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抗：“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

新中国60年 风雨学人路

追慕道德文章  传承学术薪火

周抗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理论教育家。他在经受战争的考验和革命的洗礼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和平时期的学术上的胆识，虽然不像战争时期那样表现得激昂慷慨，却更显得坚毅和睿智。这种探索真理的毅力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无疑是他留给后辈的宝贵精神财富。

■生平与著述

周抗(1914—2002年)别名鸣韶、字子闻，浙江诸暨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周恩来批准入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五期）毕业。知名哲学家、理论教育家。擅长美学、油画。历任中学美术教师，抗日军政大学宣传队长，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教研室主任等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主编、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关于经济法则的客观性质》、《求是论集》、《社会主义民主论》，主编的论文集有：《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论文有《略论各阶级共同的美》，油画有《牟同志肖像》、《桃花》等。

■治学

激情又理性的学问

复旦大学   余源培

即使是“半路出家”，也要认认真真地来做，这是非常值得的，决不后悔。

周抗先生是我的老师辈人，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虽然很早就知道周先生的大名，但我和他的具体接触，主要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当时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在“真理没有阶级性”问题的讨论中，观点与周抗先生是一致的。我在为导师做一些记录或整理的过程中，拜读到周先生发表的文章，令我十分敬佩，并在一些场合向他请教过。此后，尤其在1979年《辞海》修订工作中（周先生是分科主编）和1991年编写《哲学大辞典》（周先生是副主编）时，我有机会同先生一起共事，向他学习到更多的人品和学问。

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周抗先生把一个大写的“人”字，做得是端端正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有责任感的人。有一段插曲永刻脑海。我曾经问过周抗先生，您作为从“抗大”来的老革命家，如果当年就搞艺术和美学，不转而搞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革”中遭受的风险是否会少一点。他对我回答说，源培同志，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和我在一起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想到他们就感到难过，自己能够走过来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所以，先生有这么一种历史的责任感，觉得我们的事业需要他选择来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因此，他说即使是“半路出家”，也要认认真真地来做，这是非常值得的，决不后悔。

激情和理性的统一。马克思说，他是用“激情的理性”来写《资本论》的。我和周抗先生接触，觉得他是一个看起来很瘦，但却能给人一种激情感染、一种思想力量的人。他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率先在上海理论界表明态度，在一场接一场的报告中，他总是和听众以思想换思想、以心换心，从而能够让人听了入耳入脑。做理论工作首先要把自己放进去，自己要信，要有激情，才能说服别人。周抗先生既是充满着激情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对许多问题的分析特别有理性思考的人。他不“跟风”，不唯书、唯上，坚持独立思考，做到讲真话，平等讨论、以理服人。这对理论工作者有极大的启发。激情和理性的统一，就体现在他坚持政治信仰、追求真理、不拿原则作交易。先生的论著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执著和关心，对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满腔热忱。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革命家和学者的统一。列宁曾经进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具有双重品格，既是革命家又是学者。我们往往以为革命家好像是最高的评价。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的革命家同时必须要有学者的品格，特别是对于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周抗先生发表的论著，始终都是在研究问题，始终都是在不断求索。读先生的文章，不仅仅观点鲜明，而且有理论深度和学理内涵，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的余地。马克思曾经形象地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想周先生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不断跟着时代和事业的发展而拓展研究领域，在“求是”的道路上不断攀登，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结。理论工作者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周抗先生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原著。他曾经讲过，不要轻易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或者是列宁，也不要求全责备，而是要抱着学习和钻研的态度。在修订《辞海》和编写《哲学大辞典》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对原著的理解有时候是很顶真的人。1979年版的《辞海》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先生对辞书编写特别重视正确把握导师的原著。恩格斯说过，“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周抗先生做到了这一要求。这在他的论著中也有所体现。但是，现在做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人，包括理论工作者，恐怕真正认真阅读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并不多。周抗先生则是始终立足现实、把经典放在第一位。因而他的研究能够有正确的方向，同时又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联系实践，努力回答现实的问题。

■修养

“我是‘光荣的孤立’”

华东师范大学   吴　铎

哲学家周抗学术上有胆有识，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令后学仰止。

周抗是革命家与哲学家融合的典范。作为革命家的周抗，说明干革命、做工作需要有胆识；作为哲学家的周抗，还说明学者同样需要有胆识。“胆识”包含“胆”和“识”两个方面。“胆”就是胆量、勇气；“识”就是见识、智慧。“胆识”是由政治素质、道德情操、科学知识等构成的内在的综合修养，是衡量革命者的一种标尺，也是衡量学者的一种标尺。

作为革命家的周抗，20岁出头便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当遭到日军进剿时，敢于拉开手榴弹的盖子，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可谓有胆。参加革命六十多载，为人民奉献毕生精力，个人虽历经曲折坎坷，却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忠贞不渝，可谓有识。作为哲学家的周抗，同样具有作为革命家周抗的胆识。这种在学术上的胆识，是他在革命事业上的胆识的发展。在和平时期的学术上的胆识，虽然不像战争时期那样表现得激昂慷慨，却更显得坚毅、睿智和难能可贵。

周抗学术上的胆，主要是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不畏逆境，不畏孤立。

1962年8月，周抗撰写了《关于认识过程的几个问题》。周抗这篇扎实而又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文，被扣上“老右倾”的帽子。而周抗无悔，他说：“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最能反映出我的坚持真理、坚持说理斗争、力求实事求是，细致地进行具体分析的一篇代表作。”（《周抗哲学文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第449页。）他在学术上真正做到了敢想人所不敢想，敢言人所不敢言。

