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一旦离开了国家和民族，离开了社会和人民，就不可能获得动力，更不可能获得内容。过去的30年，改革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历经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注入了太多的感动和感慨。
回首过去3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辉煌成就，一批代表着上海人文学术制高点的杰出学术贡献，尤其值得人们铭记，在这批杰出学术贡献奖上，刻写着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学术大家的名字。他们的道德文章，将垂范后学，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进。
学术是理性的；但在学术土壤上辛勤耕耘的上海学人们回首往事，却总是深怀感情。
对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来说，作别2008，作别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特殊年份，大家的心头仍有几许不舍，因为，他们还有太多未尽的情愫，需要表达。
于是，2008年年底，学人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这个特殊的年份作别——今天，上海市第七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颁奖仪式，是一种纪念。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上海社科界又迎来了大丰收。抚今追昔，学人们不禁感慨：多亏了30年前劲吹的改革春风，让哲学社会科学这棵庇佑民族文化和国家命运的“精神大树”重焕青春！
颁奖仪式，更是一种展望。回首30年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学人们在感恩时代的同时，也更加自觉意识到了肩头的使命——矢志不渝地坚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以服务国家和民族，服务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广大人民为其终极目标。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奖这一崭新机制，把上海的学人们推到了新的起点之上；他们将在总结过去30年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出发。
学术繁荣展示“上海骄傲” 上海这座城市的根基正不断向深度发展,让学者们感到由衷喜悦
过去的30年，物换星移，弹指一挥间。
当社会大众从上海这座城市前行的速度和高度来感知30年巨变的时候，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上海学者们，则选择了另一副视镜。
让他们感到由衷喜悦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根基正不断向深度发展。
人文学术，正是上海的城市之根。不断得益于人文学术文化的滋养和丰润，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留给人们摩登印象的同时，也不断凭借其“软实力”，展示着海纳百川的气质和理性丰赡的底蕴。
过去30年，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自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一部又一部厚实的著作，宛如一个个深深的脚印，清晰呈现了上海社会科学界30年来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风雨兼程。
《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金文大字典》、《中国文化通志》、《上海通史》、《西方美学通史》、《文学沉思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移民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隐藏在这些代表着“上海骄傲”的丰富著述的背后，是沪上学术界大师云集的光辉“群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大辞海主编夏征农，美学家蒋孔阳、伍蠡甫，哲学家胡曲园、冯契，文学理论家朱东润、钱谷融、王运熙，历史学家杨宽、陈旭麓，经济学家蒋学模、胡寄窗、陈彪如、张仲礼，语言学家胡裕树、陆谷孙、许宝华，戏曲史学家赵景深……30年来，正是这批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大师大哲孜孜不倦地守护着城市和民族文化之根，学术脉络和人文学养得以维系，学术精神得以代代传承。
时至今日，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大师风范长存，他们的名字已经融入上海记忆，凝结着上海学者一生心血的著述，也已化为隽永。
改革迎来社会科学春天 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沐浴改革春风的学者们感到了文化学术走向繁荣的希望
过去的30年，最令学者们难忘的，还是“1978”。
这是学术界迎来春天的年份，浓缩着一代学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重新回归学术田园，成了推进学术发展的骨干力量。
“没有1978年的春风，我的《洪昇年谱》只能继续躺在家里。”回首往事，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说自己“非常幸运”：今年，他凭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而差不多30年前，章培恒就凭自己的《洪昇年谱》获得过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从上世纪50年代末转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后，1962年，章培恒完成了《洪昇年谱》的写作。此后两年，学术界形势日趋“紧张”，出版事宜便一度搁置。一直到1979年，《洪昇年谱》才得以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的面世，前后历时竟达17年之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革”刚结束时学术丛书很少出版，因此《洪昇年谱》尽管是纯学术著作，当时却十分热销，一印就是一万册。
1978年，也是让夏禹龙感到“幸运”的一年。这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曾长期受到错误批判。上世纪80年代初，教条主义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一些年轻人甚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什么光彩可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夏禹龙依然潜心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思维敏锐，新著迭出。他联合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在《文汇报》等沪上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一时间被人们称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四君子”。由“四君子”合著的《领导科学基础》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领导科学的专门论著。
