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比较多地学习了西方学术建设的传统，院士制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中期，半个世纪学习欧美所建立的学术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渐渐地抛弃了。直到如今，我们才渐渐意识到严格依章行事，尊重学术的自主和自由，是超越任何政体的科学发展的普遍法则
1947年初夏，完成参与北京大学复校工作，拖着疲惫身躯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医治高血压。此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工作已经在全国展开。
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随着战火的蔓延，谁还有心思选院士？胡适召集北京大学“教授会”，讨论发展，大家谈的却都是吃饭，历史学家向达起身说：“我们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但结局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从中央研究院院士到解放后的学部委员，再到后来的院士，我们似乎是绕了一个大弯才渐渐地回过神来，重新捡起我们以前曾义无反顾地抛弃掉的那些东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告诉《科学新闻》，“而这些本该尊重的传统和坚守的原则，在1948年的那次选举中就有了。”
院士之议
现年75岁的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院士在北京中关村的寓所向《科学新闻》讲述了自己的父亲、物理学家严济慈第一次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情形。“我当年也只有十几岁，和家人住在昆明的黑龙潭。48年9月，父亲从北平到南京参加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后，他特意由南京到昆明和我们团聚。”在严陆光的记忆中，平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在谈到首届院士会议的时候却显得十分高兴。
在院士会议召开之前，
严济慈和中研院的关系要追溯到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那时，刚刚获得法国
诚如院长蔡元培所说：“对于向我们咨询专门问题的人，我们当然有指导的责任；对于在学术界有重要发明或贡献的本国学者，我们有时亦认为有奖励的义务；对于和我们志同道合的研究机关，我们更觉得有联络的必要。”为担当“咨询、联络、奖励”任务，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需成立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
1935年6月，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推动下，评议会正式成立。而在同时当选的41位评议员中，包括了来自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聘任评议员30人以及由中研院院长和所长组成的11位当然评议员。
“首届评议员主要由学者组成，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官僚在其间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这样他们的决策可以真正代表学术界，不至于仅仅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剑分析道，“虽有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朱家骅（时任行政院教育部长）这样的纯粹官僚，但王世杰的法学、朱家骅对地质事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评议会成立后，当年的《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说，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
事实上，在院士会议举行之前，评议会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最高的决策机构，而在首届院士的选举中，“评议会和评议员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金海告诉《科学新闻》，“良好素质的评议员和能代表科学界意见的评议会为院士成功选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15个筹委会委员，由评议员以通信投票的方式产生，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5人，当选者需得到全体评议员半数以上的投票。1948年4月，第一届院士产生，此后每届的评议员都须经院士会议由院士投票方可产生。
选举筹备
院士之议由来已久。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职权虽不尽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视学术专家及国家学院制度，实出一贯”。其后由于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以及抗战的影响，只好以1935年设立的评议会作为过渡。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各个研究所以及各个高校的相继成立，各个基础学科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加之抗战结束，百废待兴，选举院士、建立院士制度的提议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1946年10月，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作出了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决议。
1947年3月至5月，随着《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的发布以及选举筹备会的成立，院士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
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于
在删除的人选中，不少是因为提名者没有遵行《选举规程》的规定。在一份提交给评议会的材料中记录了西北大学、交通大学等
学问为大
但学术也许不是唯一的标准。在日伪机构任职者，不管其学问多高也一律被排除在外。原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萨本铁因曾在日据北京大学当过化学系系主任而被除名就是一个例证。在此前的投票中，萨本铁与高崇熙、黄子卿、孙学悟三位化学家并列化学组第三位。
除了出任伪职，政见不同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在
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甚，理应予以删除。此时，同为考古学家的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遂不顾自己列席者不能参加讨论的身份，起身为郭沫若辩护：“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鉴于双方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结果人文组的13票对8票，仍将郭沫若列入了候选人名单。
董作宾在抗战前曾无条件将殷墟新发掘的著名的大龟四版拓片送与郭沫若研究，不料郭却抢先发表，两人遂起芥蒂。
“此时他向胡适推荐郭，自然不知道胡适虽与郭政见不同，但依然站在学术公理的立场上支持提名郭当院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说。
意味深长的是，郭沫若当选中研院院士后，则拒绝接受学术界这一最高荣誉，他并不知道这背后许多人为他的当选所作的努力。
“不仅对于院外的人士不存在政治偏见，即使是对于院内的，如果觉得学术水平不够，也不予选举，这种宁缺毋滥的态度是真正贯彻始终的。”郭金海说。
作为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中研院天文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中
胡适作为人文组的召集人，不但主持会议，16日晚更是连夜赶写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合格之根据”，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评议会连续召开，讨论十分激烈，最后敲定的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
新科出炉
时任北大化学教授的袁翰青认为，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国内类似
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也不甘寂寞，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信中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时任云南大学
但傅斯年同时要求医学加入戚寿南（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和沈克非（时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农学加入农学家谢家声的提议却被评议会拒绝，理由正如夏鼐回复给傅斯年的信中所说的：“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
“依傅斯年在学术界的威望，他固然可以举报，但却不可在候选名单外推荐，足见评议会办事是何等的重视规则。”郭金海说，“正是由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操作，才真正实现了院士选举的公平与民主。”
美中不足
虽然这81名院士“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但也并不是完美的。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中研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
而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更遭到訾议。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回忆说，地质学当选的6名院士中，“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工作太少。然因别的原因（推进工作有功）而当选。此事为许多人不满”。时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汤佩松几十年后回忆说：“至今我仍未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个别院士是怎样被‘遴选’进来的？并且又如何‘当选’为第一任院长的？”
张剑认为，朱家骅仅有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且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自然招来非议。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人。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的著作也仅有192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叶企孙的著作分别为1921、192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学生时代的成果，回国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亦仅有1915~1937年间发表的3篇文章。袁贻瑾的论文仅5篇，相比其他医学家如陈克恢的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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