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提及上海今年将迎来１７．５万新生儿这个话题的，是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爸爸。他在网上发帖感慨道，“感觉自己一直在与别人争，否则就没有机会。难道自己的孩子也要和我一样吗？”
帖子得到成千上万同龄人的赞成。很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生育高峰带至今日的种种社会现状，求学，就业，婚姻等无一不包，整个过程压力与曲折贯穿。
专家们已经给出科学解释，并预言“影响不会太强烈”。好吧，在恢复情绪前，让我们先想象另外一个画面：在平静湖面，扔进去一块石头，结果会如何？
没有意外的话，激起的涟漪会一波一波消失。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所谓“婴儿潮”的出现具有惯性作用，但势头终归是在降低。
所以，如何让后代拥有一个天然有序的环境才是当下重责所在。未雨绸缪，遭受过困惑的年轻父母们，应该知道如何不让孩子们受委屈。
对庄腾飞来说，２００８年，是特殊的一年。
２８岁的庄腾飞，现实里是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部副总监，而在网上，则是某知名论坛里小有名气的写手。“我的ＩＤ里，隐藏了我的出生日期，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他曾经因此自嘲自己是“８０婴儿潮”的带动者。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庄腾飞突发感触，想对和自己一样“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说些什么。“从这天起，这波婴儿潮人已经全部成年，再无少年人了。”当他把这样主题的帖子发表在论坛上时，迅速引起了共鸣——１２个小时不到，点击率已然破万，跟帖更足足占了六页，超过２５００人回复。
上学时，不得不和人数众多的同龄人竞争，从入学，到升学，再到高考，一丝不能懈怠；毕业找工作，又惊讶地发现，同一个职位的同龄竞争者还是那么多，只能咬牙再拼；该结婚了，环顾左右，却发现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是赶不上办喜事儿的趟，连拍个婚纱照都得提前好几个月预约；而在本该全力担起家庭、社会责任时，却开始退缩胆怯，甚至宁愿以做“宅男宅女”来逃避……
网友们急切地回复，各种感受都不谋而合，庄腾飞这才意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婴儿潮”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原来我们都是一路挤啊挤，挤到了２００８年。”
“算是赶了个奥运宝宝的热闹吧。”也正因此，谈起自家在下个月预产的孩子，庄腾飞笑，却并不那么开怀，“老实说，我并不想孩子和我一样，经历又一场婴儿潮带来的各种艰难……”
“对我们这一批人来说，努力读书，很多时候是重要并且唯一重要的事。”庄腾飞的语气严肃。他说，在他的记忆里，似乎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一直被沉甸甸的压力所环绕，“竞争，竞争，还是竞争，这样的竞争，从家长们挤破头抢幼儿园就开始了，好像我上学的那一年起，同龄的孩子特别多。”
庄腾飞的感觉没有错。从他出生那一年起，上海进入了又一个生育高峰。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人口再生产惯性的影响，上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结婚生育，造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这期间出生的孩子就形成了一个八十年代“婴儿潮”。
上海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０年，每年上海户籍人口出生数都在十几万以上，１９８２年则达到２２万的最高值。
今年２５岁的黄立明也记得，当时自己上幼儿园，得拉关系找人才能硬塞进去“小学一个班里往往有五六十个学生，到了中学，一个年级甚至动辄就开数十个班。”
“学生人数多，学校招生名额却有限制，年年扩招的数目，根本无法满足生源增多的需求。”陈理２０００年考大学，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状态是，“千军万马一起挤独木桥”。
“好一点的大学录取比例甚至夸张到了百里挑一！”陈理无奈，只得和大家一起做书呆子，“家长和社会一致认为，只有读了大学才有希望。”
一路拼杀熬到初中，“８０后”们又恰好摊上教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大碰撞。徐汇中学的数学教师徐老师承认自己当时都有点手足无措，“一边说要减负，一边却又不得不应付中考、高考，把孩子们往题海里推。”
好在，总不乏学习努力或者运气不错的人。大考之年，庄腾飞被一所全国知名的理工科重点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毕业时，我们经历求职恐慌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进入大学后，哪怕是在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庄腾飞却发现，自己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就业难，“当时有人说，大学生不值钱了！”
尽管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年年扩招的数目已经足以增加一大批应届毕业生；尽管还怀揣着天之骄子的梦想，但″８０后″的就业状况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却已经完全不同了。
和以前的老大学生不一样，“８０后”的这一代，大学不包分配，要工作就得自己去找。回想起大四毕业的那段日子，现在一家外企工作的许晓敏坦白，自己丝毫没有感觉到出身名校的优越，反而″特别后怕″。
她清楚记得，很多同学和她一样，经常到凌晨三点还睡不着，整个大四学生宿舍楼半夜都在放音乐，没有人出来干涉，“大家都在宣泄着绝望和焦虑。”
“为了找一个含金量高的企业，我双休日几乎都泡在招聘会，虹口足球场的、各高校组织的，没一个敢错过。”许晓敏苦笑，那段日子，自己光简历就准备了几百份，疯狂地四处散发，“唯一的感觉就是人多啊！几百个展位，成千上万的人在挤。”
同样穿行在招聘会之间的庄腾飞，这时才意识到，并不是就业机会不够多，而是一同参与竞争的人太多。对手人数空前壮大，当初和自己一起分享幼儿园入学、高中、大学教育权利的人，又要在这个新的战场上展开厮杀了。
２００１年，１１５万；２００２年，１４５万；２００３年，２１２万；２００４年，２８０万；２００５年，３４０万，这组呈高昂势态上升的高校毕业生数字，体现了“８０婴儿潮”的威力；相应的，大量高校毕业生如潮水般涌入就业市场，就业率则从８０％一路下滑到７５％。
