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基督教圣公会新加坡教区周贤正大主教率团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并作了名为“全球变迁对我们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对方式——以新加坡为例”的演讲。笔者有幸聆听了这位新加坡教会领袖对国家及社会的回应，以及教会在这方面参与和贡献的体会，觉得获益良多。
周大主教在演讲中，从新加坡立国的生存环境，到阐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环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娓娓道来，让听众对新加坡在“连水都由国外控制”的生存条件下能成功地“挣扎”到现在并取得成功的经验，平添一份敬意。
演讲者在教言教，讲话中当然有多处提到教会方面在新加坡社会进步上作出的努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督教团体在参加社会工作方面已不需要政府下指导棋，而且在类似政府发动的“洁净新加坡”行动、“微笑运动”等旨在提高国民素养的活动中自觉投入，贡献良多。
笔者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周大主教谈到了新加坡与中国合作的象征——苏州工业园区在今年正好是15周年，但他特别指出，新加坡的经验不只是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国家不大，很多方面与上海有相同之处，也就可以给上海这样的向着建成国际大都市目标努力前行的城市提供很多的借鉴作用。
联系到中国政府层面近年来确实有意加大了对“新加坡经验”的撷取，包括组织国家干部到新加坡汲取成功的经验，扩大和新加坡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等，足见在这方面业已达到共识：新加坡成功的经验不仅仅是“苏州工业园区”就能涵盖得了的。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
更有深意的是，周贤正大主教在其演讲中还提出了如下问题，即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的国际-区域-本国环境中，如何做到又生存又发展？这里面牵涉到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团体的伙伴作用，许可及成熟信任、分工合作的互动张力，以及对动态互信不时作调整的社会实验等。
而在公民（Citizenry）、市民（Civic）、文明（Civil）的参与的程度上，则有被动、主动和带动之分。
笔者感觉到，周大主教的演讲内容，其实包含着三种层面上的关系：
一是政治智慧的体现：所对应的是官方与团体的关系。有很多事情，政府出面管不好，或不宜管，也不会管和不能管的事情，社会团体接过手去，却可以很顺当地处理好，这就既减轻了政府工作的压力，也让社会团体尽到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如新加坡绝对不可能走西方社会那种纯西式化政治道路，这里体现了文明价值取向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就以对待同性恋问题来说，2001年11月，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在接待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总有一定的道德和价值观，这种平衡并不一定由政府设定，而是取决于公众的态度。
新加坡是一个具有多个种族和多种宗教的国家，这里面许多人士在个人观念方面非常保守，他认为政府应该承认这一点。李副总理明确表示同性恋者在新加坡并没有受到骚扰、威胁或者挤压，但政府也不鼓励同性恋生活方式招摇过市或者通过将之呈现为主流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使之合法化。这就是政治家智慧的生动体现。
二是伙伴角色的扮演：所对应的是团体与团体的关系。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移民国家，如若处理不好，不同文化板块断层造成的罅隙，必定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就以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来说，新加坡周边的国家基本上属于回教文化圈，如毗邻的马来西亚，以及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穆斯林占多数的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等，它们将华裔民众居多的新加坡紧紧地裹在中间，因此，如何让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加坡民间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做到互相信任，在加强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三是社会关怀的反映：所对应的是民众与团体的关系。爱心的付出和来自社会的回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尤其是当下面临金融海啸袭击之际，显得弥足珍贵。
而宗教界的社会团体，则可在这个领域长袖善舞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凝聚人心，共渡时艰方面，宗教话语和行动往往有着他人无法代庖的心理慰藉作用和影响。
民众怎样看待社会团体，如何评价其发挥的效应，当然与该团体的付出成正比例。这同样可给转型社会中的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加坡经验
笔者以为，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往往在强调政府管理同时，会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团体的自身作用。而在看到类似宗教社团这样带有特殊吁求和利益的民间组织存在时，不去注意其蕴含的可资发挥乃至借助的特殊能量，最多只是将其作用固着于社会慈善事业，却对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发挥有益作用方面戒心重重。
诚如周大主教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新加坡的经验不仅仅在于15年来成功运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成败、顺利或困难的经验值得我们分享和借鉴：看到宗教的社会作用，注意发挥宗教界团体的影响力，何尝不是值得参照的经验！
三年前，即2006年岁末，在沪上召开的中国境内首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话和交流研讨会，正是在国内宗教管理部门的支持下，由当时任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傅先伟长老（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两人牵头并举办起来的。
笔者当时也参与了此会的筹划，曾从傅长老那里得知，原来此次相关的对话与交流构想，与来自新加坡社会实践中类似活动的启发有很大关系。而标示着“和合共生”主旨的该次研讨会，亦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
由此可见，在构建社会和谐发展，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上，新加坡类似的经验还真不少。从这意义上讲，周大主教访问沪上的演讲，其弦外之音不啻善意的提醒。
作者是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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