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宇宙是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演化不只是生物的，也是社会的、心理的；而且这样的演化朝着一定方向，有其终极的目标。这样的结论，如果出于20世纪某位无神者的科学考察报告，也许不足为奇，然而，这样的结论恰恰来自20世纪40年代的一位独立思考、安静冥想的神父——一位参加耶稣会而又研究地质和古生物的人之口，这就值得我们探究了。这位神父便是法国的泰亚尔·德·夏尔丹（中国名德日进）。
一、泰亚尔的足迹
泰亚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驻北非军团做担架员，兼随军神父。在军队服役期间曾获得军功勋章和荣誉军团的骑士勋章。1918年他接受三重誓愿（即守穷、守贞和服从）。
1919年复员，继续在巴黎大学学习。这时他已看清了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方向。决心专攻地质学，并集中攻读古生物学；开始领悟到，宇宙及人都可视为演化的过程，并认识到，生物学及全人类的历史，都应建立在演化过程的理论上，从而看出人类在世界上的未来的演化；作为一位忠诚的基督教信徒，他则竭力把基督教神学和演化哲学结合起来，在宗教经验和自然科学的经验之间建立其中的关系，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
泰亚尔虽然早已被晋升为神父，但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他并没有恪守托马斯·阿奎那的信条，而是吸取了柏格森的创化论和英国哲学家摩尔根和亚历山洛夫的“悠忽进化论”的思想。以及接受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影响，并以达尔文的新发现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1922年在巴黎大学获古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巴黎天主教学院
然而，泰亚尔的一生是极为坎坷的，由于他志趣在于探索宇宙的起源，主张演化论，为此触犯了上帝创世说，触犯了天主教教规，因而被罗马教会当局视为异端。
1946年，泰亚尔返回久别的巴黎，旋即沉浸在欧洲的学术生活中，1947年因患心脏病，在乡下养病数月。回巴黎后，罗马当局再次警告他不得再写有关哲学著作，泰亚尔表示服从，这才被允许再度参与宗教活动。但1948年罗马当局仍然阻止泰亚尔竞选法国学院教授职务，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有资格担任这个最高的学术职位。使他感到失望的是1950年，他向罗马当局再次申请《人之动物群》一书的出版，结果未能如愿，申请横遭驳回。而使他深感欣慰的是，他被选为法兰西研究院的会员、科学院通讯员、荣誉团团员以及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主任。
1948年他曾受邀访美，接受温纳－格伦基金会（亦称维京基金会）的签约，获得资助，使他能两次前往南非，考察刚发掘出来的南方猿。他还计划在该地对古生物及考古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由于罗马当局的多次警告，泰亚尔在法国处境日益艰难，1951年他将该基金会总部迁往纽约，在那里，他担任基金会中人类学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该会举办了多次国际间的座谈会，为人类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955年，即临终前夕，罗马当局仍不准他参加国际古生物学会议。在泰亚尔的一生中，各级教会都不断地剥夺他发表自己学说的权利。直到他去世为止，除了几篇技术性的文章以外，他的著作还只是些打印出来的片断。
罗马制度的迷失，个人生活的困窘，不得不迫使泰亚尔离开故土，旅居美国，在美国，他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的四年，
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后，教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天主教开始釆取较为顺乎时代的开放政策，泰亚尔的著作才得以公开发行，其主要著作，已出版的有：《人的现象》(1955)、《人的出现》(1956)、《人在自然中的地位》(1956)、《回顾过去》(1957)、《神圣的中心》(1957)、《人的未来》(1959)、《宇宙的赞歌》(1961)、《人类之能》(1962)、《能的诒化》(1963)、《科学和基督》(1965)、《向着未来》(1974)、《物质的核心》(1976)，等等。
为什么泰亚尔竟遭到如此厄运？为什么他的著作要从神学院和所有宗教的图书馆撤除？回答这个为什么，正如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说的：“最要紧的是得到人是演化尖端的结论，并应该把这个研究所得的结果应用到更多的场合中去”[2]。就是说，正是泰亚尔的这个尖端的结论，引起了罗马当局的不满，但是，也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上广大学者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泰亚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列，为他们召开国际专题讨论会来纪念逝世十周年。1981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国际专题讨论会来纪念这位哲人和科学家诞生一百周年。当时来自18个国家的近40位古生物学家、史前学家、人种学家、哲学家参加了讨论会，并撰写了论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各自在闭幕会议上致词，肯定泰亚尔的思想和著作“为实现普遍文明提出了一幅蓝图，从而为宗教、哲学和科学思想作出宝贵的贡献”。教科文组织还颁发了泰亚尔诞生一百周年金质、银质和铜质纪念章。