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中央和市委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精神,上海社科院于2007年初提出了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办院目标。2008年,在该院筹备50华诞之际,社科界也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铭记时刻。作为智库型研究机构,该院以丰富上海发展思路为重要背景,积极总结我国和上海30年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城市建设、法制与民主、社会与民生等方面的成就与经验,并前瞻未来发展。总结和前瞻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以下刊登的是部分研究成果的精选。
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回顾
左学金
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发展
回顾我国改革与发展的30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深化对于实践的认识,不断改革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从而持续推动改革和发展。
每一次的思想解放或理论创新都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所发生的,并且所解决的都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转折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解决了拨乱反正问题,并最终选择了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发展进程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发展的内涵,如何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如何深化改革开放等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的理论创新,明确指出了要树立什么样的发展观、如何进一步发展,并确立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观点。
30年思想解放或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大思想和方法。正是在这些重大思想方法的引导下,逐步产生和形成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必将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
我国30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30年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体制、城市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教育体制、就业体制、外贸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十大方面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城乡经济迅速发展,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发展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金融发展也正在步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总的来说,经过30年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得以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效率不断提升。
更为显著的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也让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国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来说,一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过程中,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78年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为2.5亿,到1985年时这个数字下降了一半,1990年则下降到8500万,到2000年更下降到3200万。目前,我国贫困人口数进一步下降为2375万。二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提高和改善。30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增加了10倍,到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城镇居民家庭则为35.8%。
中国不断发展的另外几个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发展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激励和效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以及中央和地方机制的理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内在动力;经济系统引入内在激励机制,使得经济效率大大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动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也得益于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学习模仿效应。对外开放不仅大量引进了外来投资,直接弥补了我国资金不足的问题;更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学习全球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理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机会。
我国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政府作为改革的发动者,不仅制定改革发展的规划和实施计划,还是经济社会资源的积极动员者,能有效避免单一市场调节所带来的无序等问题。同时,在参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过程中,政府能充分重视和吸收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以及一切先进的国际经验,从而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效减少了失误。
我国的发展还得益于资源禀赋结构所产生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和人口红利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其人口红利,很好地支持了30年来我国低成本的经济增长。
当然,我国的发展也得益于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中国人民历来拥有勤俭节约的习惯,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长时期内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从而使得我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大规模的投资高增长。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发展也得益于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稳定社会效应。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改革没有引起大的经济破坏和社会震荡,从而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探索与创新
金芳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作为沿海第一批开放城市,特别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先锋,较早确立起全方位开放和外资外贸双轮驱动的发展思路。30年来,上海在以开放促发展、以创新促开放的战略指导下,实现了从开放战略、开放结构到开放目标的一系列升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实践。
1、变政策优势为市场机遇,占领对外开放的制高点。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上海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进入了融入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培育外向型支柱产业的高水平开放阶段,开启了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对外开放的超常规发展进程。1993年,上海率先提出以吸引《财富》500强企业进入为目标的高起点外资战略;上世纪90年代,上海又率先提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战略设想。在相应政策推动下,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持续进入,跨国企业总部加速集聚,国内外高端人才纷至沓来。截至2007年末,全市外资总部经济项目达到592家,是国内跨国公司总部最集中的城市。
2、集聚全球流动性要素,构造对外开放的国际通道。20世纪90年代,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发展,促成要素全球流动和非对称集聚格局的形成。上海把握这一趋势,将开放发展的重点确立为,建立集聚全球要素的市场体系,先后建成了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和黄金市场、期货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产权市场,成为国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技术资本和智力资本集聚与分流的重要平台。上海开始为全国各地更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竞争外部市场,提供“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国际通道”。
3、突破体制瓶颈,开创“大外贸”发展格局。1993年,上海提出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发展“大外贸”建立“大口岸”的开放目标,通过扩大经营者主体、培育大型企业集团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模式创新,形成了由专业外贸公司、工业自营企业、工贸公司、地方综合企业、中央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组成的对外贸易“六路大军”,构造了具有鲜明改革特色的“大外贸”格局。在外经领域,上海不断探索外经管理体制的创新,形成了对外投资、对外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技术贸易和对外援助五大扇面的“大外经”格局,也构筑了综合贸工农技金融等多种机构的“大海外”格局。
