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年,中国地缘环境变化的特点是地缘政治的“经济化”，中国成为整个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几乎所有邻国的第一贸易伙伴。美国的亚洲盟国同中国市场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超过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从对中国进口制成品的依赖转变为对中国资金的依赖。这个趋势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的结构，使亚洲地缘经济结构上升并超过冷战遗留的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体系同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并存，但是不再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的“经济化”，是否还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战略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周围的地缘环境可能出现另一种变化趋势，这就是地缘经济环境的“政治化”。这种地缘经济政治化的前景一般都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的趋势。
其一：美国、中国、日本三者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果正面发展，可能超越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形成“三边共同治理”的西太平洋大国政治格局；但是如果负面因素上升，则可能出现美日军事同盟向美日经济同盟转变，对中国构成巨大压力。
其二：中国、俄罗斯、印度三者之间作为“金砖四国”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但是，经济同构和市场竞争也可能导致他们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显现出来。
其三：东盟“10+3”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可能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在内的全面合作机制；但是也可能遇到安全和政治因素的障碍，进一步机制化的难度加大甚至止步不前。
其四：台海两岸市场一体化的持续发展促使两岸在政治相互定位上取得突破；但是也可能由于市场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两岸政治认同的差距继续拉大，或者台湾通过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得新的市场空间而放慢与大陆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其五：中国新疆、西藏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使“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获得某种社会基础和外部支持，中国西部的反分裂斗争与中亚、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威胁结合，变得长期化和复杂化。某些大国可以利用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国西部的“弧形冲突带”展开战略渗透。
其六；中国与周围国家的领土、岛屿、领海争端与资源争夺相结合，潜在的甚至已经解决的领土领海争端可能再度上升甚至激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印边界争端和南中国海岛屿争端，都可能由于经济资源开发而提前发生冲突。
其七：中国周围某些贫穷国家经济极端困难将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引起这些国家政权更迭或制度剧变的“颜色革命”，其中有些国家的内部经济危机足以引起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重组，形成亚洲“颜色革命带”与亚洲地区合作机制之间的长期角逐。
其八：亚洲部分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上升或经济频临崩溃，都可能加速发展以核武器为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系统，由此在中国周围形成“核扩散”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环境与亚洲大国权力和非传统威胁结合，将构成非常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结构。
其九：由于能源供求关系趋紧的长期趋势，亚洲将出现一系列于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线相关的地缘政治裂变。其中包括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输油管线、东海和南海的海底油气资源、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的石油运输通道等。如何确保这些资源和通道的稳定安全，将是亚洲地缘政治的长期问题。
其十：亚洲生态环境变化更有可能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在亚洲处于核心地缘位置，无论亚洲生态环境出现何种变化，中国都兼具积聚效应与辐射效应。特别是亚洲大河大多源于中国，国际河流的水源安全将对地缘政治产生长期滞后影响。沙尘暴、酸雨、海洋生态等都具有跨国的地缘政治效应。
其他还有许多可能改变中国周围地缘环境的因素，如文化宗教、人口流动、疾病传播、国际犯罪、高科技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类到地缘经济因素引发的地缘政治结构改变。而地缘经济因素中又以中国经济的巨大能量增长作为首要变量，引发或带动其他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的重组或重构。
因此，我们在看到十年来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亚洲经济引擎、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的结构变化过快而引起亚洲政治、社会、安全等地缘环境的不稳定，甚至形成新的冲突源。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为防止地缘经济环境的“负面政治化”而调整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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