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全球起寒流。本周四，上海经济学者聚首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热议“危机中的增长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复苏？中国经济增长的切入点在哪里？上海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中国经济短期内难以复苏
中国经济短期内能否实现复苏？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刘熀松的观点“偏悲观”，他认为中长期看好，但是短期复苏可能性不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也提出，中国经济短期不确定性很大，出现小幅反弹后继续下行的危险加大。
刘熀松提出两点判断：一是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轻微衰退，同时出现轻微通货紧缩；二是中国经济仍然将在下行区间运行，远远没有进入复苏阶段。
刘松指出，首先由于中国经济去年已经进入上轮周期的顶点，在经过长达八年的上行周期后，不可能迅速复苏；其次在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下，虽然全球金融机构方面的不利因素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不断上升，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会继续显现。“现在除美日以外，东欧、欧盟和我们周围的国家，货币贬值20％－30％，这样造成价格竞争力的压力，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口压力还会继续加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何以过去十年如此之快增长，主要是全球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的推广。中国的经济过去十年的增长也主要靠外需拉动，而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现在要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也指出，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还是过去的老问题：一是我国产业不能完全吸收就业，二是我国消费能力不能消化产业。
上海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权衡说，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产生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若干个结构性失衡。首先是过度以外贸拉动增长引起的内外失衡与冲突矛盾，导致了出口在绝对意义上受制于国外经济环境和变换；其次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引起投资与消费的矛盾，导致长期内需严重不足，使得实体经济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而过于“肥胖”；再次是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城市和东部地区出现产能过剩而农村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则出现市场不足。所以，中国经济要想取得长期发展，还要从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入手。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切入点
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
石良平认为，大规模投资只有投向以下四个领域，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第一是投向与医疗、教育、养老、保健、保障性住房等有关的服务性消费领域。目前我国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重要领域体制尚未完善，极大地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压缩了现期消费的能力。第二是投向与创新有关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并不少，科研人员数也不少，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却很低。第三是投向与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国土整治任务十分繁重。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和人均装备仍较低，广大农村的道路建设、电力工程、北旱南涝、环境治理的任务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第四是投向最有可能形成下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领域。每次经济长周期的后期，总会酝酿着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种子。哪个国家抓住了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就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石良平预测，下一轮产业革命可能发生的领域大致会集中在能源革命和生物革命方面。
上海交大经济学院教授潘英丽为中国制造业调整把脉。她认为，中国上轮经济增长是以制造业数量扩张来拉动，现在中国制造业规模要收缩，品牌等含量要提高，中国制造业要通过瘦身提高内涵来实现发展。
同时，她认为，只有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建议政府接下来从体制变革入手，一是涉及到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意愿提高；二是涉及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收益权；三是涉及中国财税制度的改革，要改变过度依赖企业经营作为税基的现状。
上海财大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从产学研结合入手。前几次美国经济危机证明，危机为科技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现在金融危机下，物价下跌，库存积压，企业要想起死回生，必须靠科技革命。以日本为例，日本企业提出，不要怪消费者不买我们的产品，要怪就怪我们没有生产出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危机下，政府应该引导企业生产适合消费者的产品，这要依靠产学研结合来实现。现在，产学研结合不但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还可以解决企业产品开发问题，并为将来迎来新的技术革命提供准备。
金融危机为上海提供机遇
当前金融危机在蔓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重要的机会窗口也在显现。在危机演变过程中，通过市场无形之手，给上海又能带来哪些机遇？
潘英丽指出，上海现在面临两大冲击，一是开放城市的冲击，二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上海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非常严峻，如果不能突破，上海经济增长将放慢脚步。
同济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陈飞翔认为，机遇表现在，一是改变上海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良机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为上海提供了摆脱锁定效应、突破等距离追赶模式的机会，上海可以也应当尝试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先行者。
二是提升上海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地位的时机成熟。国际金融危机给上海带来了实施错位竞争、提升中心城市功能的机会。上海可以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经济结构高级化的引擎。
他指出，上海历史上因中国经济的开放而开埠，近年来因实行对外开放而兴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上海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不过，前两次的开放都有被动开放的特征，现在转变为主动开放的条件基本具备。要从根本上改变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发展思路，全面提高开放经济水平。
首先，上海应该以促进自主创新为导向来鼓励出口。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依托，也是保持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当前需要特别注重协调好出口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努力发挥出口贸易对自主创新的拉动作用。高消耗、低附加值、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不宜继续扩大，不应当仅仅为保出口而鼓励出口。要把政策上对出口的激励措施，比如出口退税、信贷优惠等，集中到具有自主技术创新的商品和企业上来，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
其次，以加速产业升级为目标来引进外资。上海对引进外资项目的选择，要从根本上把资金强度标准改变为技术强度标准，实施以引进高级生产要素为导向的外资鼓励政策。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对外资企业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和管理总部的政策鼓励；另一方面，要以产业关联为目标来实施市场准入。指望外资企业把核心技术转移过来是不可能的，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我们可以也应当根据升级的需要来有目的地加强外商投资项目的选择，比如主要鼓励有利于制造业高级化的生产服务行业等，让外资直接服务于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形成较好的技术外溢效应。
最后，以推动制度创新为重点来扩大开放。面对影响日益深化的外部金融危机，需要特别重视协调好开放进程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构建新型的深化开放的动力机制。一方面，要注意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利益协调，从深层次上消除对外和对内的不平等待遇，强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坚持对外开放的长期依托是内部的活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利益导向，在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和谐程度，为加速和强化我国人力资本开发积累提供良好的条件，奠定提升未来国际经济竞争地位的坚实基础。声音认真实施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着力解决这些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不久前出台的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作出的部署。振兴规划大原则已出，但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新闻事件这些密度高、内容实、力度大的政策措施，将怎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各方学者发表不同观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这些行业多为我国制造业中的支柱产业，其产值不仅占我国工业增加值中的绝大多数比例，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就业和保障民生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择这些产业作为调整振兴的重点，就是希望通过扩大内需、结构性税费减免等措施，使这些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行业稳定发展，并率先引领我国经济尽快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选择这十大产业主要着眼于两点：第一是重要性。这些行业都属于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工业产值和国家税收的主要贡献力量，吸纳就业人群的主要渠道，是拉动GDP增长的主要行业，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第二是问题突出。这些行业都在近些年开始出现产能扩张过快、供给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品结构不合理，低端耗能和污染严重等问题。由于依赖出口程度较高，它们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从此次出台的产业振兴规划可以看出，政府的长远目标应该还希望通过淘汰落后生产，鼓励科技创新、兼并重组来最终实现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产业提升和优化布局，从而使中国经济真正既大又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充分体现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特色。在美国，往往是通过舍弃受损行业、发展新兴行业来应对危机，例如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就转而发展金融业；而在此次美国金融业损失惨重，新一届美国政府又将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一大笔投入投向了新能源行业。而在我国，政策更加强调统筹平衡。其实所有行业都不会绝对是朝阳产业或夕阳产业，中国企业需要的是在这一行业中走在更前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已经陆续发布，它们将成为拉动内需和保八的重要支撑力量，但相关部门一定要出台一些打破行业垄断的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也才能真正促进相关产业的振兴和发展。现在对垄断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我们要把社会资本引入到一些相关的产业当中去，如果不打破垄断，就很难实现这一目标。比如铁路行业的改革，如果铁路仍长期坚持政企合一，就不可能真正引入大量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因此，在石油、铁路等垄断行业，必须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各类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能够进去，这样可改变政府在基础投资领域唱独角戏的现状。
来源：《解放日报》2009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