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系列活动之一。
夏禹龙学术思想研讨会
（左起：左学金、张止静、夏禹龙、潘世伟、童世骏）
会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和张止静专程来院拜访夏老，对夏老50余年的学术道路和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委托两位副部长向夏老致以80岁生日的问候，并送上了鲜花和蛋糕。
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研究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轮流主持。童世骏副书记概述了夏老的学术人生，认为夏老一生体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他取得的理论成就也得益于他做人的品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研究员概括了夏老作学术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是毫不动摇、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极左年代，夏老曾经被定为“老右倾”，长期受到错误的批判。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夏老也幸运地在“知天命”之后终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虽然教条主义已经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曾经拥有的声誉，以致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光彩可言，但夏老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无悔地投身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思维敏锐，新著迭出，令人敬重。二是始终如一地与时俱进。夏老的论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命运，始终关注和思考理论、思潮的前沿问题，没有漏过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非常了不起。三是始终如一地创新和求实。夏老在阐发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创新理论时，不是写宣传类的应时文章，而是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创新见解。夏老的新著《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书，不是泛泛而谈和谐社会的伟大意义和必要性，而是颇有创意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阐述国家为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在其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方面所应发生的变化，提出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扮演“调停人”的社会角色完美统一的国家。刘吉还回顾了年轻时代受到夏老提携的经历，十分感佩夏老提携后学的精神。他还谈到夏老非常善于与人合作，在合作中有创新。当年在梯度理论研究方面，夏老更能认识到梯度理论的价值，不像自己在提出这一理论观点后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而是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阐发，卓有建树。
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周智强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夏老学术生涯的独特性。一是多学科融合的杂交优势。夏老广泛涉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科学学、领导科学、区域经济等多个研究领域，从多门学科的角度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研究，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常见的“内循环”现象，非常难得。二是紧扣热点思潮，始终保持思想的敏锐度。夏老在1982年与人合作倡导梯度理论，整个80年代产生了相当影响，对于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夏老研究邓小平理论，挖掘出了邓小平当年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论断，作了很多开创性、原创性的系统研究。例如，1992年与
上海社会科学院程伟礼研究员认为夏老的研究工作所注重的不是为我们现在的制度辩护，而是如何往前走，推进我们的工作。他讲述了夏老的八大创新学术观点。一是在全国较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对邓小平理论作了很多开创性研究。二是1994年提出“以基金形式出现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公有制”，与新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三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中国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中国按经济等级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图也只能是“下比上大具有弧形底部的生梨形”，而非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所认为的“橄榄形”。四是倡导和坚持梯度理论，顶住了来自中西部的很多压力。五是提出浦东行政改革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六是1992年率先提出上海要开“国际博览会”，1993年继续提出上海应举办自己的经济“奥运会”。七是提出管理也是第一生产力，影响很大。八是2007年提出“和谐国家”概念，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比较完整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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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科技部原主任姚诗煌简单回顾了与夏老长达35年的交往，认为夏老学识渊博，虽一生坎坷，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却始终坚持操守，在工作中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令人钦佩。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夏老非常激动，充满希望。虽然时隔一年，邓小平就第三次被打倒，全国“批邓”成风，但夏老坚决不跟风，坚持不批邓。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之后，虽然当时的上海市委错误地坚持不参与，但夏老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讨论的重大政治意义，积极参与其中。20世纪80年代，夏老思维活跃，与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经常联名发表很有创见的文章，在全国都有影响，人称“四君子”。夏老对于科技发展、技术创新都有很多很好的见解，比较早地提出了技术入股问题。他认为自己正是受夏老的影响，才能在科技新闻工作中坚持独立思考，作出了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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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科技部主任江世亮侧重讲了夏老为自然科学研究所作的工作。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夏老敏锐地把握这个时机，创办了《世界科学》杂志，以跟踪译介国外最新科学研究动态为宗旨，为国内科学研究工作服务。当时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篇译文，对科学界思想解放有一定影响。三十年来，夏老长期担任《世界科学》的主编，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在审稿方面严格把关，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在全国流行期间，他坚决不在《世界科学》上登这类文章。他主编的《科林小史》引人入胜，为科学知识普及工作作出了贡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研究员认为夏老既博学，又不固执，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具有“通达事体”的品质。他对中国现实社会有广泛的关注，能够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关键问题，论述也比较到位，但不趋时，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展开自己的阐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书，研究了当前国家性能转换问题，提出了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社会作用的操作办法，探讨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途径。
上海社会科学院袁恩桢研究员认为夏老非常谦虚好学，不管是当官之时，还是离休之后，学术研究始终没有止步。他谈到了最近夏老主动找他合作撰写《对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资本和所有制结构特点的认识》一文，夏老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初级阶段”、“研究社会主义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社会主义并不排斥资本，问题在于资本结构的变化”等论点，很有新意，非常难得。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前副主席蓝尉青研究员认为学者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思想，但学者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思想而遭受不公正对待，因此像夏老这样不人云亦云、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学者，非常令人敬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要满足于作马克思主义的传道士和卫道士，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经学、宗教，而要结合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夏老当年在《领导科学》一书中，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学界的思想，而是主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境界。他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书很有价值，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助于廓清在国家镇压职能与管理职能、国家本位与人民本位、国家管理职能与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斗争与和谐等方面存在的误读现象。
上海社会科学院胡振平研究员认为夏老在研究中亲力亲为，提携后学，堪称典范。夏老在学术研究中屡有创见。他早在1987年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分法之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分法还是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后来中央提出政治文明，印证了夏老当年的创见。
上海社会科学院周罗庚研究员回顾了在夏老领导下，办《上海理论》的8年历程。他认为夏老工作认真，亲自拟定刊物的宗旨，亲自组织编委会，在编务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刊物本着言之成理、言之有物、以理服人的用稿原则，不参加人身攻击，影响很大，办得很成功。
上海社会科学院方松华研究员认为夏老的理论勇气可嘉，学术品格令人钦佩，有很多创新思想。他最早采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提法，大胆提出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来命名刊物，强调“以人为本”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较早提出浦东开放、长三角开发的建议，在领导科学、管理学等领域也作了很多开创性工作，令很多学者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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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谢维俭副研究员很钦佩夏老的才学和人品。他认为夏老博学强记，精力过人。以夏老为首的“四君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了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影响了一代人。夏老在管理学、领导科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都发挥了启蒙作用。他认为近年来学界风气败坏，但夏老始终坚持操守，敢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
夏老最后发言，对大家表示感谢，他谦虚地表示大家讲的都是好话，没有听到不足之处，美中不足。他借用一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表达了自己对多年合作过的朋友们的感激之情。他把自己已经走过的80年历程分为不顺当的前50年和有活力的后30年，自认为比较幸运。他认为自己能在“知天命”之后迎来学术的春天，主要得益于开朗、平和的心态，这也是自己的养生之道，贡献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从中获益。
左学金副院长在总结发言中谈到，夏老一生淡泊名利，关心国家命运、关心社会前途，不随风摇摆，研究有定力，不浮躁，沉得住，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