在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夏禹龙更是一位先锋人物。他最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大胆提出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来命名一本学术刊物，并强调“以人为本”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夏禹龙任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一批尘封的学术著作得以问世，中断多年的学统得以恢复，理论界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声音层出不穷……上世纪80年代常常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一批沐浴改革春风的学者们感到了文化学术走向繁荣的希望。
“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或者说错误观点中得到提高的。向真理低头犹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邓伟志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邓伟志文集》中这样写道。改革开放30周年，恰好是邓伟志从事学术研究近50年。不少熟悉邓伟志的人，翻阅新出版的文集时，仍会津津乐道当年的“邓氏三论”。1980年至1985年，邓伟志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了《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和《家庭的淡化问题》三篇文章，在当时均引起广泛争论。邓伟志也一度被媒体称为“思想界的男子汉”。
走出长期禁锢后的思想活跃和相互争鸣，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高考恢复学科重建造就一代名师 上世纪80年代起，恢复学统，重建学科，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
过去的30年，是学术活力重新焕发的30年，也是一代代学人不断成长的30年。
作为政治学界的“元老级”人物，王邦佐仍然记得，经过“文革”浩劫后，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其学术研究几乎中断，研究人员纷纷改行，系统的教学和科研已经无法进行。
恢复学统，重建学科，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起，上海社科领域的各学科都迈入了万象更新的复苏期。
1982年3至6月，受中国政治学会的委托，在王邦佐、孙关宏和曹沛霖教授的主持下，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政治学讲习班。为期4个月的讲习班共吸纳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60多名高校教学和科研人员参加。“有些前来进修的学员，年龄比我还要大，但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王邦佐回忆道，组织这样一个讲习班，当时的成本约4000元，但却邀请到40多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专家前来讲学，还有3名外籍专家给学员们做报告。“由于学科恢复建立不久，前来讲课的老师，对于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到底讲到什么程度，心里也没有底。”
这个讲习班后来在学界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一批经过磨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成为全国恢复、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今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桑玉成等学者，都是当年研习班的学员。如今已成为独立学科的行政学，也是在这次讲习班上首次亮相。无怪乎中国当代行政学主要奠基人、“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在概括讲习班的作用时，用了“亮相、启蒙、播种”六个字。
和政治学相类似，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一批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学科，也历经了学科恢复重建、研究起步和学术繁荣的阶段，成长为一门门具有自身话语体系的独立科学。
每每回想起这段历史，包括王邦佐在内的一批学者们，总会油然而生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怀念之情。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三个十年，这些学科的“补课”任务才基本完成。
与社会科学的复苏和发展相伴随，日渐浓郁的学术氛围，也吸引了一批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的学子立志向学。展望当今的社科学术界，一大批知名学者们，其简历中都烙有“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生”的时代印记。
“改革开放影响着我的一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说。1977年恢复高考前，他还是电力建设公司的一名安装工人，放下课本已有10年之久。而参加那年的高考，无疑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同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也凭借1977年高考而实现了“华丽转身”。1982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同样师从胡曲园的吴晓明,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俞吾金和吴晓明两位学者不仅有相似的从学经历，治学信念也如出一辙。他们坚信，重新理解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原初意义，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担当。
1978年举行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来说，也是一个转折。“1978年考取首届研究生以前，我种过8年田，仅读过一年初中，一年大学。”陈尚君的从学经历，在1978届毕业生中也极具典型性。在就读研究生期间，陈尚君师从朱东润教授，开始了学海无涯的苦修。“朱东润先生治学格局宏大，议论闳通，特别要求学生从最原始文献的阅读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审视问题，不受各种历史定论的影响。王运熙老师则是用最浅切晓畅的讲课，指点初学的步骤和方法。两位老师的不同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整个80年代，陈尚君全身心投入唐代文学文献的发掘和清理，先后完成《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两部著作。如今，陈尚君历时11年著成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已出版问世。在和学生们分享治学心得时，他最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从朱东润、王运熙两位教授那里继承下来的治学传统。
