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当一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冲击美国本土时，没有人想到过这场危机会对个体的命运产生戏剧化的影响。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毁灭性灾难很快带来了系列连锁反应：银行倒闭、企业关门、贫困来临和内战边缘。一方面，人们从经济繁荣时代一下坠入大萧条的深渊，穷困潦倒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普通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轨迹。但另一方面，大萧条也促成了新理论与新思维的大量涌现，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领域都出现了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的代表性流派与思潮。
青少年发展，是跨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汇聚了来自社会、心理、人口、教育等诸多学科的专家，如何整合不同的专业背景，形成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宏理论，一直是困惑研究者的议题。大萧条的背景无意间为解决这一困惑提供了绝佳的途径。1960年，当年青的G.H.埃尔德来到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人类发展研究所时，发现这里的“奥克兰成长样本”和“伯克莱成长样本”，一直跟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不同出生组儿童的纵向发展数据直至青少年和成人阶段。他和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J.克劳森(John Clausen)一起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大萧条的孩子们》、《生命历程动力学》、《时空中的孩子们》、《艰难时世中的家庭》、《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等研究著述的相继问世，不仅奠定了埃尔德本人在北美乃至整个西方学界的领军人物地位，也使得生命历程研究成为青少年研究、儿童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种经典范式。
总体来看，生命历程范式的思考对当代青少年研究有几点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一，人类发展概念需要应用到儿童期之外的阶段。青少年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18岁以前的年龄段。要评价个体发展是否成功或者历史社会事件对其的影响，需要结合成人期甚至老年期的发展状况，这样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环境因素中找到对个体成长至关重要的变量。比如经济危机带来的教育剥夺问题、贫困问题和就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困挠着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青少年，有可能也会影响今天新一轮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年青一代，但这些影响是否一定是负面和消极的呢？答案却是不然。生命历程研究开拓者们发现，危机对孩子们来说不一定都是危险因素，相反，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教育，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足够支持，危机和贫困只会增加他们在人生旅程中的抗逆能力；而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儿童青少年，是那些在早期因为贫困失去了求学机会，过早进入就业市场的孩子，他们的一生常常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困境为伍。
第二，只有考虑社会组织和生命时间的变化，才能进一步理解个体各种行为持续和改变的原因。为什么儿童早期贫困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挑战？为什么叛逆不羁的孩子突然改过自新成为奋发有为的青年？个人的生活轨迹虽然和个体自主性有很大关系，但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制于社会安排的生命时间表影响。本该在学校读书却因为经济剥夺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未来的向上流动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离开学校进入就业市场的最佳时间对不同行业来说也是不同的。而人生方向性的变化有赖于个体与传统社会路线的联系，如果他们能以某种方式和传统路线恢复联系，比如找到稳定工作、结婚或者育儿，都有助于他们摆脱各种偏差性的生活方式，重新进入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生轨迹中。因此，在分析个体命运的因果关系时，特别需要注意其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藕合度。
第三，当代急剧的社会变化需要人们更敏感地注意到历史对人类发展的潜在效应。中国社会对80后一代的关注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之后达到了一种空前的热点，人们惊异地发现原来80后一代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幼稚和没有社会责任感，相反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和团结精神，是许多上一代人自愧不如的。其实，人们原来的误解也不一定是“误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不仅会改变社会的发展进程，也会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当80后一代在这些历史事件的推动下去思考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获得了成长。而且，原来遥不可及的经济危机突然也开始影响80后一代的职业和家庭，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教育，初入社会时面临这些考验，对他们也是一种机会，让年青人更多地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
在生命历程理论出现之前，人们习惯于用代际的眼光去分析群体命运，婴儿潮一代、60后一代、70后一代直到今天的80后一代，然而仅仅有代际的框架是不够的。个体是生活在社会历史联系之中的，要关心儿童青少年发展，还需要一种背景性框架，把个体命运置于历史社会变迁背景下去分析，在讨论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影响的同时，利用各种预见性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注重引导和保护个体的主动性。比如，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各类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该采取哪些措施去保护儿童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发展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看到多元、平等、健康、自由的人生发展轨迹，而不是单一、计划、迷惘和被控制的一代。
(作者系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院报》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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