又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又是一次僧多粥少的考验。来自贵州的王亚辉毕业后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一场场招聘会参加下来，他常常挤得头昏脑胀，却又一无所获。“最难受的时候只好一个人躺在床上落泪”，而他周边几乎每个人都在被这样的“求职恐慌”煎熬。
调整目标，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哪怕与预期相差千里。在残酷现实面前，低姿态，成为这个群体在求职路上的格式化表情。
结婚时，我们遭遇排队尴尬
名牌大学毕业，找到稳定工作，很快，庄腾飞的人生轨迹开始自然而然地走向另一个目标：成家。
和许多从大学就开始谈情说爱的人不同，一直到２５岁，庄腾飞还没有找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女友，“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大概属于剩男剩女那一类的。”仿佛身边随时都有可以发展的人，又好像身边永远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人，庄腾飞也曾暗自好奇，在求学和求职时，那么多同龄异性，怎么一下子仿佛都蒸发了似的，再也不见踪影。
庄腾飞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一份数据显示，２１世纪初，广东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同步，迈入第四次单身潮，北京和上海“８０后”的适婚单身男女已冲破１００万人。
尽管如此，来自某交友网的一项调查却表明，都市中剩男剩女的基数仍不断增大。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把″落单″的原因归结于生活圈子太小，缺少机会结识异性朋友；１４．５％的人认为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无暇顾及；另有１６．７％的人则表示总是很难遇到理想的对象，宁愿坚持单身。
“好在，至少目前来说，男人还是比较吃香的。”前几年，“８分钟约会”之类的集体相亲活动在申城盛行，刘睿便是其中的活跃份子。“但一场比一场感觉累，机会并不多。”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又参加了几次相亲，最终才找到现在的妻子。
“婴儿潮”没能让“８０后”更容易找到结婚对象，却能让他们在结婚时，再吃点苦头：“结婚每一步，我们都是在排队啊！”庄腾飞感叹不已。
登记要排队，拍婚纱照要排队，办婚宴还是得排队——去年５月１日，庄腾飞登记结婚的那天，上海共有５５０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绝大部分为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据上海市婚庆行业协会统计，１０万对新人选择在去年″五一″期间举行婚礼，是２００５年的１０倍。
在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徐安琪看来，″８０后″结婚高潮在上海尤为明显，其实是传承了八十年代初的结婚高潮。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上海知青″返城风″，带来了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的结婚高潮，三年的结婚对数分别为１７万、２８万和１９万，他们的孩子就是现在大量结婚的″８０后″。
现在时，我们顶着空前压力
“当我们还小、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从考大学，找工作，一路说到结婚成家，庄腾飞这个自诩为八十年代“婴儿潮”带动者的“８０后”，戏谑地引用起帖子里的一条回复：“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人，也许永远不能明白我们的压力有多大！”
成家了，要买房，可房价却一直往上涨，庄腾飞说，他就眼睁睁看着几年前能买一套房的钱，现在只能买小半套，“看着天价的房子，发现自己能住内环边上的梦想，居然成了幻想”，最后只能勉强在外环附近买了一套二手房，还背了一堆银行贷款，成了“房奴”。买房了，又要买车。汽车价格倒是一直在往下降，买一辆家庭用的小轿车压力也不算大，可庄腾飞又发现，买得起车了，居然又养不起车了——养路费增加，汽油价又涨了，“停车费、保养、维修、路上的罚款、两车的刮蹭……”尽管这样算来，自己开汽车还不如打车来得划算，但也只能咬牙顶着。
房奴，车奴，财务上的压力让庄腾飞过得不甚轻松；而更多的压力还来自于对家庭、对父母的责任，“我们这一代，面临的责任，应该是比任何时候都重的。”
由于都是独生子女，刘睿面临的压力就是要赡养父母，四位老人，“现在他们身体都还健康，可不敢想象，要是两边的老人一块生病，我们该怎么办才好！”
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虽然已在上海扎根，但王亚辉和妻子不约而同开始选择刻意回避，“我们下班后马上回家，各自抱着电脑打游戏，什么也不想。”尽管知道这样的回避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发泄方式。
“前程无忧”网对３２０６名不超过３０岁的年轻白领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３５％的白领每天下班后就闭门不出，一头扎进游戏；另一项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中，３５岁以下的占调查总数的９５％。
“８０后里，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做这样的宅男宅女。”庄腾飞无奈地说，过多的压力和责任，让很多“８０后”产生了恐惧和倦怠感，养成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与人面对面交往就不与人交往的习惯。此外，还有对熟人唠叨不休，对陌生人一言不发的“选择性沉默”，不喜欢被人说成熟的，“消极拒绝长大”等形形色色表现形式。
依然面对着种种困惑压力的庄腾飞，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妻子腹中那个即将出世的宝宝。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上海今年将有１７．５万新生儿，与２００７年的１６．６６万人相比，增加了０．８４万人。又一批婴儿扎堆出生，而庄腾飞们的孩子，也势必会夹杂在这波浪潮中，经受各种与父辈相似或不同的考验。
“婴儿潮”将给上海带来什么？
这只是人为的暂时的特殊现象
