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不以成败论

在种种“繁复关系”面前，穆藕初最终认为，要“充量做去”，唯有依靠国家力量，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才能使中国经济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近读《穆藕初先生年谱》，颇生“不以成败论英雄”之感。穆先生三十四岁赴美留学，三十九岁学成归国。之后，短短五六年间，竟创办了德大、厚生、恒大和豫丰四家纱厂，而有“棉纱大王”之誉。然而，对于他来说，创办纱厂，不过是自己的“立脚事业”；而只有“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才是他“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年谱》大量地辑录了穆藕初有关工业、农业、商业、金融、教育，以及社会、国家和中外关系等方面的思想资料，并记录其一生行事。两者结合，我们不难发现，穆藕初的一生，都指向了他的这个“梦想”。在他看来，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有益之事虽小，“苟充量做去，其于社会国家间将发生无量关系”。即从选定棉纺为自己的“立脚事业”而言，穆藕初所真正关注的，是“振兴棉业，不但于平民生计上有密切关系，而于全国经济上亦生莫大影响。故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亦所以救国”。也正因为如此，凡有关棉业布局、工厂管理、工艺改进、机器引进和美棉移植等事，穆藕初都尝试着去做，希望以自己的成功经验，来推动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推动中国实业的发展。而为了使民族棉纺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他还发起组织华商纱布交易所，以抵制日商花纱布交易所对棉纱布价格的控制；甚至还联合华商，要求政府裁厘加税，即免除厘捐，提高进口关税；并提出由政府担保，组织棉业银公司，发行棉业债券，扶助民族棉纺业，为华商纱厂创造公平良好的竞争环境。

 “一事业动与社会上其他事业发生繁复之关系；而余之时间与精神，因一事业与他事业繁复关系上，逐日消耗者，亦不在少数。”纵观穆藕初一生，诸多“繁复关系”，凡不利于中国的未来，他都努力去改变。他的精神气质，颇似中国传统时代那些具有天下意识的士大夫，凡事都想从根本上、整体上加以解决。而且，不仅对于发展民族棉纺业，他要从自己的“立脚事业”上，于种种“繁复关系”上“充量做去”；凡与中国的社会改造与民族独立相关的“立脚事业”，他也都要于种种“繁复关系”上“充量做去”。

基于关心中国的实业发展，穆藕初始注意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注意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他又着眼于金融对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于是发起组织劝工银行，并赋予劝工银行“六项特别任务”：一是调查实业人才信息，适时推荐，使人无弃才；二是调查各地工业原料，推广工业，使地无遗利；三是调查海关进口货物，以唤醒民众的国货意识；四是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提供信息；五是聘请专门人才，免费为需要开办或改良的工厂提供技术服务；六是出版《劝工月报》，刊登各种工业信息。显然，对于中小工业发展的种种“繁复关系”，穆藕初也是“充量做去”。

同样，基于对发展实业的关注，穆藕初对实业与教育的“繁复关系”，也努力从根本上、整体上“充量做去”。他认为只有“沟通实业与教育之界线”，使办实业的人真正掌握如何办理实业的知识，才是发展实业的“培本之法”。于是，他一方面强调发展职业教育，与黄炎培等人一同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创建各类职业学校；还致力于建立农业学校，附设试验农场，以培养农业专门人才，沟通农夫，传播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另一方面，他还致力于实业高级人才的培养，参与创建了上海商科大学，并资助农业技术研究，还先后资助实业人才留学海外。而从社会的根本改造出发，穆藕初尤其重视德育。对职业教育，他一方面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职业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则要求“努力育成其耐劳习惯、持久性质、克己复礼工夫，斩除一切巧取幸获之观念”。对于实业高级人才的培养，惟“国家之康强，社会之富裕，胥出此辈人才之手”，他更是强调必须道德和科学教育并重。

 “西风东扇，机械日新”，“无一不需新知识以主持之”；而千年帝制“一朝变为共和，新道德基础未立，旧道德藩篱早破，一般枭獍之众，如脱牢之囚犯，如出柙之虎兕，无羁勒，无约束，狂奔怒突，一任个性之发泄”，“于是人与人之冲突起，政治因之而日非，人心因之而日坏，不但实业无望振兴，即吾人入世处事，其困难亦倍蓰什伯于曩者”。穆藕初深知，此中“繁复关系”的解决，必须以社会在思想和观念上的进步为前提；而学术上的根本探讨，则是“充量做去”的关键。惟此，他对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尤为倾心。他写信给蔡元培先生说：“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而“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但是，对于中国当时派遣留学生的方法和效果，穆藕初是不满意的。他对蒋梦麟说：“历年派赴各国之留学生虽多，而成效实鲜。有年送数十人，而回国后绝无表现者。是虽半由于所洽之学生无学术上之自觉，且不能了解中国社会之情形，以作比较之研究，亦半由于考试方法，不足以得真正人才之所致。”惟其如此，他决定向北大捐银五万，委托蔡元培个人，并请胡适之、蒋梦麟、陶孟和协助“审查北大毕业生中能对学术社会确有贡献而负有希望者，不经考试，斟酌选派，以实行选派留学生之一种试验”。

