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往的和谐家庭或文明家庭评估体系更多地从社区和行政工作业绩考核为出发点，存在重形式轻内涵、重外在评价轻自我感受以及忽视家庭结构多元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等缺憾，本研究借鉴国外的度量指标，根据中国国情建构一个以人为本、定位关系质量的和谐家庭评估体系，并通过上海城乡1200个家庭的经验资料加以测试、评估和检验。研究结果报告，成员间恪守承诺、履行责任、相互体贴的家庭仍占主流，多数家庭的协调适应能力较强，但在情感表达、营造欢乐氛围以及人际互动中的包容、妥协尚有欠缺。回归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符号互动论、家庭压力视角、文化规范分析和社会资本论的假设。其中家庭价值观对于和谐家庭的建构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和谐家庭 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经验研究
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020
一、研究背景
家庭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织，在推助小康社会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方面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而目前几乎所有研究和谐社会的课题和专著都未将和谐家庭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框架中的一部分，从唯一一本相关专著《和谐家庭建设读本》看，主要是妇联系统出版的通俗读物，由于缺乏学术背景和实证研究基础，只是简述了社会主义家庭道德的基本内容，未对和谐家庭的概念、特征和评估指标等进行探讨（赵士辉等，2006）。[①]随着离婚率的持续上升以及大众传媒对所谓的“闪婚”、“闪离”、婚外恋、“包二奶”、情杀等典型案例和隐私故事的过度渲染，加上各种存在严重样本偏差的所谓随机调查（实为方便抽样、随意调查）统计结果的广泛复制和传播，以致许多公众对当前中国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自由泛滥以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深表忧虑。于是，一提起和谐家庭建设，就把它归结为家庭美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即使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学界也不例外，以国家社科基金发布的课题指南为例，多年来社会学学科与家庭婚姻有关的选题招标几近于无，人口学领域主要集中在与计划生育后果和政策有关的项目，而历史学学科2006年和2007年连续发布“中国近代家庭结构变动与‘孝’的观念的发展变化”选题指南，哲学学科中的“家庭美德建设研究”从2003-2008年已持续六年以同一选题出现在招标指南中；上海市社科规划基金社会学学科多年来唯一与家庭有关的项目指南为“和谐社会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研究”。
然而，把道德作为和谐家庭的唯一评价标准，显然忽视了家庭需求和关系质量的多元化和多层面。其实，向家庭成员进行道德灌输，强化其义务感、责任心，只是和谐家庭建设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其全部。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试婚同居、青少年避孕、虚拟婚恋、契约婚、无性繁育等新伦理问题日渐凸显，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经济和工作压力成为家庭的普遍焦虑，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儿童社会化、教育功能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子代沟和冲突，速变时代的价值观念、旨趣爱好、个体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多变性，使家庭中亲密关系的调适、子女教养、老人照顾和家庭危机的有效应对等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和谐家庭新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如何在扬弃传统家庭规范的同时注入现代新价值、新取向，以及家庭伦理教化的内容和有效方式等都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和积极倡导。此外，家庭如何通过发掘内外资源、提升成员间的凝聚力和社会适应力，发挥家庭的正功能，以回应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也是速变的风险和竞争社会提出的新课题。
本研究的必要性还在于和谐家庭指标体系专题研究的极其匮乏，搜索数字电子期刊网，不仅和谐家庭的专题研究极少，研究和谐家庭指标的相关文献只有一篇，且不仅评价指标存在重大缺陷，同时也未对和谐家庭的影响因素加以探讨。因此，本课题的设立将有助于填补和谐家庭研究的缺位，并对既有指标体系的缺陷加以修正，同时，通过分析家庭和谐的影响机制，对改善家庭生态环境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提出积极建议，以使进一步提升婚姻质量和家庭凝聚力，增进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二、文献回顾和评述
（一）国内相关测量及其评述
