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哲学研究不仅是一项奢侈的爱好，而且正逐步演化为职业。哲学家们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思考人生社会的根本道理，诸如世界的本质、运动的规律、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等等；哲学工作者们也在深入探讨历史上哲学家如何思考，分析不同时代哲学家之间的思考构成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圆圈，然后又阐述这些思想的小圆圈怎样形成大圆圈，大圆圈又如何包含小圆圈、发展出新的圆圈以致越来越复杂。这种研究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知识，使后来者要进入其中必须以它们为基础；另一方面也锻炼思考者的智慧，拓展愈益深广的思维空间。但是风险和危机也孕育其中：具体的知识性掌握有可能超越了“爱智慧”的哲学本性。鉴于此，鉴于哲学作为当代的一门“非显学”，有必要对“哲学研究”本身进行思考，将“哲学研究”当成研究对象，使得“爱智慧”的哲学本义得到归位和落实。
一、“有用之知”与“无用之智”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哲学研究从对象领域来看是有用之知还是无用之智。可以肯定的是：哲学曾经扮演过“注解器”和“传声筒”的角色，很有用，而且因此还养活了一大批哲学研究工作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至少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面条、大饼、钢铁、汽车之类非常具体的有用的对象。哲学研究与其说有用，不如说无用；与其说是有用之知不如说是无用之智。换句话说，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无用之学，是“无用”加“智慧”。天下万物与人，既然产生，便都应有它的用处。照此，哲学研究的对象未免有些荒诞。其实不然，因为所谓用处，可以有两种，即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有用之用使人充实，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和满足；而无用之用则使人玄之又玄，不知所措，使人困惑、苦恼和忧思。
若仅限于有用，无苦恼也无忧思，人类会永远失去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但若只限于无用，整日清谈玄思，云里雾里，不懂耕作，不会制造，人类难免在忧思中死去，从而变成什么也没有，沦为真正的无用。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无用。这里无用的东西却是无不用的：无用恰恰也是一种用处，是比有用更重要的一种用处。“无用之学”于是也就是“无不用之学”。哲学研究的对象正是以无用的特征破坏着有用，使人类发展超出有用，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哲学研究的对象正以无不用渗透到所有的有用，促进有用向新的维度发展。无用而无不用，这或许就是哲学研究内含的真谛。
之所以说它是无用而无不用的“无用之学”，因为哲学本身就是爱智慧。爱智慧不同于智慧。爱智慧是指智慧本身的运动。哲学研究是将智慧运动作为自己的对象，这注定它是一个永无了结的过程。这个永无了结的过程其实是对已有智慧、已有思维的否定。只有不断否定已达到的智慧水平，使智慧进入到更大的思考框架，同时又不让已经达到的智慧水平停顿下来，这才是爱智慧。智慧本身作为探索新的思考空间的历程已是高不可攀了，而爱智慧的运动是对智慧本身的反思和否定，那就更是云里雾里了。这样的爱智慧、这样的爱法，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了。因此概括起来说，哲学主要是无用之智而非有用之知。虽然我们承认有用之知可以成为无用之智的前阶发挥作用。
二、“到底”与“不到底”
哲学研究不是一般的社会调查，它偏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总想追问“图形”背后的“衬底”是什么，且这种追问所寻求的答案又不能是某个具体实体，让人费思量。可是那个“到底”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就是一种“到底”。对此，除了说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好像再也讲不出别的了。说得清便不是到底，说不清的反而是到底。庄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概就传达了其中的辩证法。“到底”就是“道”，对道又何以言道？“到底”何以道之？道了便不可道，不道才是道，所以“到底”不可道。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目标——追根究底其实结果是不可道的，是不“到底”的。
