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芳：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本阶段主题是外资政策与中国经济发展，我们5位发言人会涉及到更广的领域。首先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
林季红：我的发言题目有一点改动，从国际生产非一体化趋势看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局限，现在国内外学界已对国际生产非一体化趋势达成了一个共识，过去说贸易全球化，生产一体化，但是现在更多认识到国际生产是一种非一体化，从企业战略演变，组织结构的演变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源配置以及中国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生产非一体化趋势是一个大的趋势，外包，价值链的解构，价值链的分解，价值链的切变，动因主要有几个方面：1. 信息技术革命，2. 国际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从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到产品内分工，3. 政府放松管制以及生产体制在全球的运作，4. 竞争的全球化，国际生产非一体化的特点就是层级制创造价值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价值链解构与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纵向调节外包、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逐步分解出来，导致了现在建立战略联盟网络，建立研发企业的趋势越来越多，网络性组织成为一种比较被认可比较可行的组织方式，取代了层级制的价值创造的方式。
传统的主流化分工理论缺陷在哪些地方？模块化分工生产方式是现在非常盛行，中国工业经济这个杂志大量发表了有关模块化生产方面的研究。模块化的生产，其实是价值链解构，价值链模块化以及重新组合的过程。国际生产的非一体化方式的出现，对主流跨国公司理论解释产生了很大挑战。邓宁把合作战略联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邓宁基于市场机遇二分化的观点，把战略联盟拉入了内部化，因为战略联盟是独立的企业之间的关系，这种交易方式能够拉动内部化。
国内学者提出了主流分工理论存在的缺陷，比如说流动优势，主要解释为什么发生跨国公司，为什么发生FDI，如何形成优势，利用优势没有很好的解释，特别是没有把跨国公司变成组织形式来研究，缺少动态分析，是静态分析。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的探讨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格局下面企业如何里获取资源，来开拓它的能力，来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比单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FDI要有意义的多。
内部化理论有一些什么缺陷？梅德霍克和菲勒指出，内部化理论主要关心为什么一种行为是通过公司内部组织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而资源基础论在90年代对学术界影响非常大，跨国公司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学向管理学转变。资源基础主要研究为什么一种活动是在某个或者某些公司进行组织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公司内组织？所以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传统内部化理论主要关注通过市场组织，还是通过企业组织？但是资源基础论关注的是资源在什么地方配置，在某些企业还是在另一些企业配置，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不一样。
内部化理论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保护利用企业已有的优势，而忽视发展新的优势。内部化理论没有分析隐性知识的学习，之所以企业内部化的重要原因。内部化理论主要强调通过探讨中间产品的交换，应该如何组织来检验企业的效率，所有权优势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次要的问题，内部化理论问题有很多缺陷，他们忽视企业，企业在最终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和不完全的竞争形态。
邓宁95年的文章里谈到OLI的扩展，0扩展到包括合作者的技能和能力，L扩展在区位之间的一体化，I扩展到包括合作机构，一个企业是独自占有，还有一个是企业和其他企业分享的，把战略联盟外包关于内部化的说法，我觉得是不恰当，我比较赞成市场-中间组织-企业三分法，所以邓宁的理论也好，内部化理论也好，存在着解释力的不足。
现在主要有两个理论第一个是企业资源基础，一个是网络理论，这两个理论可以对邓宁OLI理论的发展起到补充的作用。不断扩充外部的资源，增强能力，跟邓宁后来的文章提到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的互动关系非常吻合。理论不是取代了邓宁的理论，而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使他的理论更加动态化。
金芳：
赵蓓文：这篇文章是我今年获得的国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最初的考虑是从FDI理论的发展，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当中演化出来。与FDI有关的几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金融、还有FDI自身，也就是经济发展，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对FDI宏观经济的影响。从三个维度。
一个是发展维，反映一国或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过程，包括人均GDP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熟练劳动力供给，政府管理能力等在不同条件下所反应出整体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束。贸易维是对外贸易动态水平的过程，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的程度，存在歧视性待遇的程度以及本国或地区市场准入度的不同条件下的组合所反映出贸易自由化的水平，政治约束。金融维反映一国或地区金融的动态变化过程，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在不同条件下组合所反应出的整个金融对外开放的水平。三个角度综合以后形成的框架就是FDI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三维框架。经济发展水平，从初级、中级、到高级阶段动态变化的过程，贸易维代表了贸易自由化的水平，从完全贸易壁垒、有限贸易壁垒到没有贸易壁垒的变化。金融开放水平从没有资本流动，有限资本流动到完全资本流动的动态变化，从三维的点在不同国家由三个方面构成的情况，整体影响到FDI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影响。在现实中由于三维框架中每个维度都是联系变化，因此组合摩擦也无限度，说明每个国家的地方的情况都是唯一的。
