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三十年里，最为显著的是，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刮目相看；更为深刻的是，我们终于探索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所谓核心价值理念就是根本上解决靠什么，为什么的理念，即站在什么价值立场上，根本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无产阶级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这是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立场和价值目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在极大地调动着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向钱看，也导致了“以物为本”、“以权为本”思想观念的泛起。如，社会上出现了拚命追求金钱和眼前物质利益的恶劣风气，而忽视了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人们得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更突出地表现在腐败现象的丛生和一些官员们片面追求自己所谓的政绩上，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对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缺乏足够的关注。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事业的走向，关系着我们究竟是不是搞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与我们党的一贯宗旨相联结，又深化了对这一宗旨的认识，从根本上解决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核心价值理念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于“以人为本”作了具体的阐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这个阐述，表明我们党坚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又将它深化和具体化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这个精神以“以人为本”四个字表达出来则鲜明地与“以物为本”、“以钱为本”、“以权为本”、“以官为本”、“以已为本”，乃至于“以虚假的共同体为本”（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那种“虚假的共同体”，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区别了开来。党不仅要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必须保障人民群众每个个体现实的各项权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必须落实到对于人民群众每个个体——“人”的关怀上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放在“人”——广大人民群众上。
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并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有着深意的。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能解放生产力，而且它的发展会促进人的自立，从而摆脱封建主义的思想羁绊。过去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人格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并不是脱离了广大民众人格独立这个基础的，恰恰相反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由于自身历史发展的实际，封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五四”之后虽然历经洗涤，但是根本上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够发展，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还依然存在，甚至于有时会附着在社会主义的驱体上。帝王思想和疯狂的个人迷信就是突出的表现。特别是“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下，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国家的名义进行社会动员，个人连穿什么衣服都被限制，更不用说择业权、居住权、言论自由权了。这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为本位，压抑了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甚至极端地表现为对于“人”、个人的生命的极不尊重。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也从世界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出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创造，也是对于传统理论的突破。它不仅大大解放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也将为中国人独立人格的形成奠定经济体制上的基础。当然，我们要树立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不是简单地对于社会、国家、集体的否定，而是努力把个人与社会、国家、集体统一起来。所谓“以人为本”也包括着对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对，这个“人”，不仅是自己，也是“他人”，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它既强调个人的自立、自主、自强，同时又完全不同于狭隘的“以已为本”，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宽阔胸怀。
“以人为本”提出的最大障碍，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关系的理解。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看得十分绝对，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对于它的批判和扬弃。从思想理论上看也一样，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它基础之上，又对之批判扬弃而出现的。这从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两篇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马克思在开始创立自己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时，有二篇被列宁称为标志性的著作，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从这二篇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他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对于抽象人本主义的批判和扬弃。《论犹太人问题》讨论的是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首次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抽象的人的口号下实现了政治解放，只是把人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了出来，但代之以的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还不是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的深刻性就在于从经济生活中找到了现实的人，并且以此批判了以抽象的人为理论基点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政治解放，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2]而这时所说的人类解放也就是通常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只不过是第一步，而我们要努力为之奋斗的人类解放则是更高层次上的解放。在对待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分析上，马克思固然是批评抽象的人观点，但是又不是把抽象的人与现实的具体的人对立起来，而是结合了起来，即他说的“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而马克思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离开而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问题而进行的。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对于旧哲学的批判其根本还是“人”。在那里有他的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他在文章最后的结论中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4]
由于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的真正的关注，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人是类存在物”，而异化劳动“使类同人相异化”，只有消灭了异化劳动，人才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类本质。在那里，他提出了即使在一百四十多年之后仍然在中国振聋发聩的名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个标志）之后，虽然把大量精力化在现实的斗争中，即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撰写巨著《资本论》，以及在实践上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但是他们这些理论活动和实践斗争的根本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就是人类解放事业。《共产党宣言》中那句最为重要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就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他们这种根本意向。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6年后，即1894年，在回答朱•卡内帕的要求——用一则题词来表达马克思的思想时，恩格斯就引了这段话，并且说除了这段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7]。这些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根本指向，是人，是人的解放，或者说人类的解放事业，而且重心放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上。
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没有很好地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必由之路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的目标联系起来，“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之根本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常常使一些个人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苏联共产党在三十年代以后的所谓肃反扩大化就是突出的事例，它将与斯大林有不同观点或者对之地位有威胁的人都置之于死地，极大地压制了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也种下了后来苏联解体的祸根。对于中国来说，这方面的教训也是十分沉痛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所犯之严重错误就在于改变了“八大”原本正确的路线，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且越来越“左”，一直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在革命和专政口号下，演出了一场表面上是大民主，实质上是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大压抑大迫害的悲剧——“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左”的错误不仅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末的大挫折，而且造成了一种极坏的恶果：社会主义好象是只讲阶级，只讲革命和专政，不讲人，不讲人权、民主和自由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反倒好像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
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出误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路线上来，重新树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并且将之逐步地但又扎实地落实到当今的工作中去。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大规模的地富反坏右的摘帽，强制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停止，高等教育招生统一考试的恢复，乃至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都和重新明确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最高目标直接相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根本原因。
“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提出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是经历着颇多曲折的。对于“文革”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但是很可惜的是，被一篇同名的权威性文章压了下来。于是乎人的问题成了理论讨论的禁区。但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也是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推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国家在人权等问题讨论上开始深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大召开，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使人权从对外宣示的主题变为党领导国内建设的主题。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也是对于人的问题禁忌的重大突破。直至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2002年11月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要求，写进了被通过的主题报告。这些为“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
虽然“以人为本”只有四个字，但是它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被提出来，并且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所阐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发展的主体、动力以及发展的目的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问题。它是对于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于五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不仅简单明暸、通俗易懂，而且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科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思想的承继发展关系。它也不仅适应了当今世界的潮流，而且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它的威力在今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显示；而“三鹿奶粉”事件也尖锐地暴露出我们在“以人为本”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所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是在全党、全民，特别是各级干部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虽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影响十分深重、经济又还不那么发展的国家来说，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重要的是，这一理念已经形成，并且得到全党的赞成，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何况我们党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与此相关联的优良传统。在“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引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发扬市场经济体制的良性作用，更大程度地减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单行本，第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44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6页。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8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30页。
来源：大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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