4、把握世界产业转移趋势,实现从世界制造基地到世界服务基地的升级。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通过大量引进外资项目、外资新技术和新设备,有效实现制造业结构从以轻工、纺织、基础化工原料产业为主,向以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转型升级。20世纪初,上海充分利用制造体系相对完善和人才集聚优势,鼓励跨国公司加大在上海的技术研发活动,在上海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近年来,伴随着服务业全球扩张和转移趋势的出现,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不仅成为上海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也成为上海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依托。
5、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主动调整开放战略的目标指向。为在对外开放中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上海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从数量扩张型开放到质量提高型开放的升级战略,强调把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如今,在30年开放成就的基点上,上海已不再将制定外资外贸的增长指标作为聚焦点,而是将开放发展的战略重心,调整到如何实现以开放带动产业分工地位提升、以开放带动城市功能转型、以开放带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新一轮探索实践之中。(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鲜明特点
蒯大申
改革开放30年间,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来说,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是从标志性建设到基础性建设。在1986年至1990年间,上海加大了对重要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市属文化系统文化设施建设投资为5.3亿元,超过前35年的总额。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十大公共文化设施(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上海书城、上海美术馆等)先后建成,成为新上海的标志。
在一批市级标志性文化设施建成后,上海适时提出要把文化建设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社区文化建设上来。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的文化建设“眼光向下”、“重心下移”。到2006年底,全市各区县已拥有公共文化设施570个;到2007年年底,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达到108个,依托农村信息苑、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建成了600家村级综合文化活动室。全市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
二是从“重硬件”到“重软件”。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上海在重视必要的硬件设施建设基础上,特别重视建立能够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重视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首先是建立公共文化投入机制,保障公共财政的稳定支持。其次是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上海目前在组建公共文化服务专门机构和服务平台方面作了许多有益尝试。东方宣教服务中心、东方讲坛、东方社区信息苑、东方社区学校、东方社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等,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了主渠道作用。第三是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日常管理运作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虽由政府主导,但运作方式却引入社会化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与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第四是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绩效评估机制。
三是从“管脚下”到“管天下”。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重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重视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使政府主管部门真正从“管脚下”转变为“管天下”,即不是只管自己的直属单位,而是服务整个行业、整个社会。
例如,发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作用,是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机制改革的重要尝试。2004年9月,基金会启动面向全社会的文化项目资助工作。这一措施出台,即引起了热烈反响,申报项目达到429个。而按照以往的文化投入和资助渠道,其中有近3/4的申报单位和个人,是不具备申请条件或得到资助资格的。现在,打破了体制内外的界限,也打破了“国有”、“民营”的身份区别,为不同性质的主体提供了平等竞争机会。
四是从条块分割到资源整合。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共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中,上海将原有的社区文化馆(站)、社区图书馆、社区学校、社区老年活动室、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少年科技站、社区健身苑、科普画廊等资源整合起来,使社区居民能在社区活动中心享受“一站式”服务。此外,东方讲坛、信息苑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也都是整合全市相关资源建立起来的。这些服务平台以新颖的服务形式,深入基层,服务市民,受到广泛欢迎,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重视加强各级政府和文化行政部门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骨干作用,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机构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类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机构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市民的参与作用,共同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合力。(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完善立法推进资源节约型城市建设
何卫东
拥有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上海,产业密集,能源原材料紧张,土地资源紧缺,城区许多地方建筑密集、容积率高,汽车保有量大,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水、能源等资源的消耗量非常大。上海又是一个能源净输入城市,煤、气、油等一次性能源严重短缺,电力等二次能源也有很大一部分依赖外部支持。尽管水资源较丰富,但由于污染问题,上海仍被认为是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提高,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因此,通过完善立法推进资源节约型城市建设,发展循环经济是上海的当务之急。
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立法现状
资源节约型城市的基本内涵是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持续发展。资源节约的外延是节约土地资源、节能降耗、节约用水、节省原材料消耗和资源综合利用。“节约”不仅仅指消费领域的节俭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对人、财、物的节省或限制使用,还要求在经济运行中通过彻底转变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革新、管理创新、结构布局等,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健全法规标准、强化监督管理是建设节约型社会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之一。上海配合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已经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节约用水、节能降耗、节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规章和政策。
尽管如此,上海的资源节约立法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当前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例如,《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上海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等过去制定的一些重要资源节约法规规章,已经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亟待修正修订。推动资源节约的技术标准规范,在体系化、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此外,现有法律规范普遍对政府、社会公众和企业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中的作用定位不准确或不全面,对政府、公众和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规范作用有限,资源节约调控中的市场性刺激措施较少。以上缺陷,降低了法律规范对上海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作用。
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立法对策