全球视野推进学识精进 汲取西方学术的智慧，打破中西学统的分割,融贯中西,才能推动我国学术进步
过去的30年，上海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视野随着国门的打开而大大拓宽。在学术上寻求与国际交流，“西为中用”成为一代学人的自觉。
在上世纪80、90年代，赶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出国留学热潮，沪上社科界的不少学者怀揣一腔“看西方、醒东方”的热望，纷纷选择去西方“取经”的学术进阶道路。
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挪威……在西方各大名校，出现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面孔；而中国留学生求学的范围，也由物理学、数学等理工科领域，逐步走向经济学、社会学等社科领域。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正是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时至今日，学界谈起“海归”左学金时，总会说到他回国时的一段小插曲。左学金1982年从上海社科院研究生班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84年留学匹兹堡大学，于1989年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如果我留在美国，法律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况且当时毕业的中国学生较少，在美国有很多工作机会，如在大学执教等。但我难以解决的是认同感的问题。”于是，回国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带着中国问题去西方求解。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回归。”在沪上哲学社科界，社会学家李友梅，经济学家袁志刚、李维森、田国强，哲学研究员童世骏等一批领军人物，在谈到“海归”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种简单而执着的想法。
上世纪80年代初，正跟随费孝通先生潜心在农村做社会学调查的李友梅，“突然”决定去法国留学。值得回味的是，李友梅赴法国留学，正是由费孝通一手促成的。“当时我们在苏南地区做研究，研究乡镇企业发展和推动小城镇发展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觉得研究手段不够了。”在费老的推荐下，李友梅留学法国，师从法国社会学家克罗奇耶,获得了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在法留学期间，让李友梅始终不能忘却的，是费老当时的理论主张：光是堆一堆洋名词，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此，在法国求学期间，李友梅尽管读的是法国教材，分析的是法国案例，但学习的重心则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我们国家处于非常急速的转型过程中，我把研究、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学好了，带回国来分析我们的问题，就会很有用。”
汲取西方学术的智慧，打破中西学统的分割，用融贯中西的方法推动我国学术进步，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研究员从他的导师冯契先生那里继承的治学要领。1989年至1994年间，尚处于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童世骏，在中国和挪威两地来回奔走。“在挪威，我能够很方便地阅读西文资料，不仅找到了英语、德语材料，连东德和苏联的材料我都找来看。这样，研究问题的视域就会更宽广。”也是在挪威留学期间，童世骏跟随曾任马尔库塞助手的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研究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学术“长征”。
改革开放的30年，也让童世骏等一批学者深感，这是他们学术研究“恰逢其时”的30年。
自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童世骏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一直有着深邃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讨论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罗蒂在内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论文。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童世骏的专业领域，从时间上来说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竟是“同龄”的。“过去30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30年；而我研究的是同时代的西方思潮。”童世骏坦言，作出这样的学术选择，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问题意识，有一种对中国问题的浓厚兴趣。“我们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去研究西方的思潮流派，然后再反观我们的国情，看待有些问题就更清楚了，也更容易找到全面的答案。”
服务社会彰显学者使命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学者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过去的30年，学术已经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推动力。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领域取得的成果，或引领学术发展方向，或应用于实践改变社会生活，或纳入政府决策，或服务于社稷民生……沐浴改革春风的学者们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学术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30年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同样产生了大量的困惑。求解这些难题，仍然需要学者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学者的思考，如果不指向国家、民族、民生，那么就称不上是有效思考。”社会学家曹锦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牵挂和学术兴趣，一直是中国的农村以及广大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兄弟。
曹锦清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96年5月，他只身前往河南农村，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将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一一记录下来，这便成了后来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著述《黄河边的中国》。谈到《黄河边的中国》的热销，曹锦清本人显得格外冷静。在他看来，此书引起广泛关注，除了书本身呈现了一段生活在中国中部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外，更重要的是，“三农”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曹锦清是一个不愿远离社会生活的学者。当现今不少从事科研的学术工作者都忙着“向外看”、埋头研读西方社会科学著述时，曹锦清却另有一番自己的思考：“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我们在关注‘应该’以前,是不是要先搞清楚我们的国情究竟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它可能是什么?然后才回过头来看‘应该’？”
