长宋志明教授，都强调了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用宋志明教授的话来讲，就是要有“中国性”，即既不能按“（前）苏（联）式”也不能按“西化”的那套学术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而是要依中国哲学自己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这种看法代表了当今中国哲学界在研究范式方面的主流形态的应然标准。陈来教授在他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1978—2007）》］中指出：
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的范畴，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的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
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
三
本次会议收到并且收入会议论文集的论文共52篇（按：有少数论文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未及时收到，因而没有收入会议论文集，到下次结集出版时将酌情补入），它们大致可以归为3类：
第一类：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文章；
第二类：对中国哲学提出总体看法的文章；
第三类：对中国哲学史上各个时期某些学派和学者的哲学思想和其他思想提出新见解的文章。
以笔者之见,这些论文显示出了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重视方法论研究，体现出当今中国哲学界有着比较强烈的“方法意识”。
深圳大学哲学系王兴国教授和苏州大学哲学系助教王新水博士的论文，都强调了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重要性。王兴国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应努力做到“推陈出新”，不能只有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他并且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守成主义之间开展平等的学术对话的必要性，还认为应该提倡“跨文化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哲学展开的立体网络式进路”的研究设想。王新水博士指出了中国文化缺乏创新力的若干原因，除了缺乏批判性和开放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学者们缺乏对精神力量的信仰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他强调，中国哲学研究者应当具有独立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和民主精神。
苏州大学哲学系蒋国保教授将最近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分为“范畴研究”、“文化研究”和“简帛研究”三大阶段，认为这三大阶段有五大研究主题，即“范畴”、“新儒学”、“哲学”、“经学”和“诠释学”。蒋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真诚、良性的学术批评和学术对话。和王兴国教授一样，蒋教授也强调了开展良性的学术对话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指出了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即研究者过分关心自己所研究的东西的价值并在研究中刻意挖掘这种价值，李教授称此种现象为“价值主义”，他认为这对中国哲学研究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李教授强调，中国哲学研究应该研究中国哲学本身的概念、命题和问题，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假、大、空”的研究结论。
武汉大学哲学系田文军教授通过对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的考察与分析，强调了“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孙铭先生指出了研究佛教哲学研究所当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一要处理好宗教与科学、信仰主义理性主义的关系，二要处理好客观描述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三要处理好佛学与学佛的关系。
安徽大学哲学系史向前教授的论文指出，“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先生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总评，这应该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当有的一种基本态度和方法。史教授并分析了这句话的具体含义，认为它包含有三层意思：具有艺术家的眼光及精神、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和对古人持论之苦心表一种同情。
苏州大学哲学系尤小立副教授在《启蒙诉求于中国学术现代性范式的建构》一文中提出，要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性转化之间矛盾的化解之道。他虽未就此展开论述，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有意义的。
（二）重视儒学研究，尤其重视心学研究，并且对心理的研究有新的特点，即开始注重心学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例如，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郑晓江教授的论文就别开生面地探讨了阳明子的生死智慧，指出了王阳明是以“尽性至命之学”来超越“生死之念”,包括“慎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达到大悟“良知”之旨，实现“昼夜生死”的体知，更以“死得其所”为生死践履，这既包含了为道义事业勇于献身的意义，又包含了不以外物伤身害命而保身全生（性）的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徐春林的论文更认为儒学本质上就是生命之学，他并运用这个观点探讨了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生命哲学，将其归结为“平民大众的安身立命之学”，认为它兼取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资源，是以突出人的个体生命、感性生活的地位和修养方式的简易为主要特征的，这使得儒学得以空前的深入于民间，是儒学民间化的真正实现。
儒学研究方面的其他论文，也多有新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山先生的论文，提出了“《周易》是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的观点。周先生认为，《周易》类比推理的方法主要是据象推理、据辞推理和象辞结合推理，并指出这类推理的结论之有效性与推理者的经验和悟性密切相关。而复旦大学哲学系东方朔教授的论文，通过对荀子哲学“心”“道”关系的探讨，则指出了荀子的“道”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礼”，为所知之“道”，这是心知的对象；二是作为“礼”的根据的“理”，为所行之“道”，这不是心知的对象，而是心知自觉创造的产物。（本网节选）
来源：科学网2009.11.28
全文网址：http://www.sciencetimes.com.cn/m/user_content.aspx?id=27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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