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和李煜共同讨论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他是量化研究做得相当好的一位学者。讨论中，李提出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国人明明对此现象普遍存在不满，为什么最近一份研究数据却表明，中国人认为国内的两极分化还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知道这份研究是如何对人们的态度进行测量的。传统的态度测量大多使用自陈报告法来了解个人的态度倾向，即直接询问人们对某件事的态度或想法。但事实上，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常常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即进行印象管理。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下，大家需要精心维护自己形象，特别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习惯使用社会习俗中常见的想法或社会普遍认为正确的想法，来代替自己的真实想法。
因此，有的研究者开始思考使用较为隐藏或间接的方式来测量一个人的态度。投射法就是这方面最早的尝试。这些测量给被调查者呈现一张含义模糊的照片或图片，请被调查者根据这张图片编出自己的故事或描述自己看到的内容，如著名的罗夏墨渍测验。早期这些投射法的优点在于预测效度较高，能真实地反映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缺点在于计分方法繁琐复杂，而且适用于总体感受或心境，不利于有针对性地研究人们对特定问题的看法。
研究者继而思考使用客观行为指标对态度进行测量的可能。比如研究人际关系的社会距离法，请被调查者选择自己乐意和特定对象一起做的事，包括可以结亲(1)、可以作为朋友(2)、可以作为邻居(3)、可以在同一行业共事(4)、只能作为公民共处(5)、只能作为外国移民(6)、应被驱逐出境(7)，从1到7的选择代表了从最近社会距离到最远的社会距离，距离越近，说明和此类人的关系越好，否则就越差。类似的方法还有语义分化法、物理距离、谈话时间测量等等，都常被用作个体对某个个体或种族的态度指标。
文章开头提到的这份研究，事实上也采用了客观行为指标进行态度调查。研究者首先请被调查者填写自己知道的官员、工人“实际收入水平”，然后再回答这两类人员“应当的收入水平”。研究逻辑认为，如果对两极分化现象存在不满的话，这两类人员“应当”与“实际”收入水平之差应该非常大，但调查结果发现，国人对两类人的主客观收入差距并不大，研究者因此认为，中国人对两极分化普遍不满应为诡传。
但事实上，此份研究忽略了一点，被调查者理解的“应当的收入水平”可能和研究者理解的并不一致。首先，这种“应当性”并非对“合理性“的判断，可能只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收入等级分化现象的一种描述，出于印象管理的原因，被调查者也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其次，国人对两极分化的普遍不满实际上更多地存在于“脑体倒挂”、“公务员灰色收入”、“权力寻租”、“4050下岗”等现象上，仅仅用官员和劳工两个阶层收入的差距来表述显然不充分，也过于简单。第三，此份研究是否采用其他行为指标来验证自己结论的可靠性，并不得而知。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们自身的知觉能力也是有限的。许多心理过程发生在意识知觉之外，即便人们不刻意掩饰，也无法精确报告自己内心感受或行为的原因。因此，只靠一种方法就轻易断言某种态度为“真”的研究途径，实不可取。
去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心理学家格林沃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正确预测了大选结果。他们提出奥巴马的支持率在初选中被低估了3到4个百分比，因为民意调查过程中，用自陈式方法填写问卷的人们错误判断了种族偏见的影响力，从印象管理的角度篡改了自己的真实态度。而这些真实态度在格林沃德最新的内隐态度测量方法下暴露得一清二楚。格林沃德的方法就是近两年在认知心理学界非常流行的“IAT”（Implicit Associate Test），这种方法用计算机程序对人们的反应时进行测量，研究逻辑认为，与人们真实态度一致的联系，人们在做选择反应时速度更快；相反，对与人们真实态度不一致的联系，人们反应速度会明显慢一拍。大量研究结果证实了格林沃德的研究逻辑，即内隐的真实态度更能预测人们的下一步行为。
联系到对国民两极分化真实态度的研究，这个调查的缺陷在于以为仅仅靠简单的一、两个客观行为指标就可以反映复杂的“两极分化”概念。开展态度调查首先要有清晰的、不引起任何歧义的操作性定义；其次，还需要考虑通过什么研究技巧来测量人们内心的、没有任何掩饰的真实态度；第三，在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后，应该通过最终的行为或其他测量方法来验证自己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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