1981年6月，周抗应邀前往南京大学参加一位哲学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论文的题目是《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这篇论文对党与国家的关系，领袖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作了分析，陈述了一些新的观点。评委对这些新的观点产生不同看法。周抗在表决前发言说，用了半个月审读这篇论文，并细致查阅了文中引用的全部列宁文稿，发现“这篇论文不是什么违背党的领导，而是对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投票时，5位答辩委员中4票不同意，一票同意。这一票就是周抗投下的。周抗说：我“是光荣的孤立”。（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月4月出版，第228-229页。）

周抗学术上的识，主要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规律，尊重实践。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突出的是阶级性，讳谈科学性。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周抗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科学分析。1962年他在《论主观与客观》一文中深入分析说：据我理解，如果没有科学性，那么革命的顽强性就变成毫无道理的顽固性了；如果没有科学性，那么组织性、纪律性就变成了没有自觉基础的，因而就不能持久的东西了。由此可见，科学性是我们的党性中何等重要的一个方面！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性的表现，缺了它就不但是党性不纯，而且是没有党性可言了。（《周抗哲学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第88页。）可见，坚持实事求是周抗最重要的理论信条。

周抗和常溪萍是华东师范大学前后任党委书记。常溪萍向周抗请教治校方略。周抗说：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他们就会“为办好新中国的大学，贡献出他们的知识和力量，这是首要的问题”。（《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月4月出版，第160页。）两位书记的想法心心相印，广交知识分子朋友，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被许多知名专家教授视为“知心书记”。周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深深铭刻在师大人心里。

周抗认为，研究学问，做工作，都是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可以用两句话说明。一曰：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主观而独立存在着、发展着的。当我们尚未认识它的时候，它被称为“必然王国”。二曰：主观（思想）完全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反映）客观世界，并使“必然王国”转化为“自由王国。”这时候，已被我们认识了的必然规律，就被我们驯服了，能使我们自由自在地驾驭、驱使，从而能为我们服务了。（《周抗哲学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第95页。）而要进入这一境界，需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病”。反对“迷信病”的最佳良方，就是社会实践、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

■传承

“当然是辩证的一致……”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童世骏

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和追求正义的革命传统高度统一，这份精神遗产多么珍贵。

为人正直，为政负责，为学严谨。

我虽没有见过周抗同志，但通过读周抗的论著，听别人的回忆，对他的为人正直、为政负责和为学严谨，有了深刻的印象。

周抗同志的为人正直，是他的战友和同事们在回忆这位“从抗大走来的哲学家”的时候经常提到的话题。年轻时激励他加入抗日救亡队伍时的那股昂然正气，在他担任大学党委书记时，表现为他对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他担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时，表现为他因同事受武断打击而写下的万言辩护；在出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表现为他在表决时为保护诚实而勇敢的科学研究而投下的那孤独一票……

周抗同志的为政负责，在他担任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一职的时候，最引起我的兴趣。周抗同志是在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讨论任务最重的时刻担任哲学所所长一职的。在1979年5月26日，他在全所大会上作了题为“坚持辩证法，办好哲学所”的讲话。在讲话中，周抗把办好哲学所的关键归结为三个矛盾的解决：任务重与人手少的矛盾，业务与政治的矛盾，搞专业与打基础的矛盾。周抗既没有空谈远大目标，也没有只谈具体措施，而是把党和人民对哲学所的宏观要求与哲学所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把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对实际问题和现实矛盾的认识与解决。在周抗同志的领导下，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在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抗同志的为学严谨，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周抗同志最初是作为文艺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在直接领导他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开始对革命理论发生兴趣，并在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专职政治教员，在枪炮声中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后成为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周抗同志在晚年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写道：“搞哲学理论必须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点体会。实事求是主要的表现不外乎崇尚实际，依靠科学，敢说真话。”向周抗学习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就应该像他那样坚持研读原著，像他那样注重调查研究，像他那样尊重同行、提携后进，像他那样耐心细致地指导青年、教诲学生，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地评阅送来的学术论著，态度诚恳地与各行各业的意见不同者平等对话。

继承精神遗产，不容推御。

向周抗同志学习，努力做到为人正直、为政负责和为学严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三个方面中的每一个要做好，都意味着要具有放弃私利的德性，破解难题的智慧和追求理想的毅力。更为重要的，这三个方面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每个人都应该为人正直；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中、特定的岗位上、特定的角色里做到为人正直；对于每个人来说，真正把“为人正直”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中，都很不容易。就领导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为人正直”与“为政负责”之间的关系—确切些说，要在种种复杂情况下，处理好这两方面之间有可能发生的矛盾。年轻时受周抗同志教诲并担任其助手的李君如同志曾经有这样一段回忆：“有一次，出版社认为我一本书稿中一个观点不妥当，建议删去，我打电话请示周抗同志，他说：既然出版社不同意，就把这节内容拿掉，但是绝不要为了出版而修改自己的研究成果，你可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理解周抗同志的这番建议，他在1983年8月所作的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辅导报告，可以提供一些启发。当时他说：“只有真正坚持科学态度，有革命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始终同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种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当然不是当收发室、传声筒，当然是辩证的一致，不是形而上学的一致。”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工作了几十个年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位老共产党员，对这种“形而上学的一致”有精辟的理解：“形而上学的一致，就是不许你说半个不字，按组织程序提意见也不许—这实际上又成了‘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两个凡是’了。”对这种态度，周抗同志表示断然拒绝：“这个我们不干，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奴隶、农奴之类！”

周抗同志的这些话，听起来或许个性过强了一些，但其实，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恩格斯有一句名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他还因此而自豪地断定，“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在周抗那里，在李培南、冯契等哲学所乃至整个上海社科院其他许多前辈学者那里，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和追求正义的革命传统也是高度统一的。在纪念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之际缅怀这些前辈，我深深感到，他们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是多么珍贵。（摘编：邬伟民）

 

来源：社会科学报2009.9.24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