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教授的讲演，信息量大，深入浅出，评论允当，非常精彩。看了他的讲演，回顾一百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我有三点感慨：
第一，更深切地理解国家独立与富强的伟大意义。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举行，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禁绝鸦片的心声，也是包括两江总督端方等人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持续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国家许多主权被侵夺，走私横行，毒品泛滥，鸦片禁而不绝。中国真正禁绝鸦片，那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经过6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建设，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健康水平空前提高，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更深刻地认识到持续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意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鸦片为害中国的历史，始于18世纪，开头只是少数富家子弟吸食，后来才逐渐蔓延开来，以致不可收拾。这是个极其惨痛的教训。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贩毒集团又在我国西南边境进行毒品滲透活动，毒品犯罪死灰复燃。尽管这一情况不能与近代鸦片毒害相提并论，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对贩毒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是维护广大人民身体健康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繁荣昌盛的需要。
第三，更全面地看待近代中国禁毒问题。1909年的万国禁烟会，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这个会议之所以在上海召开，是鉴于清政府在禁烟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实际行动。1906年，清政府下令禁烟，要求以十年为限，将洋土药之害处一律革除尽净。此后两年，清政府在禁烟方面确实进行了一些努力。其二，这个会议是美国倡议召开的，是得到德国、日本、英国等国支持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支持禁烟，当然有其本国利益的考虑，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有帮助中国禁烟的动机。其三，会议主席、美国代表勃伦脱是美国圣公会主教，这一身份很有象征意义。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传教士是很特殊的群体，形形色色的教案，使这一群体蒙受很多恶名。但是，在禁烟这一问题上，传教士从整体上说，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他们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禁止瘾君子加入教会，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编写戒吸鸦片烟歌诀，宣传吸毒危害，努力介绍戒除鸦片的药方，并在各地成立戒烟所。注意到这三个细节，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待近代中国禁毒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09年2月28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