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参加“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
童世骏作为论坛主讲嘉宾
2009年1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五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童世骏教授作为论坛主讲嘉宾。高研院双聘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吴晓明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邓正来教授首先介绍了童世骏教授及其主要研究成就，介绍了两位点评嘉宾孙周兴教授和吴晓明教授。讲演之前，邓正来教授还代表高研院为童世骏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聘书，为孙周兴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双聘教授聘书。
接着，童世骏教授发表了题为《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的讲演。童教授首先限定指出，讲演题目中的“西方哲学研究”是指中国人用汉语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而“思想风险”则不同于技术风险，也不同于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它是指西方哲学研究所带来的思想上的谬误和混乱的可能性。他在讲演中主要探讨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西方哲学研究比较容易出现谬误和混乱以及是否有办法来避免这种谬误和混乱。
童教授详细分析了三种西方哲学研究中容易产生的思想上的风险，即第一，单纯依赖西方哲学的中文译本，常常会使思想误入歧途；第二，西方哲学中一些概念区分虽然在中国也非常重要，但不容易在汉语中妥善安置；第三，西方哲学中有些问题和概念与西方语言和文化难解难分，要通过用汉语的研究来显示其在汉语世界的意义，尤其困难。
在第一种情况中，童教授指出，由于译者的翻译水平，或者更严重的是在翻译中出现差错，导致中文译本或中文引文出现不少毛病。比如，在翻译中看错原文里的字，对于西文中不同的词语，在中文译本中用同一个词进行翻译，从而导致概念混乱，等。童教授在阐述中不断举实例对此进行解释和分析，如马克思的“交往”和哈贝马斯的“交往”之间的关联，等等。
在阐述第二种情况时，童教授将其细分为五种方式：第一，在借助于西方哲学研究而引进或突出一些必要的概念区分的同时，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甚至陷入一些误区；第二，通过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使我们在思想中建立起一些原先并不清楚、甚至并不存在，但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区分，比如“权力”与“权利”、“法制”与“法治”、“必需”与“必须”；第三，同一个英文概念可以用几种不同方式译成中文，而在这些方式中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概念区分带入了汉语思维，如idealism可以理解成中文的“理想主义” 或“唯心主义”，“rationalism”可以译成“理性主义”或“唯理论”，“law”可以译成“规律”或“法律”；第四，西文中存在着重要差别的两个概念，中文作者意识到两者的区分，都认为应该用两个不同术语来翻译，但究竟用哪个术语翻译哪个概念，没有达成共识，由此会引起误解，如“rationality”和“reasonableness”，“action”和“behavior”；第五，英文中的两个不同概念，在我们这里是用同一个术语翻译，而这个术语若放在不同语境中，我们通常是知道应该作不同理解的，但用它来翻译两个的英文术语的话，常常会带来理解上较大的不确定性，如efficiency和validity，“legality”和“legitimacy”。
第三种情况，概念区分主要是分析哲学传统的特点。与分析哲学的中国研究相比，欧陆哲学的中国研究，以及西方古典哲学的中国研究，可能有更大的思想风险，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涉及了更多与西方语言和文化难分难解的问题和概念。如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围绕“Sein”或“being”应该译成“存在”或“存有”、“在”、“有”，还是“是”，以及与之有关的对ontology该译成“本体论”还是“是论”等等。
最后，童世骏教授指出，哲学术语一定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或者其术语本来就是日常用语，或者它能用日常用语加以阐释，这样哲学才真正有意义。
孙周兴教授首先对童世骏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点评。他强调了西学汉化的重要及积极意义，并指出要以宽容的姿态去看译文。他指出，目前我国翻译中出先的问题主要是缺少经典译文文本以及缺乏良好的讨论氛围。他还就童教授关于哲学术语日常用语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理念不利于人文科学的发展。最后，孙周兴教授提出三个确认，即西学东渐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确认；中西语言差异的确认以及翻译限度的确认；翻译者职责的确认，翻译者本身也是研究，也是文化创造。
吴晓明教授则指出，他同意孙周兴教授关于西学汉化的重要意义的论述，但是就哲学研究中的思想风险问题，他要为童世骏教授辩护。他指出童教授把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问题，同技术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区别开来，即把西方哲学研究作为思想的事情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他从“存在论”的角度提出，有风险也就有希望，中国对西学的翻译自身就是冒险，规避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指出，童教授所说的哲学术语日常生活化，实际上强调的是哲学和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讲演和点评之后，在场的同学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问题，如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所无法逃离的汉语文化语境问题；规避西方哲学研究的风险是否暗含了对西方哲学某种价值优先性的判断；哲学理论以及哲学研究与日常生活的彼此建构；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内在延传关系；“海德格尔热”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意义与生活意义；学术批评与学术理论发展之间的关联；德语学术界巨大的翻译量与德国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童世骏教授和孙周兴教授等对此进行了一一解释。
邓正来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了两点：（1）学术自主性不仅仅意味着学术要独立于经济、政治及其所内含的意识形态等因素，我们还要警惕经由日常生活形态等方式或面貌而对学术所施加的影响或宰制。（2）由此，就需要我们关注日常言语、日常生活及其所包含的意义世界与学术语言、学术理论之间的繁复关系，支配这种关系的逻辑，更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思考。
尽管时值学期末，很多同学都在参加考试或已经放假离校，但本场讲座还是吸引了大批的老师和学生前来参与，会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经学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也莅临会场，还有很多教授前来参与，让包括主持人和讲演、评论嘉宾在内的与会人员很受感动。
本期论坛的主题也因其所关涉中国研究与西方思想之间诸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备受关注，讲演嘉宾对此题目做了精心的准备，而两位评论嘉宾的批评性点评更是开掘出了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会场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更为重要的是，本次讲演及提问开放出的很多问题直接指向了我们为什么要做理论研究，我们如何将那些仿佛外在于我们的思想或思想的指称物转换为我们对自身社会生活方式、自身意义世界的理解和自我解释，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再现或重建意义世界与社会生活世界。
来源：复旦新闻网 20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