把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深层次问题作为理论科研的对象，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才，不但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精粹，还努力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实现着学术领域的创新和突破。经济学人们意识到，根据客观的研究情况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应该成为研究的根本目标。
“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经济学。”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权衡认为，经济学界必须承担起“智库”的服务功能，经济学家的思考纳入政府决策过程，将大大促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也是学者和知识分子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
成为党和人民的“智库”，发挥知识分子的所学和专长。事实上，3年前，上海社科院已经明确提出了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而据权衡介绍，在上海，学术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早就有良好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讨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定位时，上海社科界的专家就广泛参加了讨论，为决策层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今，上海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上海社科院专家的部分意见也被采纳其中。”
学术一旦离开了国家和民族，离开了社会和人民，就不可能获得动力，更不可能获得内容。过去的30年，改革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历经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注入了太多的感动和感慨。
回首过去3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辉煌成就，一批代表着上海人文学术制高点的杰出学术贡献，尤其值得人们铭记，在这批杰出学术贡献奖上，刻写着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学术大家的名字。他们的道德文章，将垂范后学，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进。
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才能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在人文社科领域辛勤耕耘的上海学者们深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这是新一代学人必须肩负的使命，需要他们励精图治、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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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3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辉煌成就，一批代表着上海人文学术制高点的杰出学术贡献，尤其值得人们铭记，在这批杰出学术贡献奖上，刻写着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学术大家的名字。他们的道德文章，将垂范后学，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进。
学术是理性的；但在学术土壤上辛勤耕耘的上海学人们回首往事，却总是深怀感情。
对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来说，作别2008，作别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特殊年份，大家的心头仍有几许不舍，因为，他们还有太多未尽的情愫，需要表达。
于是，2008年年底，学人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这个特殊的年份作别——今天，上海市第七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颁奖仪式，是一种纪念。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上海社科界又迎来了大丰收。抚今追昔，学人们不禁感慨：多亏了30年前劲吹的改革春风，让哲学社会科学这棵庇佑民族文化和国家命运的“精神大树”重焕青春！
颁奖仪式，更是一种展望。回首30年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学人们在感恩时代的同时，也更加自觉意识到了肩头的使命——矢志不渝地坚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以服务国家和民族，服务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广大人民为其终极目标。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奖这一崭新机制，把上海的学人们推到了新的起点之上；他们将在总结过去30年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出发。
学术繁荣展示“上海骄傲” 上海这座城市的根基正不断向深度发展,让学者们感到由衷喜悦
过去的30年，物换星移，弹指一挥间。
当社会大众从上海这座城市前行的速度和高度来感知30年巨变的时候，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上海学者们，则选择了另一副视镜。
让他们感到由衷喜悦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根基正不断向深度发展。
人文学术，正是上海的城市之根。不断得益于人文学术文化的滋养和丰润，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留给人们摩登印象的同时，也不断凭借其“软实力”，展示着海纳百川的气质和理性丰赡的底蕴。
过去30年，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自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一部又一部厚实的著作，宛如一个个深深的脚印，清晰呈现了上海社会科学界30年来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风雨兼程。
