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2008台北年会于9月12-13日在台北举行。作为一个已经连续举办了11年的城市文化交流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集中在城市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来自上海、深圳、台北、香港的46名会议代表与来自北京、花莲、高雄的四位特邀城市观察员就此议题展开了论述与讨论，分享彼此的经验。我院文学所研究员蒯大申、任一鸣等九位学者专程出席本届年会。
会议共分四个议程：9月12日上午大会第一场的议题为“城市与自然的现状与回顾”；12日下午的议题为“城市自然与人文”；13日上午的议题为“城市自然与艺术”；13日下午的议题为“自然、文化与城市发展策略”。
议题一“城市与自然的现状与回顾”由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席黄英琦女士主持，香港时事评论家梁文道先生担任主讲人。他演讲的题目为《非人城市的政治学——流浪动物的困扰》。他从都市人一方面热衷于动物保护运动、热爱观看discovery channel等自然生态纪录片，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流浪狗、流浪猫、野鸽等动物应该进行管制的矛盾心态出发，引入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不洁”的定义——“不洁”就是离开了应有位置的事物和性质，引入当代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对自然与社会的名言——“自然与社会”是一套现代“体制”，来阐述人类自17世纪以来，通过对“自然”与“社会”的大规模范畴划分，其实是人为分割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联系。他还以德国柏林动物园人工哺育的小北极熊被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认为应该人道毁灭、香港迪斯尼乐园处理工地“地盘狗”所引起的争议为例，说明当前都市人热爱自然与保护城市环境、保护自身利益的矛盾之处。梁文道最后引用拉图在其近著《自然的政治》里所提出的“政治生态学”的概念，认为当务之急是抛弃人为的“自然”概念，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处理“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形式”。
台北作家刘克襄以《一个迷恋自然的城市——台北盆地的山水美学》为题，描述了群山环绕、登山步道对台北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台北可说是全世界山径密度最高的城市，而台北人也对山径保持着高密度的利用，假日登山成为市民生活美学的一部分。这些因保护自然所规划出来的舒缓空间，成为提醒台北人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中“慢”下来的必要场所。深圳市规划局地名办主任贺承军的报告题目为《深圳城市化的组团空间结构的意义分析》，对深圳城市发展的带状组团模式进行了多重阐释，认为组团式的灵活性和多中心制、带状的延展弹性，都体现了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组团式发展结构保持了城市本身力量发展、生长的自由空间，这一过程也说明了人是怎样以一种组织关系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钱泽红的报告题目为《自然生命在城市中的延续——以崇明岛为例》，介绍了上海市政府要把崇明岛建设成“生态岛”的发展计划，这一计划体现了和谐共处的城市发展新模式。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岛，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共生的“城市生态”，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升华。香港影像艺术家鲍蔼伦以《天造地设》为题，以影像为主要表现手段，阐述了“真正的自然并不一定全是绿色”real nature is not green的理念。她指出目前“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利用为“机车”、“洗发水”等的营销工具；人类征服自然经过很多步骤，而在目前“技术至上”的世界里，唯有“设计”能够令技术平静下来。她的发言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到眼光。
议题二“城市自然与人文”由台北县文化局长李斌先生主持，台北亚都丽致饭店集团总裁严长寿先生做了题为《返璞归真，美感就在生活中》的主题演讲。演讲由三部分组成，论述了文化、观光、生活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一、自然文化融合在生活中。文化必须靠本地人，经过时间的锤炼，长时间的共识，一砖一瓦的堆砌，才能够成就。台湾每一种菜系或料理习惯，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故事以及生活习惯和智慧。二、品味生活，发现文化与自然之美。台湾已经从粗俗、草率、快速旅游的方式，走到可以慢慢享受自己的阶段。观光是一个与人做朋友的事业。台湾如何吸引“无期无为”的观光客，如何让观光客的消费能够支持文化的发展和自然的保存，是观光业发展的重点。三、品味生活的能力，来自美感的教育。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地方的人，对美感和品位也有很高的感受。政府应该做一些结构性的工作，对公民展开文化与美感教育，令其对自己的环境和文化有信心，能够从中找到动人的美感和元素。文化正是因其差异性而各具魅力。
兼有牙医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李伟文先生的城市报告题目为《皇冠镶上绿宝石——台北人的生态实践》，介绍了在台湾荒野保护协会的带动下，台北市和平东路与富阳街附近一座小山周围的居民如何改变了对公园的看法与期待，把这里用一种“自然公园”的概念来营建。台湾荒野保护协会近年来一直在推动“荒野公园”的概念，就是在都市里保留一个地方有足够空间让自然生命在里面演化，人可以通过木栈道或悬空的吊桥来感受自然荒野的丰富与变化。《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胡洪侠以《自然PK人文》为题，介绍了深圳“磨坊”论坛近年来的发展及其所组织的一些跟自然、环保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彰显了自然环保意识在大陆民间的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一鸣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上海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淀浦河北岸的故事》，以上海市闵行区一条规划中的道路“闵虹路”为例，介绍了当地居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及家园意识。香港“思网络”总监郑敏华小姐以《香港百年城市演义》为题，纵观香港城市发展史，探讨自然环境与城市文化、城市个性的关系，更探讨“集中规划与发展”的概念对城市环境的束缚，及进一步对人的心灵与价值观的束缚。
