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参与了与公众的对话。我感到，新技术的产生必然带来对现存社会生活方式的扬弃、乃至否定，这本身就会伴随着旧思维或传统习惯的反抗。先不说今天的基站建设，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离开的铁路 （它既是生活方式、又是生产方式），100多年前其在中国的命运就更加具有戏剧性。当年，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在上海诞生；但第一次破坏、拆除铁轨的社会行为也发生在上海，理由是隆隆铁轨声干扰了 “龙脉”、惊吓了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祖宗。最后，第一所铁路学校在上海诞生、第一个国产火车头在上海制造，上海因此成为新技术的前沿展台和新生活方式 （现在叫时尚或前卫）的演绎客厅。
当年出现这些情况，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清政府还没有大众传媒，少量发行的英文报纸是半殖民地的精神产物，上海老百姓也看不懂。但在 21世纪的今天――大众传媒如此发达、国际交往极为普遍、上海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国内又具领先水平。通讯像火车一样兼具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必要功能，手机和电脑也是我们离不开的必需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同火车站一般意义的基站建设，为什么会存在相当的误解呢？
怪群众吗？当然不能！反思一下，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通讯技术和服务的供应方很少举行公共说明活动，经营者对公共关系的理解局限在 “促销”上，手段也体现在“价格战”上。这方面，我们的电信企业就是和日本、韩国的同行相比，也有明显的差距。
二是新技术必然产生新标准，我们的行业标准太专业化，是专家写给专业人士看的。也就是说新标准的起草者缺少群众观点，不走群众路线，傲慢得很。但群众是消费者、是“上帝”，他们有权责疑，也有权要求出台大众版的新标准说明书。
三是科普工作的力度还不到位，存在明显的盲区。
上述因素的存在及其克服，既是我们今后努力追求一流城市的试金石，也是市场对服务的迫切呼唤。它要求媒体、供应商和职能监管部门形成一个共同体，共同担当对公众的社会必要责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可喜的是，在这个方面，《新闻晚报》走在了前列。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蓝皮书》主编、徐汇区科协常委）
来源：《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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