《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金文大字典》、《中国文化通志》、《上海通史》、《西方美学通史》、《文学沉思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移民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
隐藏在这些代表着“上海骄傲”的丰富著述的背后，是沪上学术界大师云集的光辉“群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大辞海主编夏征农，美学家蒋孔阳、伍蠡甫，哲学家胡曲园、冯契，文学理论家朱东润、钱谷融、王运熙，历史学家杨宽、陈旭麓，经济学家蒋学模、胡寄窗、陈彪如、张仲礼，语言学家胡裕树、陆谷孙、许宝华，戏曲史学家赵景深……30年来，正是这批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大师大哲孜孜不倦地守护着城市和民族文化之根，学术脉络和人文学养得以维系，学术精神得以代代传承。
时至今日，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大师风范长存，他们的名字已经融入上海记忆，凝结着上海学者一生心血的著述，也已化为隽永。
改革迎来社会科学春天 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沐浴改革春风的学者们感到了文化学术走向繁荣的希望
过去的30年，最令学者们难忘的，还是“1978”。
这是学术界迎来春天的年份，浓缩着一代学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重新回归学术田园，成了推进学术发展的骨干力量。
“没有1978年的春风，我的《洪昇年谱》只能继续躺在家里。”回首往事，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说自己“非常幸运”：今年，他凭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而差不多30年前，章培恒就凭自己的《洪昇年谱》获得过上海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从上世纪50年代末转入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后，1962年，章培恒完成了《洪昇年谱》的写作。此后两年，学术界形势日趋“紧张”，出版事宜便一度搁置。一直到1979年，《洪昇年谱》才得以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的面世，前后历时竟达17年之久！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革”刚结束时学术丛书很少出版，因此《洪昇年谱》尽管是纯学术著作，当时却十分热销，一印就是一万册。
1978年，也是让夏禹龙感到“幸运”的一年。这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曾长期受到错误批判。上世纪80年代初，教条主义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一些年轻人甚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什么光彩可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夏禹龙依然潜心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思维敏锐，新著迭出。他联合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在《文汇报》等沪上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一时间被人们称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四君子”。由“四君子”合著的《领导科学基础》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领导科学的专门论著。
在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夏禹龙更是一位先锋人物。他最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大胆提出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来命名一本学术刊物，并强调“以人为本”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夏禹龙任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一批尘封的学术著作得以问世，中断多年的学统得以恢复，理论界的新思想、新观点、新声音层出不穷……上世纪80年代常常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一批沐浴改革春风的学者们感到了文化学术走向繁荣的希望。
“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或者说错误观点中得到提高的。向真理低头犹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邓伟志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邓伟志文集》中这样写道。改革开放30周年，恰好是邓伟志从事学术研究近50年。不少熟悉邓伟志的人，翻阅新出版的文集时，仍会津津乐道当年的“邓氏三论”。1980年至1985年，邓伟志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了《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和《家庭的淡化问题》三篇文章，在当时均引起广泛争论。邓伟志也一度被媒体称为“思想界的男子汉”。
走出长期禁锢后的思想活跃和相互争鸣，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高考恢复学科重建造就一代名师 上世纪80年代起，恢复学统，重建学科，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
过去的30年，是学术活力重新焕发的30年，也是一代代学人不断成长的30年。
作为政治学界的“元老级”人物，王邦佐仍然记得，经过“文革”浩劫后，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其学术研究几乎中断，研究人员纷纷改行，系统的教学和科研已经无法进行。
恢复学统，重建学科，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起，上海社科领域的各学科都迈入了万象更新的复苏期。
1982年3至6月，受中国政治学会的委托，在王邦佐、孙关宏和曹沛霖教授的主持下，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政治学讲习班。为期4个月的讲习班共吸纳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60多名高校教学和科研人员参加。“有些前来进修的学员，年龄比我还要大，但大家学习都非常刻苦。”王邦佐回忆道，组织这样一个讲习班，当时的成本约4000元，但却邀请到40多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的专家前来讲学，还有3名外籍专家给学员们做报告。“由于学科恢复建立不久，前来讲课的老师，对于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到底讲到什么程度，心里也没有底。”
这个讲习班后来在学界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一批经过磨砺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成为全国恢复、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今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桑玉成等学者，都是当年研习班的学员。如今已成为独立学科的行政学，也是在这次讲习班上首次亮相。无怪乎中国当代行政学主要奠基人、“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在概括讲习班的作用时，用了“亮相、启蒙、播种”六个字。