由于和谐家庭的指标研究仅有一篇相关文献即“关于家庭和谐状况的评价体系研究”[②]，而对于家庭精神文明测评体系的研究其实也殊途同归，探讨的都是家庭生活和关系质量。但因这些测评指标尚在试行中而未予公开发布，我们仅获得其中“全国文明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和“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十一五’测评指标”的文本（内部印刷版）[③]。因此，本文对国内和谐家庭或文明家庭测量指标所作的评述，均以这三个范本为参照。笔者认为，上述指标体系无论是总体框架还是具体的测量指标都存在重大缺陷：
1、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的混淆。在“关于家庭和谐状况的评价体系研究”中，夫妻感情不深、夫妻价值观不同、夫妻性格各异、家庭伦理道德缺失、家庭传统观念严重、亲子教育方法不当和婚姻家庭中的方法与技巧缺失七个因素是导致家庭不和谐的主要成因，并以此7 个层面构成家庭和谐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且不说作者一方面将这7个侧面都视作家庭不和谐的成因，一方面又把它们都作为评价体系中的7个层面，本身就混淆了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也不说夫妻价值观不同、性格各异是否与家庭和谐直接相关；仅以“夫妻感情”侧面的具体评价指标看，“婚姻自主率”、“恋爱时间长度（谈恋爱时间最好不要短于6个月）”这两项变量，也并非是度量夫妻感情的有效指标，甚至未必是夫妻感情的决定因素，比如，一些父母包办的老年夫妇，尽管没有6个月以上的浪漫恋爱经历，但几十年来却和谐相处、相濡以沫，而不少青梅竹马、婚前感情笃厚的夫妻，婚后却难以协调适应甚至劳燕分飞。家庭文明测评体系中的一些指标，如“家庭藏书量≥300本”、“住所布局合理，简洁明快，舒适宜人，干净整洁”、“对子女状况的满意度≥80%”等，或许只是家庭和谐的影响因素（甚至连影响因素都不是），并非是家庭和谐的评价指标。
2、评价领域及评价主体的公私混淆。对家庭是否文明、和谐的评估应聚焦于家庭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质量，而诸如“见义勇为，弘扬正气”、“对老、弱、病、残、孕者主动礼让”、“人文知识知晓度≥60%”、“对科学观念和方法的认可度≥70%”、“工作努力，勤劳致富”、“奉公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等项目，多为社会公德评价指标而并非测量家庭和谐的直接指标。此外，文明家庭测评的不少指标如“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夫妻感情融洽”、“消费合理，开支适度”、“无家庭矛盾和家庭暴力现象”、“住所布局合理，简洁明快，舒适宜人，干净整洁”等，均需由“居/村委会评议、妇联核定”，而随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日渐分离、个人隐私权观念日渐为社会所公认，居/村民的夫妻感情、亲子关系、家庭矛盾、消费理财及个人习惯等家庭隐私，通常不为外人所知，况且，对情感和家庭生活质量是否满意很难有统一的公共尺度，不同的家庭对“感情融洽”、“开支适度”、“居所舒适”的期待各不相同，让社区、妇联来“核定”居/村民的家庭私密关系和生活质量，显然也存在评价主体混淆的问题。
3、量化指标重形式轻内涵。出于测评需要，一些学者和有关部门常设法以数字化指标来考察家庭成员的文明程度和相互关系，如“每天读书看报等学习1小时以上”、“每周参加体育锻炼2次以上（每次半小时以上）”、“常回家探望父母，每月1-2次”、“邻里相识度≥60%”、“家庭权力共享度≥75%”、“妻子决定家庭重大事项人数占丈夫人数百分比”、“家长每年参与4次以上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家庭成员有1项以上艺术爱好另加3分”等，然而，邻里相识度更多地取决于房屋结构（如封闭式公寓住宅的邻里间相识较少）、居住时间的长短、工作性质及个人性格；退休老年人通常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锻炼；那些泛泛而谈、质量平平的形式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即使参加次数再多也未必有成效；而一些家庭即便实权由一方握有也未必不和谐。此外，因工作需要或路途遥远，每年只探望父母1-2次甚至常年未探望也未必影响家庭关系。可见这些重形式轻内涵的量化项目并非是度量家庭和谐的直接指标。
4、对非标准和贫困家庭的歧视。以往的指标评估体系通常按中青年三口之家或三代同堂家庭的标准设计，于是，“每天与孩子一起活动、游戏”、“妻子月收入占丈夫百分比”、“丈夫家务劳动用时占妻子百分比”、“姻亲关系融洽度”，“教育投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20%/年”、“生活宽裕，家庭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书报、网络信息等学习投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3%以上”、“家庭电脑拥有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良好”、“室内及庭院绿化美观”等成为达标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和模式是多元的，一些无子女或中老年家庭不可能“每天和孩子一起活动、游戏”，也无须参加家庭教育指导，有的单亲家庭没有丈夫或妻子、没有姻亲关系，许多项目无法回答；而那些贫困的或老年空巢家庭没有藏书、报刊和电脑，一些家庭成员身患重病、收入下降、生活拮据，或居处狭窄谈不上舒适宜人或绿化美观，难道这些家庭就缺乏温馨、难以和谐？
