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福山言论：
◆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地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
◆ 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
◆ 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20年前“历史终结论”思潮曾一度高涨
勃兴于20 世纪的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理论上发源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按照黑格尔的逻辑,世界历史的发展即“自由意识”的进步终结于日尔曼民族,人类意识形态的进化也将终结于日尔曼世界。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黑格尔的预想。一战以后,马克思主义迅速成长为在现实中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力量,基于终结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诉求,西方学者开始对“意识形态的终结”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帕累托的“派生物”概念,涂尔干的“价值判断与实在判断”思想,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等都为后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崛起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西方冷战和西方社会内部一系列新变化的刺激下, “意识形态终结论”终于从一种理论、思想和学说演化为一股颇具声势的社会思潮。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股思潮虽然随着“五月风暴”和激进运动的兴起而在西方暂时归于平静,但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强势推进,充盈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话语,而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又使马克思主义一时陷入了失语的状态。于是西方社会从政府到民间普遍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战胜了其他与之竞争的一切意识形态,人类意识形态的进化也就走到了终点。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促成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复兴与高涨,F.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其典型话语。
“历史终结论”缺乏理论与现实支点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成立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要认同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目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承认是否具有最终目的是一回事,而这一最终目的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支配。F.福山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武断地定格为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在理论渊源上就是黑格尔唯心历史观的当代变种。
其次,支撑F.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历史与现实支点苍白无力,他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终结点的事实根据既可疑且充满悖论。F.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不仅仅是为一种还未实现的新事物作辩护,而是在为已经出现的、在现实中并不完美的资本主义的现状，寻找合理化的基础。
再次,自由、民主是人类独有的精神宝物和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两个重要尺度。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内涵。应当说人类社会通往自由民主的路径是多样的,但F.福山却偷换概念,将自由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从而将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智慧局限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样一种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自由民主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条路径,它所能完成的历史使命,它所能完成的真正的自由民主,它所能自我完善的程度都是有限的。
面对中国崛起重新反思“历史终结论”
20年过去了。2009年9月号的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刊登了对F.福山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该文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了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
F.福山指出，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地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同时，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去年以来，围绕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升，市民社会开始萌动，而中国政府也在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履行信息公开及对民众解释说明的公共责任。考察中国国情后，他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由此，F.福山认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F.福山面对中国崛起后的新思考，值得我们关注。（摘编：邬伟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社会科学报2009.11.26 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