比如，迄今为止，人类对宇宙最小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中最小的是“夸克”。“夸克”是人类所知的最小存在。奇怪的是，夸克被幽禁起来了，它被严密地封闭起来。如果我们能用方法去打碎夸克的幽禁，将夸克释放出来，那么夸克要比它原来大得多，夸克变了形。幽禁的夸克我们见不到，见到的却不是原来幽禁着的夸克。无论是世界最大还是世界最小，其实都可以说是世界的“到底”。由夸克的例子可知，“到底”无法理喻却实在。这种无法理喻但却实在的东西就是哲学研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朦胧的，让人感到荒诞。所幸的是：人是宇宙发展之子，他的基因中已有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哲学与人的悲壮和伟大因此就在于明知不可求而求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三、“谦卑之学”与“狂妄之论”
哲学研究的目标是要追问世界的“到底”，结果发现：“到底”不到底，“到底”说不清。即使如此，哲学家在传统意识中一直自诩为“米纳发的猫头鹰”，从事着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工程。确实，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有这样燃烧般的愿望和抱负。但大智者同时也应是谦和的。否则过于狂妄就和愚蠢没有什么区别了。哲学研究者的态度中最大的愚蠢莫过于认为人对世界是绝对可知的。现在不可知并不等于不可知，相信随着科学发达和认识的深化，原本不可知的一定可以转化为可知的。因此，可知是绝对的，不可知是相对的。这恐怕就是一种没来由的哲学态度上的狂妄。至少有一件事是不可知的，那就是死。死了，你就不再是你；死了，你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谁能知道死？谁又能说清楚死？写上一百本死亡哲学也还是无可奈何。
其实世界上除了死，还有许多事情是不可知的。比如对于蚂蚁眼中的红外线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人除非变成蚂蚁否则无法了解。所以哲学研究中不能不有谦卑的态度。看到智慧无限中的有限同时又持理性判断：人类不可能也没必要去知道一切。人类是宇宙发展中并非无限的存在，于一定时空中产生又于一定时空中寂灭。人的有限性和人性决定了许多事情对人是不可知的。人应当认识自己，知道什么对自己是可知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可知的，要认识能认识的，不要成为自大狂。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正体现了爱智慧的哲学本性吗？而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
四、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
哲学研究有着世世代代都提出、世世代代都以为回答清楚了而世世代代也回答不清的问题。它是思维的怪圈之学。哲学研究的活力也许就在于对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说也说不清。哲学是日理万机的悖论之学。在此意义上，哲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科学的问题域是明确的，哲学的问题域则是变动的。世上有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但从没有东方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世上只有一门物理学一门数学一门生物学，但可以想见永远也不会只有一门哲学。科学因其说得清所以叫科学，所以只有一门。哲学因其说不清，所以叫智慧之学，所以不会只有一门。
哲学始终在两难中前进，哲学的历程是痛苦的。如果“什么是哲学”是一个可以回答清的问题，那么立刻就有超出该边界的新哲学产生出来；如果“什么是哲学”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每一个时代实际上都形成并说清楚了某一种哲学；如果“什么是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说清，那么人类将不再前进；如果“哲学是什么”说不清，那么人类实际上没有前进过。人类既然在前进，那么哲学就应该是一个既说得清又说不清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的困境之学。人类只要前进就会有新的困境，便会有回答新困境的哲学产生出来。哲学随时代、随人类困境的新生而新生，哲学的具体形态总是不断更新的。否则哲学怎么会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体现，又怎么能成为人类的智慧之学呢？哲学的活力在于不断超越自身，任何产生出来的哲学形态都将在一定时代被否定。人类的精神便是在否定自己中不断前进，哲学便是人类这一否定精神的最高体现。
正如我的一位哲学老师所言，所有的理论中，唯有哲学是死人的战场，是一个哲学家战胜另一个哲学家，而后他又被新的哲学家战胜的战场。这是一个没有胜者的战场，是一块永恒的绿草地。草地不断地绿，但往昔的青青草已不复在。哲学家被否定，一个哲学体系被另一个哲学体系所代替，然而哲学和真理却在否定中不断上升。若无否定便没有哲学的生命，当然这种否定是以人类的智慧来开辟前进道路的。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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