和政治学相类似，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一批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学科，也历经了学科恢复重建、研究起步和学术繁荣的阶段，成长为一门门具有自身话语体系的独立科学。
每每回想起这段历史，包括王邦佐在内的一批学者们，总会油然而生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怀念之情。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三个十年，这些学科的“补课”任务才基本完成。
与社会科学的复苏和发展相伴随，日渐浓郁的学术氛围，也吸引了一批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的学子立志向学。展望当今的社科学术界，一大批知名学者们，其简历中都烙有“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生”的时代印记。
“改革开放影响着我的一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说。1977年恢复高考前，他还是电力建设公司的一名安装工人，放下课本已有10年之久。而参加那年的高考，无疑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同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也凭借1977年高考而实现了“华丽转身”。1982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同样师从胡曲园的吴晓明,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俞吾金和吴晓明两位学者不仅有相似的从学经历，治学信念也如出一辙。他们坚信，重新理解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原初意义，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担当。
1978年举行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来说，也是一个转折。“1978年考取首届研究生以前，我种过8年田，仅读过一年初中，一年大学。”陈尚君的从学经历，在1978届毕业生中也极具典型性。在就读研究生期间，陈尚君师从朱东润教授，开始了学海无涯的苦修。“朱东润先生治学格局宏大，议论闳通，特别要求学生从最原始文献的阅读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审视问题，不受各种历史定论的影响。王运熙老师则是用最浅切晓畅的讲课，指点初学的步骤和方法。两位老师的不同指导，使我获益匪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整个80年代，陈尚君全身心投入唐代文学文献的发掘和清理，先后完成《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两部著作。如今，陈尚君历时11年著成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已出版问世。在和学生们分享治学心得时，他最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从朱东润、王运熙两位教授那里继承下来的治学传统。
全球视野推进学识精进 汲取西方学术的智慧，打破中西学统的分割,融贯中西,才能推动我国学术进步
过去的30年，上海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视野随着国门的打开而大大拓宽。在学术上寻求与国际交流，“西为中用”成为一代学人的自觉。
在上世纪80、90年代，赶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出国留学热潮，沪上社科界的不少学者怀揣一腔“看西方、醒东方”的热望，纷纷选择去西方“取经”的学术进阶道路。
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挪威……在西方各大名校，出现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面孔；而中国留学生求学的范围，也由物理学、数学等理工科领域，逐步走向经济学、社会学等社科领域。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正是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时至今日，学界谈起“海归”左学金时，总会说到他回国时的一段小插曲。左学金1982年从上海社科院研究生班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84年留学匹兹堡大学，于1989年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如果我留在美国，法律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况且当时毕业的中国学生较少，在美国有很多工作机会，如在大学执教等。但我难以解决的是认同感的问题。”于是，回国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带着中国问题去西方求解。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回归。”在沪上哲学社科界，社会学家李友梅，经济学家袁志刚、李维森、田国强，哲学研究员童世骏等一批领军人物，在谈到“海归”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种简单而执着的想法。
上世纪80年代初，正跟随费孝通先生潜心在农村做社会学调查的李友梅，“突然”决定去法国留学。值得回味的是，李友梅赴法国留学，正是由费孝通一手促成的。“当时我们在苏南地区做研究，研究乡镇企业发展和推动小城镇发展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社会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觉得研究手段不够了。”在费老的推荐下，李友梅留学法国，师从法国社会学家克罗奇耶,获得了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在法留学期间，让李友梅始终不能忘却的，是费老当时的理论主张：光是堆一堆洋名词，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此，在法国求学期间，李友梅尽管读的是法国教材，分析的是法国案例，但学习的重心则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我们国家处于非常急速的转型过程中，我把研究、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学好了，带回国来分析我们的问题，就会很有用。”
汲取西方学术的智慧，打破中西学统的分割，用融贯中西的方法推动我国学术进步，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研究员从他的导师冯契先生那里继承的治学要领。1989年至1994年间，尚处于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童世骏，在中国和挪威两地来回奔走。“在挪威，我能够很方便地阅读西文资料，不仅找到了英语、德语材料，连东德和苏联的材料我都找来看。这样，研究问题的视域就会更宽广。”也是在挪威留学期间，童世骏跟随曾任马尔库塞助手的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研究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学术“长征”。
