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正是这种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正当性基础。
像中国社会其他各个方面一样，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工作在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变化。从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到“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主张，从“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主张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以物质文明为主的“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的这些重要变化是党的理论工作的宝贵成果。回顾总结这些变化和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
理论为什么重要
关于理论为什么重要，一个明显的回答是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人会说，这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革命的行动也就没有革命的理论。确实，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行动之间，常常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先后次序。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之间，也可以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先后次序。邓小平同志经常讲的“摸着石头过河”，讲的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这种相互交错、彼此互动的过程。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错和互动，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为先要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去推动和指导实践。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根本否定理论工作在改革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是高度重视理论工作的。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刚刚被任命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之后，他就着手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理论工作机构，与“四人帮”进行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又积极支持思想理论领域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尤其是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实践，但这场讨论本身是理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是一个理论命题。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正是这种理论指导和理论辩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正当性基础。在现代社会，一个集体行动要具有正当性，既要求行动者有理性自觉，又要求行动者有意志自由。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是强调理性自觉为意志自由提供依据，强调通过启发民众在认识“理”的“不得不然”的基础上，从“自觉”走向“自愿”。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理论工作具有极高的地位，同时也负有极大的责任。在这样一种特定语境中，理论工作既要像学术研究那样条分缕析，也要像政治工作那样审时度势。三十年来党的指导思想的演进所采取的“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相统一的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特殊责任和所具备的高超智慧的生动体现：在每一个新的实践阶段上，党都要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认识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充实和更新，而这种充实和更新的形式是对前一阶段的指导思想进行重新诠释、根据前一阶段的指导思想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其字面意思来突出新的重点、引入新的理念。这样的方式既体现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的思想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体现了我们党对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和思想领域的主导者这双重角色的关系处理有一个探索和调整的过程，也体现了我们党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有一个耐心细致的说服和引导过程。
理论如何才能重要
关于理论如何才能重要，一个明显的回答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对这个观点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把握了这个观点的全部内涵。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真正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很重要的一条是处理好理论思辨与普通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之所以严重脱离实际，不仅是因为他错误判断了中国和世界的客观形势，而且是因为他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健全常识，偏离了人民群众对什么是正常生活和幸福生活的日常理解，违背了人民群众对正常生活和幸福生活的合理追求。“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就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极度偏离常识；而“文革”结束以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让理论回归健全常识，比方说为正当的物质利益和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名。邓小平理论的巨大魅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在这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强调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到1992年视察南方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都把健全常识作为他的重要依据，批评有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江泽民同志曾经把邓小平同志的高贵品质概括为“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这两个尊重的结合，就体现为邓小平同志对蕴含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健全常识的尊重。当然，尊重常识并不等于盲从常识，始于常识并不等于止于常识。要确切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和国际环境问题如何解决，需要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常识不仅需要尊重，而且需要提炼和提升。只有这样，理论才真正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
理论怎样显示它的重要
关于理论怎样才显示其为重要，同样有一个明显的回答，那就是让实践来检验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仍然有进一步阐发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同志还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要让以后的实践来检验那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十年内乱的“实践”清楚地表明，那次全会的决定完全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并没有真正重视实践标准，并没有真的让实践来检验他晚年思想的正确与否。但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哲学上来说，任何实践检验都必须包括对实践结果的诠释；只有经过了诠释之后，一个实践的结果才能用来检验导致这个实践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考虑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说的“十年内乱”，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经过这种“诠释”的“文革”实践结果，当然就“证明”了导致它的那个理论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年前的实践标准讨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在于它提出了实践标准的运用方式和实践结果的诠释方式的问题，提出了用“群言堂”代替“一言堂”、用思想解放代替个人迷信的要求。三十年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不仅重视用改革实践的成败得失来检验改革理论的是非对错，而且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等各方面的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也就是说，使改革实践的成败得失本身有可能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研究而获得合理的认识和评价。只有在这种合理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导致这种改革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正确与否才可能得到实践检验，理论的重要性才真正得到显现。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08年8月27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