纪念章正面是泰亚尔的肖像，反面为一幅世界地图，中心则是希腊字母“欧米加”(“Ω”)，该字母乃系地球演化的聚合点，并用泰亚尔语“了解和尊重所有的人”作为题词。在这次会议上，苏联科学院人种研究学者A.阿米波夫认为：“德日进所希望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把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种种规律融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德日进认为，只要有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完整的求知方法，则整个世界的面貌是可以揭露无遗的。他写道：“真正的物理学应是，将来有一天它把人类整个地‘融合在一幅结构严密的世界图像之中’。我们的时代是对知识进行大综合的时代，也是在‘以人类学概念’研究各种科学方面进行哲学论战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刻，这样一种方法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特别宝贵的”[3]。印度学者卡兰辛格说，德日进的科研成果表明，“他很早就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并不只是旧有传统的延续，而是在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过程中崭新的因素，这种因素是任何有创新思想的神学家都不可忽视的”[4]。美国纽约福特翰大学哲学家H.考辛斯认为，“德日进的宗教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的宗教现象，既可以了解其传播越来越广的倾向，也可以了解其日益世俗化的倾向。……它要求宗教必须成为我们时代的积极力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束缚和指引人类自身的能量，从而使俗人得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使宗教的意志可以包容和激励俗人的能量”[5]。所有这些科学家的论断表明：泰亚尔学说在世界上，特别是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的国家还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会和国际性的协会，还拨出巨资召开研究泰亚尔学说的会议，出版他的遗著，研究他的学说。
二、宗教与演化
泰亚尔申明，他的自然哲学体系，虽然归根到底也“发端于上帝”，但是它的渊源却不在于形而上学和圣经，而在于科学。他把自己根据科学对现实的解释称之为“现象”。泰亚尔说他“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而是在古希腊人使用的意义上的物理学家（即自然哲学家）——现象学的研究者”，由是他的“著作既不是形而上学作品，也不是神学论著，而完完全全是一种科学的报告”[6]。但是，他又认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实，当科学家一旦试图作出解释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将科学、哲学与宗教“掺杂在一丛假定里”。这样，如果说“研究工作在人类活动中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哪并非由于一时兴趣、时尚和机会所使然，而只不过是因为人类一旦成长之后，他就不能不担负起使其在地球上的生活不断演化的责任；并且因为，研究工作就是这种为演化作出努力的表现（处于受重视的地位）”[7]。怀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泰亚尔把自己研究的主题放在“人的现象”上。
（一）人的现象。泰亚尔认为，在前人的视野里，常常不把“人”放在眼里，而转眼别视，这是不可取的。在今天，我们要把人当作现象来研究，就要纠正过去对“人”的偏颇，即要转变视角来“看人”。当我们“观看”人时，就会发现，人是世界之轴，演化之矢，“人既是宇宙透视的中心，同吋又是宇宙结构中心”[8]，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在他观看的每件东西上发现自己的影响。人是世界的中心，整个生命的要点，宇宙的钥匙；要“看人”，“即从我们对人类所已得的一般经验中发展出一个‘均匀’而‘一致’的透视，显人为一个在发展中的‘整体’”[9]。显人为发展中的整体，就是要把人和全人类一起“观看”。“如果人不把自己和全人类放在一起，他便看不清楚人类；同时若不把人类和生命界整体放在一起，他也看不清楚人类。相同地，若不把生命界和宇宙放在一起，他也看不清楚生命”[10]。在今天，要把人当成“人的现象”来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是因为人在自然界中是一个事实，因而真正是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及方法里面，一是在我们探讨的对象中，以探讨人为最有特殊却又最具有启发性。通过对人的研究，对人的认识会更为丰富，从而增加我们生活能力。
泰亚尔把人的现象和人的意识看成是宇宙演化的一部分，把人的演化看成是宇宙演化的关键，这便是泰亚尔自称的现象学的研究。由此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完整的现象”，人也是一个完整的现象。他作为科学家就是根据科学材料对宇宙间完整的现象作出“追根求源”的“综合性的科学解释”。通过综合性的解释来“看”在人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来“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作用，来“看”其实际活动的方向。只有持这种观点，科学才能在其结构统一体中诠释变化着的大千世界，同时，只有持这种观点，真理的科学标准才能包括这个大千世界在本体论上的统一。按泰亚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