对三维经济发展传导机制，对外贸易传导机制和货币金融传导机制，既有FDI直接传导，包括对国内资本协调形成的影响，以及技术溢出的影响等等，也有间接传导。对外贸易传导机制比较复杂。首先从投资本身可以从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包括FDI引致的设备进口，造成的零部件进口，造成使用费的进口，制成品的出口，造成当地原产品的出口减少。货币金融由于外资的红利汇回的影响，通过中间制成品投资利益的转移等对FDI国际收支效益产生影响。从几个方面构建了一个最初的IS/LM/BP模型，从固定汇率、浮动汇率到中国实际情况作了三个模型的变化，这是一个比较通常的模型。
最后谈一下中国的结论，由于中国的情况比较具有特殊性，中国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新型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是二元型经济国家，中国在三维传导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传导是不完全，通过前后三种情况的对比，最后的结论是，在货币金融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障碍下，中国的情况，由于贬值的出口促进效应，要远远大于FDI自身的贸易效应，浮动汇率下FDI国民收入效应仍然确定，通过出口以及贸易收支两种渠道提高国民收入，与同样情况下的发达国家相比，FDI促进的收入提高相对较少。
金芳：
熊琼：我主要对于中国的外资政策做一个研究分析，主要框架有四个方面。
首先，回顾一下发展的脉络，中国的外资政策众所周知，从最小的数量，以及小范围局部的，一直到现在的全开放的形态，我归纳为四个阶段， 79年-85年是最开始的初探阶段，以对外借款为主，税收采用优惠的开放沿海城市和地区。第二阶段是86年-92年的形成阶段当时以税收优惠改变政策优惠产业导向，形成了统一的外资政策体系。第三阶段93年到2000年大规模数量阶段，主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2001年到现在是一个新的调整阶段，也分为两个层面，2001年-2006年作了三部大的企业法律的修改，以及修订了指导目录与相关文件等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从去年到现在外资政策领域包括法律领域变化很大，无论从外资的并购资金类企业的规定以及企业所得税以及出台反垄断法，利用外资规划，这些方面变化很大，简单回顾，外资政策对于吸收外资的方式有了明确导向作用。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外资政策的制订由初期的试探摸索，由过去的注重数量，到现在更注重外资的质量，中国外资调整有内在动力，主要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目的或者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家之首。具体的动因首先是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资金缺口型转入到资金非缺口型发展阶段，意味着外资发展模式应该转变，由原来的规模增长转变为结构增长。第二个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现在的资源配置上向对外经济部门倾斜，可能导致了外资企业超常规的扩展，很难实现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第三方面产业和地区上外资利用结构的不合理现象。第四个方面，内外资企业竞争有公平性的原则的要求。第五个方面，外资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重复引进相同层次，甚至是虚假的外资，以及对于中国的产业安全保障方面也提出了新的问题。由于这五个方面的动因，目前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主要动向就是这两年四大方面，一个是两税合并，最显著的特点是内外资企业的税率合并为25%，长期来说影响不大，短期对外资有影响。二是外资并购政策和反垄断法的出台，也是针对了现实的问题有所转化。第三个方面外利用外资是一种规划，这一块我们注意到战略目标已经有所转变，发展的重点、发展的方式都有所转变和考虑，政策导向型凸显了将来发展的方向。
最后，提出中国外资政策有一个战略调整，主要是针对当前的国际资本，为了独立进行的跨国大转移以及贸易投资一体化转移，针对外资一体化战略，中国也应该考虑自己的长远发展，有所战略考虑，有所布局。引资策略一个是引进先进技术，还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规模、质量、结构三个方面要有所平衡。在外资政策上还是要实行国民待遇的原则，充分利用WTO条款来保护我们的经济运行。第二个方面从规模性政策向导向型政策转变，市场还是要发挥重大的主导作用。第三个探索形成高效的外资政策，对于并购兼管采取政策上、运用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外资并购还要有不同的差别。
最后归结到完善透明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外资的管理还是有一个法制的规范化的道路，总体来说，发展趋势应该从政策上向中性政策发展趋势，最根本化考虑到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升前提下，外资政策的调整还要基于资源、安全、环境等多因素的考量，力求改善资源效率，谢谢大家！
金芳：谢谢！下面请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
王军：各位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研究的一点心得，我给大会提交论文是理论模型，把污染避难所假说说一下，因为国内比较乱，有的人说是污染的天堂，有的人叫污染的避难所，我说看一个英语单词，污染避难所和天堂只差一个字母。污染的避难所是什么含义？我现在构筑了一个模型，构筑了一个北南国家，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境外部性效应，是外部性概念的拓展，我们国家之前松花江污染，流到俄罗斯了，造成了国际问题，跨境外部性很重要，勾勒出外国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只能在文章当中建立起来。降低该国的污染物数量，从而对改善环境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没有找到“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把技术过程简单说说，之后有一个文献归纳。
首先，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管理薄弱，于是在污染密集型产业有有了比较优势，所以就发达国家把很多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个就是“污染避难所”成立的依据和感觉。由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有可能影响到发达国家甚至全球的环境状况。中国的污染，美国等等很关注。全球气候变暖是很大问题，因此发达国家有时会对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等“大棒”的政策，以促使发展中国家采取更有利于环境政策。目前的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减少污染方面可以互补的话，那么他们彼此间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我的模型是在这方面建立起来，特别强调私人部门，可以包括非政府组织，世界各地的环保都是一些NGO，对环保起到很好的监督，纠正政府出现的缺陷，我们国家可以借鉴。
