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一度遭到了冷遇。改革开放伊始，面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一系列的制度性疑惑和体制性缺陷，政治学进入了全面恢复和重建时期。经过六年多的时间，1992年，蓝瑛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当时最为齐全的一部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专著。在建国60年之际，本报约请蓝瑛主编回顾编纂始末，并展望了中国政治理论的未来走向。
发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市领导要求社联迅速恢复，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各项活动，这对打破“两个凡是”，促进解放思想起过重要作用。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政治学会的领导王松、王邦佐等在去北京参加国家“六五”期间的社科规划会议回来之后，专门找我谈话，说是他们在那次会议上接受了提交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学说史”的任务，并希望由我来承担。当时我着实感到比较意外，但又意识到这个任务有重要意义，引起我的很大兴趣，欣然接受。但又感受到这样的重大课题，绝非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胜任，也不应该局限于我自己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力量的圈子里，应该依靠科社学会这个组织的力量，就能具有更加扎实的研究力量。我很快召开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学会会长会议，提出以上海科社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共同的名义来承担这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这个建议得到了学会的几位副会长热情的支持与赞同，并当场规定对这些方面研究领域已有一定专长的七位同志组成编委会，又扩大到学会中一批骨干分子，包括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的教师，形成了一支有一定水平和实力的研究与写作队伍，并作了初步分工。这样就为担负重点项目准备了比较可靠的组织基础。
我意识到这是新的研究领域，有着特定的研究重点，也需要形成特定的研究体系，这些都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新的探索和思考。在目前有关政治学的学术理论著作中，还少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专著。而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的学术著作中，也少有论述马列主义政治学方面的专著，由于当时各种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的专著，都受到传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束缚，缺少从各个学科，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学等角度来论述马列主义的专著。而马列著作中大量的与这些学科有关的重要理论、思想论述，都是分散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还未从各个学科角度来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我认为“学说史”的研究角度，要突破这些传统的束缚，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马列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体系作出新的探索。这既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时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当代的各种新情况、新观点、新的经验和教训相结合的必然方向和必由之路。从这一思想出发，对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重点，我们认为大体应该以阶级观、国家观、民主观、革命观、政党观及国际关系为其核心，即在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下，取得政权、巩固政权，不断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进一步走向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明确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使我们的“学说史”具有一定的特色和新意。当然，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设来说，我们的认识还是一种探索，绝非完整。
基本内容
把编纂组的二十多名成员的思想统一起来，集中到完成一项统一的专著的编纂上来，这确实是一项特别复杂而又困难的系统工程，与编一本众多作者的论文集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和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尝试。当时就规定要集中力量先做一个有利于分工的详尽而具体的编纂提纲，既要进一步落实指导思想与基本内容，又要具体到统一编撰章、节和文字体例的各种具体规定上的要求。我们用了一年多时间，经过反复讨论和不断修改，形成了一个“共同纲领”，在这个提纲中，突出地解决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以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作为分编分卷的基础
这对“学说史”提出了一个总的轮廓和基本的理论体系。突出三次理论上的飞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这就是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诞生，突出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作为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起点，充分肯定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对促进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些应成为我们编纂“学说史”的不可动摇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性的结论。但在此前提下，我们同时重视空想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作用，也重视对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的客观介绍与评价，又力求对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巨大成就，以及重大错误、挫折，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全书的时间跨度长达470多年，还加上古代基督教及东方历史上的“平等观”、“公有观”、“大同社会”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的论述。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四卷共30章，上下编以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为分界，上编的第一卷为空想社会主义卷，共七章，对古代欧洲、东方、中国等多位空想家，都有所反映。第二卷共八章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下编第三卷为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分为列宁、斯大林、联共党内反对派、共产国际、毛泽东与中国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共六章。第四卷为二战以后时期，比较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的多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民族化的更加多样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作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其它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它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共产主义者、发展中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者等九章，时间界限大体上至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为止。尽管当时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以及着重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在亚非拉各国多样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情况的出版物是不多的，而且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还缺少深度，但在“学说史”中，对他们作为曾经存在过的重大历史现象的记载，仍然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对之作科学的研究。
突出以比较方法为特点的结构体系
以此体现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学术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同样表现为他之所以成为人类先进文明的最高成就，正是科学地吸收一切先进政治思想、包括批判地吸收和改造各种人类文明成果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同样也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同样要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地对待各种人类文明的科学态度为榜样，来对待马恩逝世以后人类文明的各种新发展和新创造，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不可缺少的思想理论来编写。因此我们在编纂“学说史”过程中，要求突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题，同时必须广泛而适当地反映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主要观点，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历史。通过这种比较方法，也能有助于加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我们以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专门一卷，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中同样存在的“闪光”和某些科学的因素，突破了传统观点中对此过多的侧重于欧洲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地上各具特色的思想理论形态，这些方面的论述是有一定新意的。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除突出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重要地位，也介绍了其他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曾经犯过不同错误的，按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力求对之作出科学评价。对马克思时代的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十多位代表人物，也列为专章介绍。对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人物”又列专门一章。对于当年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党内斗争以及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还有传统思想或历史资料上的限制，但其中的客观介绍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在第三卷中还介绍了秘鲁的共产主义者马里亚特吉，作为拉美的代表人物。第四卷中，专列了四章介绍当代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发达国家的，也有更多的是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不仅在国内长期执政，也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这也是符合于二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和社会主义向多样化和民族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趋势，它们有成败得失的曲折过程，也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的新变化，特别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
突出以人物为基础的编纂体例
这又成为“学说史”的重要特点，我们认为对于历史研究，必须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也就以此作为标志，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章节体例。又以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也包括不少政党的纲领、宣言）为基础，展现各种代表人物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思想观点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书共列120多位代表性人物，在力求广泛的同时，又安排好他们之间主次地位和相互间联系及影响关系，作了一人多章、一人一章，一人一节及一节多人的不同安排。同时也重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国家领导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特点，作了较为详细的客观介绍，有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分析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代的新变化、新发展以及各种新的经验与教训。
反思
中国政治理论研究出现新情况
课题组花了六年多时间完成的《学说史》专著，是依靠上海市科社学会的组织，发挥集体力量的作用，集中22位作者的心血，才得以完成的学术成果。此书得到马列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并有王松、姜琦两位专家为之作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5月正式出版，上下编112万字，共30章。此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但囿于当时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在当年历史条件下的种种局限，对社会主义政治学这门学科的探索，也还比较肤浅，还只能说是走出了第一步。
如今，距离此书出版已过了近二十年，我也愈来愈感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迫切需要与新的时代发展和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发展中，形成了理论体系，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要求我们把基本性的理论通过与多个专门学科结合，使之更为系统化。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又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诸多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加完整而又系统的目标。加强这些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发展，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在美国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风暴，并造成对全世界的冲击。这次金融风暴正是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基本矛盾，不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在纷纷议论对资本主义从制度上加以改革或进行各种调整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上世纪末的苏东剧变之后，曾经一个时期内出现过世界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低潮，但新世纪之后，开始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新趋势。这是在科学地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各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复兴，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的时代特点的客观条件下出现的新发展，表现为多样化、民族化的各种新形态、新特点，而在世界各地又出现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打出了“另一种替代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旗帜，也正在成为一种极其广泛的新社会运动。因而，新的时代主题、时代特点，也要求我们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矛盾，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经验、新问题，包括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既合作共存、又矛盾斗争的相互关系这些根本问题，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中，应重视把当代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前途的理论作为重要内容，要把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突出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要把中国的建设发展与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统一起来，在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作出共同贡献，同时把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最高目标。
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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