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因户口招不到人　韩正说政策就到

　　2008年底，在世界各地用焰火迎接新年的时候，相对平静了一年的中东却是在战火中度过。12月26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空袭，1月3日，以色列又派出地面部队，与哈马斯在加沙市郊区进行大规模枪战。巴以冲突再一次升级，中东的上空一片阴霾，和平的曙光又一次被遮蔽。多年来在冲突中不断反复的中东和平进程，一下子又陷入停顿。

　　更令中国人关注的是，冲突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和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表示了对局势的关切，在谴责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伤亡的同时，也不支持哈马斯坚持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对本刊记者指出，中国在中东处理外交关系时，已经更加“统筹兼顾”，立场也已非常鲜明：以人为本和反战。

　　一场难以对错论的冲突

　　12月19日，哈马斯和以色列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到期。哈马斯宣布结束停火，并在此后数天内对以色列南部发射了200多枚火箭炮和迫击炮弹。

　　12月26日，以色列发动了代号为“铸铅”的军事行动，先是闪电式的空中袭击，对加沙地带进行密集轰炸；一周后，以色列派出坦克，开始地面进攻。

　　据法新社报道，加沙医疗人员1月6日称，这次的“铸铅”行动已经造成670人死亡(巴勒斯坦死亡660人，其中包括215名儿童和98名妇女，另有至少10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丧生)，2950人受伤。

　　在这次冲突发生之初，舆论多指责哈马斯在停火协议到期后发射火箭炮，成为这场武装冲突的导火索。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变本加厉，殃及越来越多的平民，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声也日渐强烈。新华社评论说：“如果说哈马斯动手在先，那么，它仅有象征意义,不具备军事意义。如果说以方还击在后，那么，它致死巴方285人、伤及至少900人(12月 28日文---编者注)，弥散血腥气息，绝非适度回应。”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富研究员告诉《望东方周刊》，以色列发动这次袭击应是“蓄谋已久”的，那些只看到哈马斯发射火箭炮引发这次冲突的言论，是对中东具体情况不甚清楚的结果。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说，巴以双方处于“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逻辑中，谁对谁错已经很难讲得清楚了。

　　从哈马斯不断发射火箭弹来说，哈马斯对这次的冲突负有责任，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发动袭击一个现成的理由。朱威烈教授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从2005年前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从加沙撤军以后，加沙地带一直处于以军封锁围困和不时袭击的境况之下，应该说，这次冲突的发生双方都负有责任，停火也需要双方的努力。

　　1月6日，以色列提出停火的关键条件：要求削弱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使之不再具备袭击以色列本土的军事实力。而哈马斯开出的停火条件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侵略、撤军、开放加沙周边所有口岸，特别是拉法口岸，全面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目前法国、埃及、美国已经积极开展协调，埃及总统在1月7日还提出了三步走的停火方案。能否真正实现停火乃至中东和平，不仅要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抓住协调机遇，还需要阿巴斯、美国等利益攸关方的努力。

　　“力所能及”的反应方式

　　此次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中国网友中间出现了一些希望中国在中东局势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认为中国应该在这次危机中把握调停的切入点，成为巴以和平进程中“负责任的参与者”。

　　对此，专家们大多持谨慎态度。李国富指出，巴以问题是真正检验一国外交实力的试金石，但是中国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去试金。中国还未参与到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协调平台---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联合国 )，因此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目前巴以局势由美国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介入、介入的深浅都需要探讨。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将不断提高自身的参与度。朱威烈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国对于自己徘徊在四方委员会之外也并不乐见，事实上，中国也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表明了自己参与的态度。

　　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表明立场，呼吁停止军事行动，采取人道主义援助；12月30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1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巴采购急需物资。“中国的反应速度甚至比阿拉伯联盟还要快。”

　　1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表明了对中东局势的关切和担忧，“这实际上也是在通过美国向以色列表明一种立场。”1月6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分别会见了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以色列驻华大使和其他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就当前加沙紧张局势做有关各方工作。这些都是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做出的“力所能及”的反应方式，而是否采取进一步的介入，还需要对形势进一步地评估和反馈。

　　是否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关，是否力所能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金良祥认为，巴以局势的紧张，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国力和参与协调的诉求不断提高，这与中国在中东真正的影响力之间存在差距；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期望较高，这与中国实际能发挥的作用之间又有距离。如何处理好，是个考验。

　　潘光则认为，中国是否参与的关键观察点有二：即是否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关，是否力所能及。比起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离中国还比较遥远，甚至是前一阵的印巴冲突，中国由于地缘政治和传统外交上的原因，介入的积极性和实际影响力都要高于中东。另外，中国目前参与国际协调的主动性也是与中国的外交能力相匹配的，比如朝核问题上中国有能力，可以牵头组织六方会谈；中亚安全问题上中国主导发起了上合组织；伊朗核问题中国也作为六方之一参与协调。

　　潘光进一步指出，在中东大外交中，中国目前只能起到有限的、建设性的作用，但可以采取多样性的手段。首先是派中东特使定期辗转于中东各国之间听取意见，“劝和促谈，这也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参与手段”。其次，中国可在经济上与中东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和能源合作，建桥修路，促进中东国家发展经济。再次，与中东在军事上合作，如在联合国框架下向黎巴嫩派出1000名维和部队，以及刚刚派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最后，文化上中国应当主张文明对话，继续在中东开设孔子学院，促进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相互交流。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中国与22个中东国家都保持了较好的外交关系。这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协调各方立场，促进和谈进一步展开。”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0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