技术路径和结论，先构成一个一般均衡的北南模型，再将跨境污染纳入到模型之中，我们首先假定两个国家可以进行有关的政策选择，第一北方国家可选择投资和援助，南方国家除去可以选择污染税率，还可以选择将北方国家的援助多少用于公共减污的比例。这个我们能够决定，比如美国财政部长一下子跑到甘肃，要搞什么环境保护项目。第二分析说明，当政策调整到最佳位置时，只要北南两国的资本回报存在足够大的差异，这就是我的结论，那么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可能减少污染排放，毫无疑问这个结论是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
有的专家学者看到我的这个说法，引出了一个悖论。从最新的报告我们似乎感觉到外国直接投资与近几年中国的环境污染有关，在中国可能是统计上显著的成立的，但是据我了解，国内获得的数据比较困难，而且你的结果取决于数据，用数据模型去套结果。我个人不太喜欢搞数据，不知道准确的情况怎么样。
但本文通过构造一个理论模型发现没有支持污染避难所的依据，二者产生悖论，这是理论和现实存在的差距，理论模型在现代经济学的今天，形式化越来越高，对假定的要求越来越多，假定越多，越来越难满足。我得出的结论，理论上不支持污染避难所。但是国外的报告发现污染避难所在中国是存在的，所以二者之间确定有一定的说明。谢谢大家！
金芳：
孙楚仁：我的题目是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地区内外资部门研究的差异。首先介绍一下我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背景，然后介绍相关的研究，接着我会介绍研究的主要结论，还有实证的方法。
第一个问题，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之间的差异，是不是存在倒U形。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以后外资企业会有一个工资，内资部门除了外资企业的劳动力之外也有一个工资，每个地方有差异，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存在倒U形，来自社会分配。在40年代的时候，虽然经济发展，地区收入分配会出现一个倒U形，提出一个问题，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之间的差异是不是存在倒U形。第二个影响地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如何影响这些差异的？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相对来说差异比较大。进入90年代以后，逐渐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外企工资水平高，进入中国以后，肯定吸引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向外资企业转移，流动必然对内资企业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使得内资企业工资水平提高，外资企业最开始比内资企业的水平要高，如果劳动力流动必然会导致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理论上来说，差异会慢慢缩小。工资差距可能对中国的各地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
研究现状主要有：第一个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工资水平整体是不是有促进作用？大部分研究的结果表明（主要国外的研究）FDI对东道国工资水平整体上是存在促进作用。第二个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是不是存在影响？工资差异这种研究是指各个地方总体工资水平，多个地方的工资差异研究，和我们研究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资差异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对于各个地方的工资差异存在正向影响，外资越多各地的差异越多。外资为什么会影响各地的工资差异？国内学者提供了很多因素，比如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差异，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研究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差异。很少研究跨地区的影响。
我的主要结论根据收集的数据，1994年-2003年数据，发现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工资比，随着地区的变化，跨地区的差异并不呈现明显的倒U形。如果把中国各个地区分类，发达地区跨地区的工资差异有倒U形，但是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不存在倒U形。总体来说并不存在倒U形。影响跨地区主要因素要考察资本和劳动比，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劳动比。另外一个结论，通过收集各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各个地区交易效率数据，把这个数据考虑进去，才发现各个地区的交易效率也会产生影响。这个交易效率包括制度、法律、专利权等等，还有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等，这些因素的总和，还有生产效率，消费的效率等等。
第二个影响地区外资内资工资差异因素，主要考察外资部门有一个生产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内资部门有一个利润最大化问题，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工资受受他们的各个部门资本劳动比的决定，外内资部门工资的差异和资本存量的比，和使用的劳动的比有关。
得出一个结论，外资对外内资工资差异的影响随着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递减趋势。联想到
金芳：谢谢！还有两位专家评论员，首先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姜永坤副处长。
姜永坤：社科院世经所对于当前的局势结合国家发展要求，面临新的挑战问题，拟定了核心的平台，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
刚才5位专家从宏观、微观层面对FDI在我国带来的政府效应，作了认真细致地分析，特
金芳：谢谢！下面请市外经贸委加工贸易处罗志松副处长。
罗志松：刚才听了5位学者简单介绍。我有一个很大感受，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外资政策的调整，从学者研究的变化看都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从99年参加外经贸十五计划，到前两年制订十一五计划，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外资的问题。从社科院也好，
金芳：很感谢评论专家，使得学术研究更向实践研究方面引导，而且他们最后的点评可能对学界产生希望，更贴近中国政策的现实建议，我觉得很好的沟通，刚才谈到了流动问题，在学术界研究和出台政策的研究相互之间的流动也是非常重要，同时作为主持人非常感谢在座各位的配合，包括坚持到最后非常认真倾听的观众。下午有时间让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上午的研讨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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