根据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上海今年将诞生１７．５万“奥运宝宝”，这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常住人口出生率大幅增长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
按照市计生委的统计数据：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１８５８万人，户籍人口１３７８．８６万人，来沪流动人口６６０万人。２００７年，全市常住人口出生１６．６６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出生１０．０８万人，外来常住人口出生６．５８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出生率９．０７‰，自然增长率３．０４‰；户籍人口出生率７．３４‰，自然增长率－０．１０‰。
近几年，上海出生人数均超过了１０万／年。上海官方预计，未来５～１０年间，上海常住人口还将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市计生委的专家分析，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次婴儿潮的人如今已到生育年龄，此次婴儿潮的来临便是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室主任陆晓文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出生率取决于生育人口总量和生育期间出生的人口数量，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习俗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规律，“婴儿潮”一般会持续１０年左右，但是去年的“金猪”，今年的“奥运”，让不少想给孩子讨彩头的父母扎堆在这两年内完成生产任务。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周海旺介绍，上海市政府已对外来人口在沪生产给予优惠，目前每个区县至少有一所医院实行低价接生；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公立学校和上海本地的孩子享受同样的义务教育；此外，上海市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外来人口的扶持力度，包括医疗、保险等方面。这些利好因素也是造成外来人口出生率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但计划生育政策当前，对“８０后”的准父母们来说，社会观念转变和养育成本骤增，事实上已很难再形成将生育高潮延续下去的动力。对眼下的宝宝扎堆出生，专家们的一致观点是，“这是低生育水平之下的一个小高峰，只是人为的暂时的特殊现象。”
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不管欢天喜地迎来家庭新成员的父母们是否愿意，人口学者们还是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２０１０年，争着上幼儿园；２０１３年争着上学。高中，大学，一轮接一轮的残酷淘汰，竞争愈加激烈。之后，突然性的大量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而婚姻，医疗等压力也会接踵而至……
“公共资源的匹配与正常年份相适应的，扎堆生育会造成资源的部分短缺，家长无意中把孩子放到了一个永远需要排队等待的尴尬位置。”但是，市计生委的专家同时也指出，由于流动人口的生育占了出生人数中很大比例，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不一定都留在上海，所以现在还无法预测，新一轮的婴儿潮会给这个阶段出生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在陆晓文看来，此次生育高峰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他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常住人口并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上海户籍人口已经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一个最宏观的可能是，“婴儿潮”的出生，有望极大缓解上海的“老龄化”现状。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从１９７９年上海进入人口老龄化城市开始，上海将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之间迎来“老化高峰期”。与之相对应的是，上海劳动力结构日趋老化。虽然来外人口补充了劳动力，但是２５－３９岁最佳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较１９９０年下降了１１．３％。
“人口出生增长的好处是，能改变人口年龄结构，进而增加劳动力总量，降低人均养老的负担，有利于保持社会活力。”周海旺表示，近几年毕业生工作不好找，是第二轮生育高峰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仍处于就业期。二十几年后，现在出生的这一代人面临的是社会劳动力总量下降的环境，相应的各种压力应该没有现在这么大。
另外，一些具体的影响也显而易见。部分产业会受惠于“婴儿潮”。首先是孕婴用品市场，有专家认为，其客户群庞大稳定而前景看好。除此之外，保姆、“月嫂”等服务业也将得到发展。
“从短期看，教育资源可能相对紧张，学习竞争也会比较激烈。”但陆晓文认为，政府会采取相应措施来缓解这些问题。事实上，教育部２００６年７月４日公布的《２００５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小学生在校生人数三年锐减了将近１３００万，小学减少了９万所。如果保持现有的学校和教师数量不变，近两年出生的宝宝们将来并不会一生“扎堆”。
必须关注外来人口第二代问题
陆晓文指出，２０多年间的两次“婴儿潮”让我们知道，必须重视外来人口的第二代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明显有一批外来人口进驻上海，如今他们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户籍不在上海，但由于长在上海，所以在生活习惯等方面已和本地的孩子无异。但事实上，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到同等的“户籍上海人”待遇。如何改进这些问题，是现在必须重点研究解决的。
来源：《上海星期三》，2008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