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本所同事沈志明收到一套完整的《知青家书》，尽管我已从“老三届”研究进入到“文革”社会史的研究，仍然盼望它能早日问世。
我以为，关于“知青人”和“知青运动”的研究，再也不能纠缠于“苦难说”的自说自话、“无悔说”的自娱自乐了。它有待于突破——向学术领域突破，向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方向突破——即它必须超越情感、意绪的发泄和倾吐，标树以史料开发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以至形成诸如以非常时代与正常人性为参照，以人口迁徙与城乡互动为参照，以青年运动的方向和特征为参照，以文革政治路线和人心向背为参照等等的研究“范型”。所以，当下关于“知青人”和“知青运动”研究的重心，应该是俯下身子去开掘和寻觅——云南知青陆融的这部家书，正是这么块原始的矿藏。它从1970年5月25日，即第一封家书起始，到1979年1月31日，即最后一封家书终止，历时8年半，共计累积了271封家书。
这部家书的宝贵之处，一是在于它的完整性，每封信均有编号，有查考记录，无一遗漏地保留了下来。二是在于它的细节性，陆融确实勤快且笔触细致，通读这部家书，可见其中有工作和生活内容的展示，如插秧拍蚂蟥、开荒种胶树、过节分猪肉、半夜看电影等。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形势发展的进程，如从“一打三反”、“清队”到“讨论修改宪法”、“整党建党”，从“清查5·16兵团”、“批林批孔”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基本踏准了城市文革运动的步伐。有工资物价和规章制度的记录，如“第一个月发工资29.02元，扣除生活费，余15.02元”；“这里的三七好的一两要十三元左右，一般要九元左右”；“种出来的黄豆、玉米按照30%上交，多余的属于连队”等，可为知青的经济状况研究提供依据。其他还有伤亡事故、大学招生、函授教育、恋爱、入党等多方面的故事和内容。因为毕竟是私人家书，自然还有一些属于“私密空间”的心迹袒露等。
固然，这是一部关于云南知青的全版记录，就全国的知青运动来说，它只是一个区域、一个局部，但云南知青的情况不仅十分重要和典型，而且富有特点和个性。尤其在终止上山下乡运动方面，云南知青因地制宜，顺应大势，做出了特别的贡献。由此，我以为当下开展和推进知青运动研究，各路学人可利用各自“地缘－人缘”的关系，利用各自“经历－经验”的优势，进入某一区域知青史的研究，做深、做透、做大，不仅存在着可能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从上海知青的角度来说，可进入的研究区域大致有黑龙江、吉林、内蒙、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及上海郊县和投亲靠友等方向。据报告：各地县、市一级的档案馆存在着大量的知青运动档案，关键在于发现和利用）。这是因为区域知青史研究既是独特的，又是完整的，即对某一区域知青史的深入梳理，既可获得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更可集合众多的区域知青史的学术成果，通过相互比较、参照和印证，达到全面提升中国知青运动史研究水平的目的。
请看第一封家书的摘录：
“我和静安区的革命小将一起，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眼望金色的北京城，告别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月革命的策源地——英雄的上海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奔向祖国的南大门，反帝反修的前哨阵地——云南去干一辈子革命！”
再看最后一封家书的摘录：
“22号以后，分场又陆续派了三辆解放牌半挂拖斗运送退职回去的知青到昆明。到今天为止，全分场所剩知青已为数不多，其他分场也同样。”“虽然春节期间，生活稍有改善，可相处在一起的同学大都走完了，周围显得格外冷冷清清，所以自己内心也感到特别空虚、无聊。”
整整八年过去了，对一个从大上海奔赴边疆云南而去的青年人来说，他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地方。然而，这一“去”一“回”竟然在话语上、心态上和境况上，显示出如此大的差异和撕裂，这段空白如何填充呢？这段转折如何解读呢？那就请读这本《知青家书》吧，有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从中找到填充的内容，有志趣的研究者或许可从中找到解读的密码。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2月20日第4期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