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件议案，8个“1号议案”，作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张仲礼，从“海归”学术明星到“议案大王”，再到高层智库的角色转变，既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多年来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断追索学以报国的亲身实践。
1958年12月，张仲礼离开华盛顿大学返回祖国。当时，不满40岁的他已经担任了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适时，国内政治时有波动，但张仲礼并不担心，“学以报国是我从小的理想”。
但回国后的条件并不如愿，张仲礼却毫无怨言默默耕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仲礼担任上海社科院院长职务。 1983年，张仲礼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真正进入到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跟许多人一样，张仲礼最初几年对“全国人大代表”的理解也不过“只是一种荣誉感，跟着大伙出去视察，走走看看”。直到1987年，第六届人大任职的最后一年，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认识。
当年，张仲礼正式出任上海社科院院长。“做院长，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职称评定，1980年，中央组织评过一次研究员，此后就只能等待，一直没有建立起定时评定的长效制度。 ”张仲礼回忆道，“由于研究员评审的年龄上限是60岁，院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如果错过了一次评定，基本就没有希望了。 ”这已经是他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第五个年头了，“以前只知道议案一般是组织提出来，个人附议一下，要真的自己提议案，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在同事的鼓励下，他开始查阅、咨询、汇总各方意见，最终带着一份《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登上了北去的飞机。
就是这个看起来是“被逼出来”的议案，开启了张仲礼“议案大王”的传奇。 4个月后，他收到全国人大的回复，他的议案被确定为当年的1号议案，职称评定“制度化”的建议很快被国务院有关部门采纳并在全国推行。张仲礼开始意识到：“原来人大代表只要认真履行职责，还是真管用的啊。 ”
1988年，张仲礼顺利连任，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年，张仲礼带到北京的《关于制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议案》再次被列为1号议案。 “虽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直到1996年才通过，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点推动作用，我已经知足了。”这是张仲礼最大的欣慰。 20年间他所提交的61件议案或早或晚都得到了答复，其中许多已由国家专门立法。
从1987年到1990年，连续4年，张仲礼所提的议案都被列为当年的人大1号议案，“议案大王”的称号由此而来。
9月的上海，工地上发出的噪音更增添了几分燥热，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只剩200多天，各项工程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早在1999年上海正式提出申办世博会之前，申办世博的想法就在张仲礼脑子里酝酿了长达十几年。 1982年，张仲礼应邀回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让他吃惊的是，与30年前自己在此求学时相比，西雅图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人口从二十几万猛增到200万，市区面积扩大数倍，不仅吸引了波音公司等大企业，还成为全美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后来，张仲礼才知道，原来这些都得益于1962年西雅图承办的世博会。一次盛会，超越城市空间的意义，自此引起了张仲礼的关注。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社科院开始积极介入世博会研究。
“智库之宝”是2008年出版的张仲礼传记对他的称呼。从学者到智库，虽非刻意而为，却并不超出张仲礼的追求。
1984年，刚刚上任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张仲礼，很快接到了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一起外出考察的邀请，去巴基斯坦出席上海与卡拉奇友好城市的缔结仪式。
从卡拉奇刚刚回到上海不久，张仲礼就接到了汪道涵分派的第一个正式任务——接待前来上海考察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学家智囊团。 “当时，我们开了整整两天的研讨会，讨论很热烈，也就是在这次讨论中，我们率先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设想。 ”张仲礼回忆，“当时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我们坚持认为在此基础上新建一个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张仲礼所带领的上海社科院摆脱了以前“大讨论”的角色，开始直接为政府绘制发展草图，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虽已至耄耋之年，但张仲礼仍坚持每周到社科院上班两天，亲自布置、讨论学术事宜。表面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但老人骨子里却有着另一番天地，“我总相信知识可以报国”。（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37期 作者魏一平）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报刊文摘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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