议题三“城市自然与艺术”由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陈新亮先生主持，深圳市雕塑院院长孙振华先生做了题为《走向生态文明的城市艺术》的主题演讲。孙振华先生首先介绍了2006年上海城市建筑双年展中一件名为《新山海经》的水墨动画作品，认为这一作品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目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对立和尖锐，症结可以归结为长期以来人类所具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城市艺术中的表现，就是片面地强调艺术对自然、环境和空间的征服，以肯定人的意志和力量。目前很多以大型景观雕塑为代表的城市艺术实际是在以艺术的名义破坏城市的生态平衡。孙振华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城市艺术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一、强调城市艺术与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二、城市艺术应该致力于提高城市居民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三、城市艺术的创作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生命、尊重环境、尊重自然。四、当代城市艺术应该不断推进城市艺术的观念的转变，让人们的欣赏习惯、艺术生活方式、艺术消费方式向生态化方向转变。
台北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林谷芳先生做了《因自然而生的台北人文与艺术——以猫空与北投为例》的城市报告。报告介绍了台北猫空的茶山文化与北投的温泉文化都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历史资源的，由此呼吁将自然纳入城市人文建设的必要参考坐标，改变“人为创造”的艺术迷思。深圳市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的报告题目为《现代都市在当今艺术创作中的呈现》，列举了当下中国主流与非主流艺术对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呈现及各自存在的问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晓军的报告题目为《作为民意与文艺的自然》，他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商业行为中得到理解、体现与满足的，如上世纪90年代末怀旧思潮中所蕴含的上海人对人文历史的追溯与对生活节奏“慢”下来的渴望；如房地产开发商对环境绿化的强调中所体现出来的购房者对自然的向往与追求。香港艺术家梁宝山以《脚不沾泥的公园——写在城市边缘》为题，介绍了几位香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少有与自然有关的展览活动的香港，这几位艺术家以他们的生活与作品表达着他们与自然进行感应的审美意趣。
议题四“自然、文化与城市发展策略”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主任汤逸佩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蒯大申研究员做了题为《城市命运与自然观的历史变迁》的主题演讲。蒯大申研究员首先回顾了人类自然观的演变过程。一、在依赖自然的阶段，人类先后经历了自然崇拜、有机自然观、象法天地等对自然进行观察与模仿的阶段。二、在征服自然的阶段，农业文明的兴衰与其所依赖的土地及自然生产力密切相关。工业革命揭开人类大规模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序幕以后，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导致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过度开发与操纵，从而导致了自然环境乃至人类居住的城市环境的危机。三、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阶段。这是环境危机所迫使人类不得不正视与面对的阶段。2005年6月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世界环境日暨全球绿色生态大会所发表的《城市环境协定——绿色城市宣言》表达了全球城市共同的呼声。蒯大申研究员认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键在于文化理念，是取决于宇宙观、价值观等终极观念的互动关系，因此考察我们今天所处的全新的文明时代，树立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明，是当务之急，也是公民社会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台北市文化局李永萍局长以《一条河、一片湿地与一堵墙——文化、自然与台北城市发展的互动历程》为题，介绍了台北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对话与互动的三个案例，提出“面对自然要学会反省”，一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我们不曾真正站在自然生态的角度思考问题，总是以人的立场替自然决定一切。”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南方论丛》编辑魏甫华的报告题目为《从书城到城邦——对深圳书城的资源配置与精神文化分析》，介绍了位于城市繁华商业地带的深圳书城对这座城市的教育及人才给养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轶的报告题目为《城市自然资源及其文化政策的反省——以Z城的发展为例》，提出现有的文化政策常常使得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成为城市发展的附庸乃至牺牲品；自然资源并非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推动；假自然代替了真自然；这一切背后的实质是近代以来所推崇的“城市文明”和“现代化”，把“都市文明”作为“终极文明”。香港规划师杜立基做了题为《香港郊野公园——城市和自然和解的答案？》的报告，提出香港郊野公园运动是把自然作为可利用的水利和植林工程，而不是社会广泛讨论自然保育的结果；由外来人士提出，与原有乡村在法制和政策上完全割裂，无法与乡村文化相互支持共生的问题。
总的来看，四城代表发言中台北侧重于介绍当地的自然文化保护实践、成果及背后的人文理念、城市特点；香港比较侧重于对既有环境保护措施与城市法规进行反思，并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与社会制度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层理念探讨；上海以反思的态度，提供了本地自然保护实践的例子与最新发展，表达了自然保护等人文理念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曲折关系；深圳阐述了城市发展模式与自然的互动，也介绍了自然保护意识在民间兴起的动态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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