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关注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探析城乡家庭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
[关键词] 家庭压力 社会支持 网络资源 压力因应
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
自“家庭压力理论之父”Hill于1949年对战争造成的家庭分离和重逢家庭压力的经典研究以来，家庭压力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Hill提出的ABC-X模型（A代表压力的事件/情境，B代表资源，C代表认知，X代表压力或危机的程度）[1]也成为系统理论分析家庭压力与因应的重要研究基础。该模型强调家庭危机是压力源、资源和认知的函数。由于早期研究把家庭压力视作一种静态的、结构化概念，后续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如McCubbin（1982）认为，静态化的家庭压力结构并不适合分析家庭系统，因为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家庭内部诸要素会发生变化，因而，时间维度不可忽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双重ABC-X延伸模型就强调了家庭的动态发展，重视对压力累积效应和资源重生的分析。[2]
不过，McCubbin还是延续了Hill从家庭内部寻找压力源和因应资源的传统。然而，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家庭系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危机、金融财政危机、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以及一些不期而至的社会公共危机都会扰乱家庭系统的稳定性，给家庭带来压力。Boss（1988）的研究把家庭压力放在了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中。她强调要把家庭压力和因应放在各种历史、社会因素以及家庭自身因素共同组合成的“脉动”（social context）中进行考虑。[3]但Boss的不足在于，她虽然指出了宏观环境的重要性，但始终把外在脉动因素视为不可控的，这个出发点使得她和以往的压力研究者一样，仍旧把重点放在微观层面，对宏观的社会层面能为家庭应对压力提供什么，并没有提出可建树的意见。
关于因应或管理压力，心理学注重家庭成员改变对压力事件的主观认知的认知因应策略，社会学则强调个人与家庭在管理压力时所拥有的资源。McCubbin等(1985)将资源定义为：（1）家庭成员；（2）家庭系统；（3）社区能用以对抗压力源事件的特质、性格或能力。教育程度、收入、能力、压力因应技巧、社会支持等被认为是家庭的重要资源。[4]不过，在Hill、McCubbin和Boss的研究中，主要探究的是家庭内在脉动所拥有的资源，对于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少有涉及。本研究认为，家庭是一个次级系统，深受超系统亦称作生态系统所涵盖的历史脉动、经济环境、家庭发展阶段和传承环境、文化规范和习俗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改善外在的社会生态环境，给予家庭必要和有效的社会政策、人文关怀和服务支持，对家庭管理因应压力的意义更大。为此，本文将探讨转型时期城乡家庭（包括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在应对压力时，社会支持网络给他们提供的资源有哪些，这些社会支持网络在社会转型期具有哪些特征，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质性研究法，通过对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具有不同压力源类型的78个家庭的深入访谈，辅之以问卷调查资料即质化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家庭的压力状况、社会支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定量研究资料来源于《家庭消费与生活方式》课题中的相关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6个区12个街道3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以概率原则选取家庭并至少完成30个样本，由调查员入户访问，共获得920个样本资料。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其中一些单身男女（包括单身合租非家庭）样本被剔除，所以，共有875个被访/家庭的相关资料符合我们的研究要求。调查成功的样本中，男性为44%，女性占56%；被访者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65岁，其中18-35岁占23%，36-45岁占24%，46-55岁达37%，55岁以上16%；从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的为33%，高中/中专占39%，大专及以上为29%；被访家庭以核心家庭居多，达63%，其余直系家庭占20%，夫妻家庭为10%， 单亲家庭4%，还有3%为其他家庭。
个案访谈主要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中选择61户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收入水平但压力较大的家庭，由调查员根据拟定的提纲入户进行深访。由于问卷调查抽取的仅为上海户籍的家庭，因此在访谈时增补了来自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的17户外来人口家庭。访谈内容包括家庭压力的种类、看法、社会支持和应对等。78户家庭中参与访谈的成员有157位，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多些，占到了59%；上海户籍为82%，其余为来沪打工的外省市人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12岁，最大为72岁；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居多，达到了71%。
三、转型期家庭压力源的特征