改革开放的30年，也让童世骏等一批学者深感，这是他们学术研究“恰逢其时”的30年。
自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童世骏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一直有着深邃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讨论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罗蒂在内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论文。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童世骏的专业领域，从时间上来说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竟是“同龄”的。“过去30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30年；而我研究的是同时代的西方思潮。”童世骏坦言，作出这样的学术选择，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问题意识，有一种对中国问题的浓厚兴趣。“我们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去研究西方的思潮流派，然后再反观我们的国情，看待有些问题就更清楚了，也更容易找到全面的答案。”
服务社会彰显学者使命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学者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过去的30年，学术已经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推动力。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领域取得的成果，或引领学术发展方向，或应用于实践改变社会生活，或纳入政府决策，或服务于社稷民生……沐浴改革春风的学者们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学术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30年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同样产生了大量的困惑。求解这些难题，仍然需要学者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学者的思考，如果不指向国家、民族、民生，那么就称不上是有效思考。”社会学家曹锦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牵挂和学术兴趣，一直是中国的农村以及广大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兄弟。
曹锦清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96年5月，他只身前往河南农村，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将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一一记录下来，这便成了后来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著述《黄河边的中国》。谈到《黄河边的中国》的热销，曹锦清本人显得格外冷静。在他看来，此书引起广泛关注，除了书本身呈现了一段生活在中国中部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外，更重要的是，“三农”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曹锦清是一个不愿远离社会生活的学者。当现今不少从事科研的学术工作者都忙着“向外看”、埋头研读西方社会科学著述时，曹锦清却另有一番自己的思考：“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我们在关注‘应该’以前,是不是要先搞清楚我们的国情究竟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它可能是什么?然后才回过头来看‘应该’？”
把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深层次问题作为理论科研的对象，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才，不但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精粹，还努力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实现着学术领域的创新和突破。经济学人们意识到，根据客观的研究情况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应该成为研究的根本目标。
“我们比任何时代都需要经济学。”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权衡认为，经济学界必须承担起“智库”的服务功能，经济学家的思考纳入政府决策过程，将大大促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也是学者和知识分子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
成为党和人民的“智库”，发挥知识分子的所学和专长。事实上，3年前，上海社科院已经明确提出了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目标。而据权衡介绍，在上海，学术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早就有良好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讨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定位时，上海社科界的专家就广泛参加了讨论，为决策层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今，上海制定‘十一五’规划时，上海社科院专家的部分意见也被采纳其中。”
学术一旦离开了国家和民族，离开了社会和人民，就不可能获得动力，更不可能获得内容。过去的30年，改革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历经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注入了太多的感动和感慨。
回首过去3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辉煌成就，一批代表着上海人文学术制高点的杰出学术贡献，尤其值得人们铭记，在这批杰出学术贡献奖上，刻写着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王运熙、徐中玉、钱谷融、雍文远、贾植芳等学术大家的名字。他们的道德文章，将垂范后学，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进。
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才能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在人文社科领域辛勤耕耘的上海学者们深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这是新一代学人必须肩负的使命，需要他们励精图治、全力以赴。
来源：《文汇报》2008年12月24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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