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立法,必须坚持总体谋划、重点突破、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管制约束与激励引导手段相结合、资源有价利用和注重可操作性等原则。具体来说,可考虑采取以下立法对策:
1、配合国家立法,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做好资源节约立法的计划,并把立法与地方各项规划结合起来,建立完备的资源节约法律体系。
2、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建设应统筹安排。只有二者互相配合,才能实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以节约为第一立法理念,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资源节约立法主要规制对象,使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转化,促进优先发展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4、把节地、节能降耗作为上海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近期立法重点。在立法安排上,重点对政府机构公共行为、重点企业生产活动和公众生活消费行为中非资源节约性活动进行立法规制,鼓励行业协会主体发挥积极作用。此外,还可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联系起来,以世博园区的资源节约管理为试点,建立实施“绿色会展计划”。
5、加强技术性规范和考评体系建设,提高法规规章可操作性。加大资源节约类标准的编制力度,制定或修订节能、节水、节材、节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废旧资源回收与再利用、清洁生产等领域的标准。加快各类资源节约的评估考核体系建设,特别要建立与政府官员政绩评价和考核制度相配套的资源节约评价考核机制。(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历史风貌保护:发展中的必然选择
邵建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可喜的历史性巨变。但中国的巨变,也引起了一些海外中国事务观察者的疑虑。如有对华友好的汉学家,开始关心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他们甚至担心,在北京、上海等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大都市里,人们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规模地改变城市固有格局,使西方元素过多地侵蚀东方古典遗韵。
这些善意的提醒当然非常可贵。不过,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在进行着历史传承的保护性开发的工作。
正在举行奥运会的北京,就以“人文奥运”为理念,对旧城改造进行了创造性的保护和开发。例如,具有悠久历史的商业街——前门大街便在迎接奥运、筹备奥运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从2002年起,前门大街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风貌景观,被列入了重点规划项目,并于2007年春开始根据老照片进行复原。修缮之后的前门大街,换铺了青白石路面,再现了昔日御道的风采。在原有硬件设施得以复原之后,规划者并没有忽视传统商业文化内容的重现,召回了曾经的80多家老字号商铺。这使新的前门大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如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新的理念。
在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一开始就注重规划先行。上海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出台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和《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保护条例》对于历史文化风貌区、优秀历史建筑以及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是原则性层面的,例如,不得擅自改变街区空间格局和建筑原有的立面色彩;除确需建造的建筑附属设置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历史文化风貌等。而《保护规划》则更注重操作性层面,规划制定了四大保护原则,即整体性、原真性、可持续性和分类保护原则,确定的保护对象有建筑、空间、城市肌理、绿化环境以及无形文化遗产。规划还对历史建筑进行了分类,分为优秀历史建筑和一般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又分为甲等和乙等两种。可以说,这两个重要的法规和规划,让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半功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历史风貌区的保护提供了财力,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对外文化交流和历史认知方面的自信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土山湾的重新认识。
土山湾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徐家汇。这是一处曾经延续了百年文化的老上海地标,一处曾经西学东渐的集散地,一处学堂、教堂、修道院、藏书楼、圣母院、博物院、天文台、印书馆等传教和文化教育机构林立的文化高地。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中,土山湾往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罪证。而今天,自信的上海市民和中国学者,开始看到其作为上海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历史烙印的一面。在今年一次关于土山湾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呼吁,不能仅仅看重土山湾遗址周边的时尚价值,更应该发掘其历史文化底蕴,从而使之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一个文化高地。(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民生: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
陆晓文
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是分不开的。
首先,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阶层格局再造的开始。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体现出当时社会政策鼓励创造财富的倾向。应该承认,现有中国社会分化的形成,具有政策和价值推动的因素。而不像大多数国家,它们社会格局的形成,更多是历史过程长期自发的结果。
第二,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利益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意识也在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分化产生的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开始被唤醒,对利益的追求成为人们行为的强大动力,而且一些群体开始利用经济等优势扩大和巩固自身的利益。
第三,各种社会组织开始自发形成,成为社会力量中新的一极。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之后,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草根、民办、半官办、官办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同时存在。
第四,社会分化的加速,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多样化,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各种观念相互激荡和碰撞。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如人们奉行的行为准则,愈来愈向个人利益偏移;在一些团体和个人中,集体主义、合作意识淡薄,甚至连一些最起码的道德,如诚信、正直、勤奋等也有人不以为然。
应该承认,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分化与分层,也是与文明社会变动相伴随的。因此,现代化,包括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社会分层和阶层结构现象本身的消失,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社会不同群体多种利益协调的结果。因此,正确处置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能力,是现代社会是否发达的标志,是政治是否进步的标志。
当前,中国正处在融入国际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多重过程中,在发生社会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在实现着新的社会整合。其中,不仅原先不同社会阶层的互动方式与频率发生了改变,而且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之间及其旧社会阶层之间的新型关系。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取决于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非敌视姿态。因此,目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实现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互信互助,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这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沉重而又伟大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起,党的纲领就决定了它是一个肩负百姓幸福和平等重任的党,是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进步和发展的党。要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根本上看,这正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再度调整、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结构从分化走向整合、社会关系从疏离走向共荣、社会利益从对立走向共享的过程。(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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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2008年08月27日 第08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