1、生活风险增大使家庭压力和紧张具有普遍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竞争和社会速变，使风险和失败普遍存在并成为常态，众多不确定因素、风险和变化，在激发现代人潜在的欲望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常诱发其心理紧张、精神焦虑和家庭的内外压力。单位保障的全面削减、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使职业不稳定、经济不安全成为转型期家庭普遍、持续的焦虑源，或贯穿于各种压力之中，或潜隐于其他非经济压力的背后，影响着家庭压力的性质和程度。研究表明，目前上海大多数的家庭存在各种压力，对875户家庭的抽样调查统计显示，只有13%的家庭未感受到有任何压力；压力源指数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子女教养/负担（38%）、经济拮据/负担（37%）、家人下岗/待业/失业（36%）、工作紧张/难度高（35%）和住房困难/还贷压力（34%，多选）。
在访谈过程中，一些被访者也首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目前的家庭压力十分普遍。
（个案52，妻子母亲生病，家庭照顾压力）
妻子：（亲戚、朋友）讲都有压力的，……主要是下岗、经济拮据，老人力不从心、不能帮助他们，看毛病看不起，老人独处生活不便，寂寞孤独等。（他们）大部分人还是自己在承受，有的患忧郁症，精神恍惚，怀疑自己不知能活多久。
（个案55，夫妻二人下岗，经济压力）
丈夫：（压力）比较普遍的，我们上山下乡回来的人，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这些人文化不高，都还没有什么技术，是文革的牺牲品。…… 主要是失业、下岗、经济拮据、看毛病看不起、子女买房子父母又帮不上忙，等等。
（个案46，夫妻均为企业行政人员，15岁的儿子先天弱智）
妻子：我希望国家要有一整套的保障体系，让我们老百姓有一种安全感，不要整天提心吊胆。现在绝大部分的人都在为老人的医疗费、生活照料，自己的工作是否稳定，孩子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等操心。
由于转型期的社会速变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生活风险增大，而社会保障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健全，以及缺乏相应的制度性支持和扶助资源，使家庭承受的聚焦于经济各种压力凸现，缺乏安全感和紧张、焦虑成为普遍的心理负担，一些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下降。
2、周期性常态压力和非预期事件连接增加减压难度
周期性的常态压力主要表现在家庭不同生命时期由于侧重任务的不同而主要压力源具有较大的不同。对875户家庭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的家庭压力源事件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35岁以下的年青人更多地自述工作/学习紧张、竞争压力大，5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父母/家人病残的负担更重些，而36-55岁年龄段的被访认同子女教养负担、老人赡养/照顾、下岗/失业和经济压力的概率都更高。且F检验显示各类压力的发展阶段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发展阶段家庭的各种压力源更为集中，这不仅是因为子女抚育的经济成本攀升，还在于亲职负担引起的身心压力，以及不得不操心费神的成年子女的就业、恋爱、婚房甚至第三代的抚育；不少中年人还不得不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缺乏竞争资本造成的工作不稳定，或虽职位、薪酬俱佳却工作压力巨大，加上体弱多病老人的照顾负担，他们所感受的压力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尤其是家庭发展周期常态和可预期的内在压力，和不可控和非预期的外在压力源事件交替、连接而形成压力累积。如43号家庭在压力形成和累积方面具有典型性。被访者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在青海结婚、生子（三个儿子），经历返城、分离和团聚。从该家庭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家人分离的压力是暂时性的，但养育三个儿子的负担则长期存在，成为该家庭遭遇各种困难的又一中间压力源。同时，在青海支内回沪的妻子在上海养老的经济来源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突显。而社会不可控因素和外部突发性事件延缓了家庭化解压力的可能性。家人团聚后，被访者积极行动，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但计划中的压力解决方案却遭遇社会环境变化，意想不到的住房制度改革、房价上涨，尤其是拆迁停止的突发事件让解决住房的期待成为泡影。居住拥挤成为该家庭的又一长期压力源。在该个案中，战争、政治运动、企业倒闭这些非预期的外部压力，和他本人的就业、参军、退休时间等阶段性压力相交汇，成为一项长期的、难以摆脱的压力。
总之，社会转型期家庭面临的并非只有角色转换和家庭结构变化这样的周期性压力，还可能同时遭遇非预期的、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致的压力，且这种压力在不确定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带有极大的风险性，可能使家庭面临的常态性压力演变为累积的和难解的严重压力。
3、底层家庭更多地面临压力累积和家庭危机
对875个家庭的调查资料分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所进行的相关分析，清晰地报告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所面临的压力源差异。表1对教育程度的相关分析显示，除了“工作/学习紧张/难度高”压力源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压力更大以外，其他所有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压力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压力更大，其中又以与经济相关的压力更为明显。同样，对不同职业的比较分析也表明，非普通工除了“工作/学习紧张/难度高”的压力指数高于普通工之外，其他各项压力指数均低于普通工。
表1 不同教育、职业阶层被访对目前压力源认同的指数1差异
| 压力源2 | 教育程度 | F检验 | 职业（普通工） | F检验2 | |||
| 初中以下 | 高中 | 大专以上 | 否 | 是 | |||
| 家人下岗/待业、失业 | 1.20 | .84 | .20 | 27.67*** | .68 | 1.24 | 41.53*** |
| 工作/学习紧张/难度高 | .37 | .78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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