5、指标概念缺乏可操作性。由被访自测的指标概念内涵和外延尤须明确，但上述评估体系中的许多变量，如“学习意识强，学习氛围浓，学习效果好”、“妻子自我提高用时占丈夫百分比”、“精神生活追求度”、“知晓常见病或慢性病的防治方法”、“科学理财，理性消费”、“学法、用法、守法，有防黄、毒、艾、赌、骗的知识”，“对婚姻、科学育儿知识认知度≥70%”、“家庭安全、节约环保知识知晓度≥70%”等根本无法操作，比如“学习意识”、“学习氛围”、“学习效果”、“自我提高”如何理解或操作？精神生活追求到什么“度”才最佳？“防黄”、“防骗”知识究竟有哪些？另外，有指标甚至需要另附一套操作化的细目，如常见病或慢性病有哪些，每种病的防治方法如何？哪些育儿知识、家庭安全、节约环保知识必须达标？况且有些“知识”是否有标准答案也难说，比如怎样消费才是理性、如何理财才是科学的？
由于指标缺乏可操作性，上述的和谐家庭指标和文明家庭指标体系似未经实证资料的检验，即未在和谐家庭和文明家庭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加以验证或推广使用。
（二）国外相关理论、测量及其评述
国外与和谐家庭评价的相关理论框架，较为通用的指标体系研究有家庭凝聚力视角、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以及家庭环境量表。
1、家庭凝聚力测量
“家庭凝聚力”是美国家庭学者在反思了物质至上主义、消费文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对家庭的消极影响后提出的研究新视角。德弗雷等指出，美国20世纪的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家庭为什么失败”的问题上，21世纪的研究将更关注“家庭如何才能成功”的问题。家庭凝聚力研究视角并不否认家庭问题的存在，但它采用积极、乐观的世界观和生活取向，寻求“家庭如何创造性地和有效地迎接挑战”的途径。尽管媒体每天都在灌输着大量关于私通幽会、夫妻冲突、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负面故事，但对全球27个国家21,000多位家庭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世界上大多数家庭有着相当的凝聚力，稳定牢固的家庭要比麻烦重重的家庭多得多。而家庭凝聚力模型可以激发和引导人们建立更令人满意的关系。[④]其代表性测量主要是Stinnett等提出的家庭凝聚力量表，包括6个侧面：承担义务、尊重和情感、积极的交流、共度欢乐时光、精神健康和有效地处理压力和危机，多次修改后现有80多个项目。[⑤]
2、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家庭科学系教授Olson等于1982年编制，共有30个项目，以5级评分。“家庭亲密度”侧面分为松散、独立、亲密、粘连4种类型，“家庭适应性”侧面包括有序、无序、灵活、刻板4种类型。该“环状模型”中的“平衡型家庭”既具有较好的内部亲密度，又具有应对各种危机和压力的适应力。由费立鹏等根据中国实情况进行的修订版，[⑥]被国内医学和心理学界广泛引用于对精神病患者、酒精依赖者家庭与对照组家庭、以及大中学生家庭进行比较测试（刘士勇等，2002；张吉营等，2006；曾棣等，2005）。[⑦]实际上该量表已几经修正，现改为6种类型42个项目(Olson, Gorall & Tiesel, 2002)[⑧]，而国内学界仍在沿用1982年的版本。然而，无论哪个版本，无论是家庭凝聚力量表、亲密度和适应性测量，都更适用于西方文化和家庭结构，比如，美国三代同堂家庭很少，他们对个人自由、独处的期待较高，宗教信仰的指标也较为重要，加上美国人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题意的理解力也更强。因此，其中的“我们将困难和挑战看作是成长的机遇”、“家人之间能坦诚地分享各自的感受”、“理解做成一件事需要时间，所以互相给予对方充分的余地”、“我们家很好地处理了共处和独处的关系”、“家人之间可以随意谈论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家人对其他家庭成员朋友的事情知之甚少”等项目，或许未必适用于我国，此外，有些指标的题意、界限表述不够明确，或者口语化缺乏，如全盘照搬的话，国内农村的或低教育层次的调查对象在理解上会有障碍，由此影响效度。
3、家庭环境量表
被最广泛采用的家庭环境量表（FES）由美国心理学家Moss等于1981年编制，1991年费立鹏等在此基础上修订后成为该量表的中国版。该量表共有10个分量表90个是非题，分别评价不同家庭的社会和环境特征：1）亲密度；2）情感表达；3）家庭冲突；4）独立意识；5）成就意识；6）知识性；7）娱乐活动；8）道德观；9）家庭规则；10）控制管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重测信度，但成功性、娱乐性和控制性、情感表达、独立性、道德观等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差，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跨文化影响对题意理解差异所致。[⑨]但我们认为该量表的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和家庭关系评价指标的区别，从指标的分类特征看，亲密度、情感表达、家庭冲突、独立意识等为家庭关系质量指标，而道德宗教观、成就意识、娱乐活动等显然不是家庭关系的评价指标，甚至只是间接的影响因素，如“我们认为无论怎样，离婚是不道德的”、“我们认为行贿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现象”、“家庭成员都认为使生活水平提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我们家每个人都对1-2项娱乐活动特别感兴趣”、“我们很少外出听讲座、看戏或去博物馆以及看展览”、“我们家经常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很少讨论有关科技知识方面的问题”、“我们家的人对获得成就并不那么积极”，有些指标甚至难以判断对家庭关系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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