还在穆藕初的事业如日中天时，上海商务曾经出版过《现代之胜利者》英文读本上下两册。此书的上册，列举了世界上十六位人物。其中有爱迪生、爱因斯坦、洛克菲勒等人，都是我们熟悉的名字；而所列举的四位中国人，其中就有穆藕初。《年谱》引录了《现代之胜利者》中有关穆藕初的很长一段文字。一是说他“在短短的五年中，成功地创造和经营了三大纱厂，它们的交足资本总额达五百万两银子，管理十万纱锭，一万台拈线机和六百台布机”，而这些“对于一个年轻时几乎身无分文而后却升到了这般富裕又有声望的人而言，却远远不是止境”。二是说“中国工业发展最需要的是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诚实而有效的行政机构”，而因为有穆藕初先生的引导，则可以“希望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经济时代将被引进中国”。

然而，从1923年开始，穆藕初创办的几家纱厂，先后陷入了经营上的困境。战后世界棉纺业的复苏、外国资本的控制重新加强，以及短时间内货款过多等问题，显然都是使穆藕初的经营陷入困境的原因。但最使穆藕初心寒的，却是厚生纱厂股东中，“党派纷立，互相倾轧”，至有“昧于事而啬于财，以一人之因循，遗误大局”者。毅然辞职之际，他谆谆告诫厚生厂的股东们：“慎勿牺牲个人之私产，而间接消耗国家之富力也。”并希望今后的继任者：“毋自利以害公，毋自卑以媚上，毋敷衍因循而牺牲此良好事业也。”此后数年，“政局日非”，穆藕初所创办的纱厂又受损失，先后或出售于人，或出租于人。论及此中原因，穆藕初“不胜遍地荆棘之慨”，而感触最深的，就是“多数人尚未彻底觉悟”。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穆藕初开始以显著姿态，参与了总商会有关裁兵、理财、制宪、赎路、免厘加税等一系列活动，而被毛泽东视之为“新兴的商人派”。穆藕初一直认为，以自己的性格，是不适于从政的。但是，“政治清明，实业发达”的期望，最终还是将他推向从政之路。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任次长，开始了他的从政之路。到1942年于国民政务农本局总经理任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为止，他在政坛上几起几落。而他最后一次被撤职，一由派系斗争，一由“妨害他人发财”。从政，对穆藕初来说，真可谓是在种种“繁复关系”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于重庆寓所。先生生于1876年，十四岁入花行习业，即因目睹“棉花搀水恶习”，而“希望今后有良政府出，大修政教，商人道德因以提高，庶使群商贸易齐上轨道”；二十岁时，因甲午战败的刺激，始有“求西学之决心”；二十五岁考入江海关，因“知海关主权完全为外人所把持”，“欲出洋研究经济学，为他日收回关税主权之预备”；辞职海关后，又从事过教育、出任过江苏铁路警长。至留美之前，先生已有非常丰富的工作和社会经历，参加过各种救亡活动，而能于留学期间随时体察中西社会之不同，为将来效力于国家预做准备。先生律己甚严，性格强毅，信奉知行合一，青年时即下决心“从自强不息中锻炼出新吾来”。儒者的天下意识，西方的知识背景，融贯于他一生的行事中；成功与失败，都从这自强不息中来。故先生的一生，是不能以成败论的。

1995年，《穆藕初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研究穆藕初先生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本。而这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的《年谱》，则为研究穆先生一生的行事、思想与时代之关系，提供了广阔的认识空间。《年谱》编撰者从大量的报刊杂志中，辑录了穆藕初所从事过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使我们得以深入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与他个人经历的关系。如上世纪自三十年代始，穆藕初更多地希望以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的办法，来振兴中国的实业。读《年谱》，则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的这一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任意支配之下的投机性，导致了中国“经济之紊乱状态”，而使中国的全部工业都处于畸形发展中；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在中国却有惊人的发展，且有深入中国农村的势头。《年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穆藕初在这一过程中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思想的。显然，在种种“繁复关系”面前，穆藕初最终认为，要“充量做去”，唯有依靠国家力量，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才能使中国经济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钟祥财先生说：“穆先生是一个连接传统和现代的人物，是一个不为赚钱而经营的企业家。”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行事和思想，紧密地联系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汇聚着那个时代的风云，而成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坐标。

《年谱》的编撰，也略有不足。一是辑录资料有错漏。如《年谱》第122页“本月”条：“厂内所纺十支粗纱每日夜可出纱一磅又十分之九，其出数之速全国中无有出其右。”出处注谓：“《申报》1919年3月6日。”然核对《申报》原文，乃无“其出数之速全国中无有出其右”之句；而“每日夜”之后又漏掉“每锭”二字。二是系事时间有误。如《年谱》第46页“7月25日”条，引《时报》之《穆藕初万里投书》文；然此文载于《时报》该年7月26日版。惟此类错误稍多，读者自当注意。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2009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