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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美国：楼市泡沫 诱发危机
建言中国：地方救市 短视危险
据统计，美国的房地产业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整体净资产的1/3以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正因如此，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潮起潮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幅达到了80％，房地产市场的巨额利润促使华尔街的精英们创造了几乎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懂的金融衍生品。然而，在经历了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之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被捅破，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泡沫被无限吹大。在2001年美国进入楼市繁荣时期之后，买房人、放贷人、各大投行、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等，全部大赚特赚、皆大欢喜。但是，当次贷危机爆发，所有隐藏的风险都显露了出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易宪容指出。
“早几年的内地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或泡沫已经吹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绝不能再吹大了。”易宪容表示，“一个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就把美国金融市场弄得危机四起，让美国经济进入衰退边缘，让全球金融市场海啸泛滥。如果再加一个通过房地产市场导致社会财富严重的分配不公，那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大。”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可以在房地产开发商及地方政府推动下继续吹大，这种房地产泡沫吹大可以制造中国经济的短期繁荣。然而，如果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中国岂能幸免经济危机？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吹得还不大。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各地房地产的价格顶在天花板上不下来时，仍然采取种种救市政策，希望中国房地产重新回到2007年房地产泡沫快速吹大的态势下。这样的短期行为，必须加以百分警惕。”易宪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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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美国：金融衍生品是罪恶载体
建言中国：金融创新应该稳中求进
尽管现在依然没有多少人能搞清楚CDO（债务质押支持债券）、CDS（信贷违约互换）、MBS（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至少对这些名词越来越耳熟能详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些金融衍生产品诚然成为了“罪恶”的承载者。而中国金融产品的创新步伐也明显受到了影响，疑问重重。金融创新该不该继续？金融创新该加快还是放慢？金融创新究竟该如何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指出：“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ＣＤＯ产品其衍生链太长，金融产品已经玩得太过分了，过高的杠杆率使得产品带来的风险超过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慎重对待复杂的结构性工具和基于分散风险的金融工具，所有衍生产品都必须坚持‘穿透性’原则，即让投资者了解其基础产品。”
她强调：“金融衍生产品能够锁定、分散市场的风险，诞生几十年来对市场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推动作用。不能因为投行的冒险家们把泡沫做大，造成了金融危机，就不再发展所有的衍生产品。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
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表示：“我国尽量不要碰复杂金融衍生品，甚至在经济发展现阶段，要杜绝复杂衍生产品在国内企业中的应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简单金融衍生品完全能满足企业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的需要，并且简单金融衍生品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也远大于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
“现阶段，一方面，要严格限制甚至杜绝复杂金融衍生品在我国的发展和运用；另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在简单金融衍生品创新和发展上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对包括股指期货等在内的简单金融衍生品，仍要大力发展，加快推出，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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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美国：投资银行 全军覆没
建言中国：混业发展 银行主导
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地震”，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美林被美银收购，紧接着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行获准向商业银行转型，华尔街投行模式终结。至此，一直以来被世界各国奉为楷模而学习的美国金融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各方质疑，唯美国金融发展模式马首是瞻的景况偃旗息鼓。然而，金融市场发展未来的路在何方？
“纯粹的投行模式面临很大挑战，而高风险、高杠杆的投行模式是典型的美国模式，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是比较传统的欧洲银行，以后的金融模式可能更多地会从美国模式转到欧洲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指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也同样认为：“金融业回归到以银行为主导而不是以投行为主导的模式，统一到银行控股模式下比较好。因为银行的资金充裕，银行运作以及资产负债表等都更加透明，并且受到中央银行的密切监管。银行对风险的控制比投行要严密，发生问题的几率更小。”
他表示：“中国金融业向混业发展，可以考虑发展银行控股集团，这既不是分业经营，也不会过度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有利于控制货币供应，避免通胀和风险过度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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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美国：过度消费 埋下祸根
建言中国：拉动消费 刺激内需
众所周知，美国的储蓄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中国的储蓄率则是全世界最高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人一向标榜的信贷消费模式或超前消费模式为众人所诟病。然而，国外的一些学者专家们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甚至有美国高官干脆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
有专家指出：“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美国是一个超前消费型国家，现实的消费力量和超前的消费力量共同拉动了美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消费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但事实表明，这种远远超过支付能力过度消费模式是难以持久的，金融危机将会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消费方式。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会有所收敛。”
“中国与美国正好在钢丝的两头行走。相对于美国的过度超前消费模式，中国又显得过于保守。美国金融风暴告诉我们，中国必须要在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观念中寻找一个相应的交汇点，从刺激内需做起，切实转变中国的经济拉动方式。否则，生产过剩带来的危险，也不亚于消费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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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美国：金融监管 漏洞百出
建言中国：有统有分 防控结合
金融产品出问题了，金融机构出问题了……层层传导，最终整个金融系统都出现了问题。那些创造CDO、CDS的华尔街的“天才们”在遭受全世界的谴责，同样，那些形同虚设的金融监管机构也必须遭受全世界的谴责。如何改进金融监管已经成为当前全世界的燃眉之急。
格林斯潘曾经认为，几个监管者比一个好。各个监管机构同时存在，可以保证金融市场享有金融创新必备的充分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可以使得每一个监管者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他们之间的竞争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推进，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它的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过于细致的规则描述以及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没有一个联邦机构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监管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等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中国要注意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使其更好地适应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由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
“我们可以采用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主体，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分工的‘三合一’的监管体系；鉴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及时、有效地甄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之间应继续加强合作，联合建立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郭田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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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美国：道德缺失 见利忘义
建言中国：商业道德 教育先行
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金融监管的缺失、信贷消费模式的膨胀……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然而，归根结底是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贪婪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金融危机疯狂肆虐之时，在一批又一批各个行业的职员失业之时，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却仍在享受着高薪、豪宅、游艇。在金融业几乎已经高度发达的现在，人类的商业道德究竟怎么了？
温家宝总理此前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
就银行来说，银行高层获得薪水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动机。巴塞尔协议对银行治理明确要求，董事会应确保薪酬政策及实际执行与银行的企业文化、长期目标、战略以及企业控制环境相一致。这也就是说，银行激励机制应有长效作用，鼓励员工将银行战略品牌、声誉置于个人利益之前，并对那些获得回报最多的业务和个人进行密切监督。
然而，在现行的治理架构内，股东由于股权可随时出售转移，因此急功近利，要求管理层给出高额回报，而管理层也期望得到即时的巨额报酬，因此短期目标可以获得高回报时这种激励就对风险治理造成反向压力，冒险的收益远大于成本，于是铤而走险，欺诈就产生了。可以说，短期化的薪酬方式将人性的贪婪放大到了极致。这是有限责任与不对称信息及道德风险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指出：“目前，金融行业的道德缺失主要有三方面：金融职业道德标准不统一，缺乏规范性；金融职业道德宣传教育不到位，道德观念淡薄；金融职业道德监管体系不完善，存在道德监管真空。因此，整个金融行业必须研究制定金融职业道德标准，加强金融职业道德宣传教育，加强金融职业道德监管，加大金融职业道德奖惩力度。”
“我们的社会尤其要强调商业道德的教育，我们不仅仅要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商业操作，更重要的是在商业思想和价值观上做出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看待商业和社会关系的理念，寻找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平衡点。”
来源：《国际金融报》2009年03月12 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