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 马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

序言

许明与本文题目相关的研究，不是一部专著可以解决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这应是整整一个时代研究的课题。所以，一部书的作用，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发展”的某个层面和某些相关的问题作一个解读。

解读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发展有着无法分开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已成为融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有机部分。想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一笔勾销，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有悖历史事实的。

从客观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马克思主义在来源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用恩格斯的话讲，它来源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又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工业文明的精神成果。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普遍性真理，与人类的资本主义时代与工业文明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是欧洲思潮，又是人类普遍性价值的某种体现。

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建筑在独立自主的东方社会发展轨道上，与西方文明隔山相望，隔洋相生。他们之间如果有联系，也是有限的，局部的，非本源的。大概只有来源于南部的印度佛教才对中国文明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这样两条不同的文明线路，在人类栖居的地球上发展了数千年，完成了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甚至科学成就。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方与西方，这永远是两位隔山相望的兄弟，他们是如此强健地发育生存了数千年，养育出了高度发达的各自的文明系统。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刻，他们相遇了，相碰了，甚至相撞了——184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时刻，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中华帝国自守一局的幻梦，掀开了两种文明大规模相遇的历史帷幕。——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产生的问题，都与这一幕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也与此有关。

要说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首先要说到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要说明，中国文化发展不是一般地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而是需要一种外来的文化能激活它的已经懒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恰恰迎合了这样的需要。

中国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发展了8000年。有文字记载的文化遗存有了将近5000年的历史。中华文明在雅斯尔斯所谓的前轴心时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平台：诸子百家、孔孟庄墨……这是在大约公元前５世纪时期的文化凝聚状态。这也是华夏民族在青春期形成的精神世界。但是，这个精神世界是初始的，不稳定的。尽管汉皇朝对诸子百家学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综合，但毕竟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形成之初的意识形态，它有着极大的可变性和包容性，它的开放度和张力与中国公元之初的不稳定社会状况正好相匹配。它注定不稳定的边界是一定要被打破和改变的。

这种打破和改变，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转型的开始。它的契机是印度佛学传入，它的社会基础是两汉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结构——它是不稳定的，因为这是封建制度尚未定型的社会状态，历史将继续给它生命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公元2世纪左右的原始封建制的开始衰落，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低谷。从社会发育层面上看，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育健全的样本，唐以后，它的强盛的躯体开始走下坡路，宋元明清再也没有达到它那种充满活力的巅峰状态。一个社会的健全的发育一定有为它辩护、为它设计的理论，唐代的社会发育来不及形成它的哲学论证，这个论证要到宋明理学时代才完成。朱熹是中国成熟的封建社会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四书集注”之类的集大成之作，不仅仅成为一个时代，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精神成果。对于论证这个完备的、发育完全的封建专制社会而言，朱熹的“理学”是真正完备的。它成为中世纪中国的精神高峰，这是毋庸置疑的。

明清两代，是宋明理学理想的“兑现时代”，是完成式的实践的近代理想时代。“所谓祖宗之法不可违”，出之慈禧太后之口，所指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被宋明理学所固定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传统。这个精神传统的“自保持”能力极其强大，在社会条件未能充分发育完善的情况下，在它的精神替代物没有真正出现的条件下，它是不会自然消亡和退出历史舞台的。

社会变动比之观念的变动要迅速得多，明中下叶以降，西方工业文明所启动的现代化运动的先潮已波及中国，如果不是文化相对保守和落后的满清入关，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也许会加快许多。但是，尽管拉长了时段，变革仍是缓慢而有力的。西方的科技和社会文明的点点滴滴，通过封建皇朝捂得严严实实的铁幕，终于还是渗透了进来。到了清中晚期（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甚至出现了“租界”，给传统中国带来了全新的世界发展的信息。

这一切的变革给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震荡和冲击呢？

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结构和它的严密的系统构架，使“嵌入式”的现代化运动来得特别缓慢，一直到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它的高级阶段时，中国的封建权贵们仍然沉浸在他们的“天朝大国”之梦中。按照自然发生的规律，观念变革的建设比之社会变革要慢得多，也困难得多。但基础变化一旦发生，它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就立即产生，清末有诗云：“万马齐瘖究可哀！”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最先感觉到了这场冲突的到来，并预感到了20世纪中国命定地将会发生的大震动、大改革、大变局。

现代化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古老的中华大地。但为这一进程辩护，迎接这一进程到来的精神却没有准备好。传统是抵抗和反对这一进程的，因为传统已习惯了“祖宗之法”的安稳和平静。它告诉人们遵守农耕社会的专制制度要遵循的一切准则。只有外来的思潮才有可能打开这“铁屋子”并吸引进希望之光。

到20世纪之初的时候，“线装书”所包裹的传统思潮已经无法支配中国这头跃跃欲试的醒狮了。人们渴望着外来思潮的冲击，像吸氧一样吸取着一切新鲜血液的养分，马克思主义就是适时而至的“外来思潮”之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并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不是毫无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只有马克思主义为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设计了获得自身解放的道路。19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接受的就是工农革命、武装斗争和打倒列强——这是中国的特别国情形成和产生的现实土壤。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现实土壤中能够扎根，完全得益于与中国国情的相契合。这种契合，是多层面的，多角度的。它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的世界观。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个层次。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内中缺乏激发这个社会前进所必需的新的观念和它们构成的体系——这种缺乏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历史契机。

整个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历史时段。一切成就和灾难都已揭晓，一切可能都在形成。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合理性正在被历史所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扭曲化，造成“文革”这样的灾难的历史过程也正在被深度揭示和反思。它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将会被重新思考。本书能为这样的思考提供一点参考，就是作者们的最高心愿了。

近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了一批国家、中央部委和上海市的研究课题，如：许明承担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课题：“当前思想文化的状况和意识形态建设”，“当前我国思想领域的总态势、积极因素、问题及对策建议”，“当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前提、思想内核和历史境遇”；马驰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研究”；许明承担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列课题”子课题：“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等，在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引起反响。中心成员出版的著作，如许明主编的《先进文化论》，花建主编、重点学科成员参与的专著《文化力，先进文化的内涵与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动力》，马驰的《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等在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获得好评，其中许明的论文《被困惑的理性与人文研究的方法探索》（上）（下）获第八届上海社会哲学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6年）。许明的内部探讨《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后宣传工作的六点建议》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马驰的论文《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对我国文论建设的启迪》获第八届上海社会哲学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2006年），曾军的著作《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著作）获第八届上海社会哲学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2006年）。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集中反映了中心成员近几年的研究兴趣、成果和研究方向。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国外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重要思潮的研究、解读，也有对中国当下文化发展问题的多角度、多视野的思考，体现了重点学科研究方向。该书主编：许明、马驰；执笔者：第一章，许明；第二章，马驰；第三章，曾军；第四章，吴文娟；第五章，徐清泉；第六章，王国荣。我们谨用这本文集与全院同行一道庆贺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