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前理事长郑必坚在9月8日开幕的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作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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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这里，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共存之道”。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主题。
记得两年前，我曾在这里讨论了“中国路、中国梦、中国心”。现在，我想把话题从“梦”转到“觉醒”，和大家一起探讨三十年来，并由此上溯到一百六十八年来，中国人是怎样在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动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伟大觉醒的。特别要探讨最近三十年，即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伟大新觉醒，它“新”在哪里，又“伟大”在哪里。
下面是我的一些思考，请各位指教。
一、伟大新觉醒的历史动力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产生了两个最崇高的目标：一要救亡图存，二要振兴发展。这两大历史性追求，可以说是直到今天多少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历史动力,也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人伟大新觉醒的最根本历史起点。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要问这两方面大变动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我认为，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世界范围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
大体而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正处于落日辉煌的乾隆王朝，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成为“日不落帝国”，中国却恰在此时，被英国一巴掌打入半殖民地，开始了深重的民族大灾难。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其“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奋斗。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始终未能扭转国势衰败。整个说来，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这就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统治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阶段。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断了。世界大战引发并推进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抓住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获得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两大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这就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和前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失败，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先后遭受重大挫折，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由此兴起。中国人又抓住这个新的时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这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在这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命运的三次大转折中，中国人先后觉醒到“天朝大国”的腐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图强；觉醒到效法西方道路走不通，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以图强；又觉醒到苏联模式的僵化停滞是死路，必须改革开放以图强。这就是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国人的三次伟大觉醒。
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救亡图强的内部动力相结合，构成了一次又一次中国人对民族命运、对世界趋势的重新认识，并从而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形象。
二、伟大新觉醒的思想空间
在讨论了中国人伟大新觉醒的历史条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新觉醒的思想条件，这就是世界范围的思潮激荡。我有一个观点：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意义极其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这一次“诸子百家”的焦点，是当代世界向何处去，其中也包括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朋友们都知道，“诸子百家”这个话，本来是专指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就当时中国社会向何处去问题而展开的那场很长时期的大论战。可以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
在那以后，中国历史上真正够格说得上意义极关重大的又一次“诸子百家”，我认为只能是到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在这个历史阶段上，又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的大激荡大争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胜利，中国的面目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么，今天情况怎么样？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即第三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面对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世界新的转折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非是几种选择：一种是妄自尊大，脱离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搞现代化。这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又一种是妄自菲薄，甘当附庸，完全依附外国，依附西方。这种办法也是屡试屡败。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三十年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你看这三种选择，不就是三大“家”吗？实际上，情况比这还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已经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能不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
从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来说，“当代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更是远未解决，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动荡、分化和抉择的长期过程。由此而来的各家各派，诸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等，这难道不是当代世界的“诸子百家”？至于对中国，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不确定论”，一波接着一波，难道不也是“诸子百家”？
正是在当代世界范围思想激荡的广阔空间中，最近三十年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展现出全新的发展理念，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为人类提供着新的精神财富。
三、伟大新觉醒的深刻内涵
一九七八年后的最近三十年中，中国实现了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西方思想界、战略界、舆论界的一些朋友把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称之为“世纪之谜”。这样一种世所罕见的“井喷式”发展势头，我相信还将持续下去。而要破解这个“世纪之谜”，还需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际经验中，从中国人在这个历史新时期的伟大新觉醒的深刻内涵中，来获得理解。
我认为，这个深刻内涵的首要与核心，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而“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之最突出的，最使十几亿中国人受惠，也最受国际舆论称道的一条，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中国人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邓小平说得好：“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是由三十年前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起步的。而经过这个大讨论，中国人又把实践标准进一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是非标准”。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这样尖锐和鲜明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朋友们，这就是中国人伟大新觉醒的聚焦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突破口。
有了这个伟大新觉醒，中国的生产力被奇迹般地逐步释放出来。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国外境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的积极因素。你看，国内六项，国外四项，共为十项。这十项“生产力要素”持续地得到解放，一直走到今天。中国人的温饱问题由此而解决了，中国人的小康社会逐步成形了，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了，中国人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摆脱僵化模式，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把改革开放的重点确定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我们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道路和指导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真正活跃起来的社会主义！
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最近三十年中实现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实在是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超大规模系统工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可能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不可能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可能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风险。但是这三十年历史进程之主流，却始终是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之紧密结合。正是依靠这一条，才推动了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大发展，并将继续推动中国在整个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大发展。
“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人的因素的进一步解放。既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类所有权、财产权、自主权和正当竞争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民主化和法制化基础上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的保障。所谓“中国真正活跃起来”，其要点就在这里。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割裂。由此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四、伟大新觉醒的历史新起点
今天，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起点就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和道路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居安思危”。外国也有一句名言：“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巴斯德，法国科学家）。只有认识前所未有的挑战，才能把握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前，我们至少面临五大挑战：一是资源尤其是能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四是巨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五是新条件下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气候四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的挑战。可见，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面对的挑战实在是够多够大的了。
这个新起点还在于重新认识中国拥有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的总背景。首先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在人口问题上相继出现“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就已经面临的“就业高峰”，二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总量高峰”，三是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老龄化高峰”。还要特别看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必须解决好八亿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这就要求中国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当代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面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某些深层次矛盾，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加以分析和对待。这里要把握两条：第一条，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第二，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全盘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结论只能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才是唯一正路和真正出路。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包括三大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一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仍然要坚定不移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要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则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只有进一步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才能真正强有力地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新起点还在于中国坚持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对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依靠殖民主义掠夺世界资源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当年德国、日本那样的后起军国主义国家依靠发动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办法当然不能学，对前苏联霸权主义在所谓“世界革命”幌子下搞超级大国争霸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办法当然也不能够学！而坚持这条道路的基础，则是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在这个地球上，共同面对的挑战需要共同行动来应对，这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愿意全方位地，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结成多层次的、不同内涵和形式的、开放性的和不排它的利益共同体。这样来共同对世界的和平承担责任，共同为世界的发展开辟道路。这就是构建“和谐世界”，这当然也就是“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方”。
总之，中国人的伟大新觉醒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起“赶上时代”，才真正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也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更加活跃起来，实现和平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谢谢各位！
（演讲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前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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