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研究如果以确定性开始，就会以不确定性结束；反之，如果以不确定性开始，且坦然地面对不确定性，就会以确定性结束。这正是混沌科学所揭示的新世界观图景：混沌蕴育和生成秩序，只有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发现确定性。在自然科学进入不确定性时代已近百年的情势下，正统经济学依然固守于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成而不能自解，它正在以一种反自然科学的方式追求着自身的自然科学化。现代经济学需要一场新的认识论革命：以不确定性世界观为指导，审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寻找自我革新的动力。
关键词：混沌 不确定性 经济学认识论
一、正统经济学对确定性的寻求
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所做的一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追求确定性。这种局面直至二十世纪初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而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始，以“李嘉图恶习”为标志，主流经济学便走上了自然科学化的道路，寻求确定性也就成为其始终如一的学科目标。这种局面，即便是在二十世纪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墙被推倒之后，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诉求，使其不可能不把对确定性的寻求作为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学发展早期，如果有谁敢不承认“萨伊定律”就要“受到嘲笑”一样[6]，而在今天，如果那位经济学者不精通数学建模，就会自愧学养不足。在此背景下，主流经济学界难免不被如下信念所笼罩：仿佛经济学知识是确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以来，休谟原本是不确定性理论的奠基者，然而他的怀疑论命题竟然被经济学者用来求证经济学知识之确定性的论据。众所周知，经济学通往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是通过与伦理学相分离而开启的，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休谟是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的理论肇始者。休谟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确定的事实，“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指称的是价值判断[7]，而从逻辑学角度讲，从“是什么”不可能过渡到“应当是什么”，因为，这种过渡存在两个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在空间上，我们无法从有限跳跃到无限，即从实际观察到的有限事例（特称判断）跳跃到涉及无穷对象的全称结论（全称判断）；在时间上，我们不能从过去和现在跳跃到未来，即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跳跃到对未来的预测。
休谟这个原本属于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命题，伴随着二十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向经济学的渗透[8]，最终被演绎幻化为一种绝对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形而上学。而休谟命题“从无害的区分到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关键转换”[9]，恰好为经济学去价值判断化提供了有力的立论依据。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人类认识能力既然不能跨越这两个逻辑鸿沟，学术上的分工就应该让经济学留在此岸世界，摆脱烦人的价值判断，集中精力探索科学的经济规律，而把彼岸世界交给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以便为人类寻觅一个精神家园。据此，老凯恩斯刻意把经济学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科学和政策艺术(手段)。[10]从此学术界便有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野。这一观念最终被浓缩定格为一个经济学价值无涉命题：“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11]经济学试图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这是经济学纯化和自然科学化并最终自立门户的第一步，这其中所蕴含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
然而，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的一门学问”[12]，即便把伦理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界之外，它仍然无法摆脱其他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纠缠——效用的心理性、偏好的开放性、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备性、要素的异质性、货币的非中性等。这就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人类日常商业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科学经济学如何面对其影响范围和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不确定性问题？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和奥本海姆对经典自然科学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作了研究和总结，他们发现经典科学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即“假定－推理模式”或“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13]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
这一经典自然科学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方法，很快便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石。它通过完备知识、完备信息、完全理性、完全竞争、货币中性、制度中性、价值中立、零交易费用、稳定偏好序、企业同质性、资本同质性、劳动同质性、产品同质性、“其他条件不变”等各种假设，首先为经济理论的建构塑造一个按照研究者的目标易于处理的确定性经济环境，尔后再以“经济人最优化”为逻辑大前提演绎出一系列“确定性”的经济学命题。长期以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完全竞争世界里从事理论建构活动的，并最终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基准理论模型——“五个不相关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莫迪格利安尼―米勒（MM）定理、科斯定理、卢卡斯货币中性定理和贝克尔－斯蒂格勒（BS）定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定理描述了一个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竞争市场；MM定理描述了一个金融工具（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金融市场；科斯定理描述了一个零交易费用情况下法定产权的初始安排与经济效益不相关的完全产权市场；卢卡斯的货币中性定理描述了一个长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增长）不相关的完全货币制度；BS定理描述了一个执法体制（除法庭外）与执法效率不相关的完全司法制度。[14]上述五个基准定理实际上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根本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理想经济世界。
的确，这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可操作性，并使得获取确定性的经济学知识成为可能。但也因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削弱或牺牲了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招致广泛批评。甚至在主流经济学阵营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容忍把“人类日常商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对人们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却视若无睹：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企业何以存在？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利润来自何方？如果人的理性是完备的，要企业家干什么？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机会主义何以如此普遍？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经济制度和组织发挥什么作用？总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经济学还有存在的理由吗？也许这就是熊彼特作如下断言的理由：“客观而言，确定性即使肯定存在，也必须承认不确定性。”[15]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无从解释。
有鉴于此，主流经济学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追求研究范式的自然科学化和经济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它区别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它引以为傲的根本根由；另一方面，它在不确定性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苍白无力，则使其不得不反过来检视这种科学研究范式和确定性知识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这就是弗兰克·奈特得出来的结论：经济学作为“唯一有可能成为一门精确学科的社会科学”，“它享有科学的殊荣，但也必定具有科学的局限性。”[16]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穷追这样一个老套的问题：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17]而恰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如果以确定开始，就会以疑惑结束，如果以疑惑开始，并且耐心地解决疑惑，就会以确定结束。”[18]这正是现代混沌科学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只有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发现确定性。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在自然科学进入不确定性时代已近百年的情势下，主流经济学却依然固守于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城而不能自解，显然，它正在以一种反自然科学的方式追求着自身的自然科学化。因此，主流经济学必须走出经典自然科学确定性的围城，寻求新自然科学不确定性思维方法的支持。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走进一门新的学科：混沌科学。
二、混沌与不确定性
对于混沌科学的意义，詹姆斯·格莱克有过一个经典评价：“混沌开始之处，经典科学就终止了。”[19]这意思是说，混沌作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它所揭示的混沌与和谐、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随机性相统一的新自然科学观，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新世界观图景——不确定性世界观：初始条件敏感性、反馈性、创生性、非理性、自相似性。
初始条件敏感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一
尽管早在20世纪初，庞加莱就在其《科学与方法》一书中预言了混沌科学的诞生，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出人意料地在计算机帮助下发现混沌之后，这门科学才真正实现飞跃发展。这其中，最著名的“混沌计算机实验”就是由洛吉斯蒂方程而来，
反馈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二。
洛吉斯蒂方程又被称为“迭代方程”，它通过奇特的“数学实验”给我们描绘了系统通往混沌的历程及其所具有的反馈性特征。假如前述方程代表的是一个人口增长模型（我们把种群x表示成0与1之间的一个分数，0表示绝种，1代表可以设想的最大种群；a代表控制参量，取值可大可小。），而所谓“迭代”，即是指从初始人口X（t0）开始，计算出新的人口X（t1），把这个新人口带入方程的右边，用以计算出下一次的新人口X（t+1），再把后者带入方程右边，如此继续下去，以至无穷。这个迭代过程表明，反馈性是混沌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混沌正是在无穷延绵的反馈链中产生的，换言之，“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20]。反馈性意味着游戏本身就包括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方法，世界乃是一个自我改变规则的循环建构的反馈性游戏运动——不但主体生活世界在不断地自我建构，客观物理世界也在不断地自我建构；同时，主体生活世界不断地建构客观物理世界，而被建构的客观物理世界反过来又影响主体生活世界的建构。这样一来，反馈性不仅拓宽了科学认识主体的存在空间，而且增加了认识主体之行为空间的多元性和拓扑性，并使得认识主体的感觉空间更具立体性，直觉空间更具潜能性。反馈性所带来的认识主体存在空间、行为空间、感觉空间和直觉空间的结构变化，标志着整个人类科学认识运动的进步和发展。[21]
创生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三。
恩格斯曾说过：“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22]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具有创生性的本质特征。与牛顿世界根本不同，混沌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创造性世界。在牛顿世界中，物质只是完全盲目地服从外力的惰性实体，宇宙只不过是一个被调整好的精确时钟；按照拉普拉斯的说法，世界是一个必然性的链条，事物从一种状态按照铁的必然性过渡到下一状态，因而根据某一时刻的初始状态可以预言今后的一切事件，它们的全部未来都被决定了。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确定性本身已为人类活动扫清一切障碍，“上帝已经降低到给宇宙之书翻页的档案保密员的简单角色”（普里高津语）[23]，更谈不上物质和主体的创造性作用。
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因此，谢天谢地，在生活中谁也不会被束缚住，而对必然性本身加以限制倒是许可的。”[24]混沌科学通过揭示世界的深层本质，完全颠覆了牛顿世界的本体论特征，从而科学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断言。在整个20世纪，量子力学完全改变了人们关于物质的原始概念，混沌科学则揭示出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从而把物质从决定论的枷锁中彻底释放出来，这使得物质“自然界有可能表现出发明性和创造性”[25]，为新奇事物涌现创造了空间。
非理性/价值理性——混沌生成不确定性的方式之四。
根源于柏拉图传统，文艺复兴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倘若科学是理性的，那么它就是确定性的；理性提供普遍性，而普遍性又提供确定性，这就是牛顿力学为后人树立的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