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刻意归于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因素。实际上。在文革前的17年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代表他们的主要组织—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简称“犹联”）在中国政府支持下顺利开展工作。同时，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一直十分活跃并不断发展。当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许多犹太人又回到了中国内地。今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正积极参与神州大地上的新一轮发展热潮。
关键词：二战后 在华犹太人 研究
作者简介：潘光 上海社科院欧亚所研究员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周国建 上海社科院欧亚所副研究员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1840年后，先是塞法迪犹太人来华经商办实业，接着是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反犹恶浪和内战来华谋生，后来又有大批犹太难民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到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已达4-5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所有在华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除香港台湾外，中国境内老的犹太社团和聚居点已不复存在。西方一些著述在提到1945年后，特别是1949年和1966年后在华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时，总是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认为他们是因为“害怕”共产主义而离开中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而且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又带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偏见。实际上，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商和俄国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而在这三个群体的内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候离去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需要指出。在文革前的17年里，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而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犹太社团一直十分活跃且不断发展。 这些情况以前很少有人提及，更无人对此作系统研究。令人高兴的是，当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犹太人又回到了中国，今日中国各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本文拟就二战后在华犹太人的整体发展历程作一较为系统的考察。
欧洲犹太难民离开避难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首先离去的当然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他们感谢上海这个“诺亚方舟” 使他们免遭纳粹毒手，但毕竟只是把上海看作临时避难地，并无长期居留下去的思想准备。一俟世界各地硝烟散尽，和平恢复，他们便着手去寻找一个可以永久居留的新家园。此外，他们大都有家属和亲友没能逃离欧洲或逃到了世界其它地方，在战时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因此战争一结束他们便急于探寻亲人的下落或去与亲人团聚。这也是他们在战后急于离开上海的一个原因。有关战后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上海的具体统计数字难以找到，但将手头掌握的各类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可得出如下不完全的统计：1946年离沪的犹太人约为3000-4000人，1947年约为8000-9000人，1948年5000人左右，1949年约为5000-6000人，1950年2000人左右，1951年也在2000人上下。也就是说，从1946年到1951年，离沪犹太人总数约为2500-2800人，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1] 关于离沪欧洲犹太难民的去向，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四国，也有一些人去了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了欧洲。目前有据可查的最大一批离沪返德的犹太难民是1947年8月21日抵达柏林的295名左翼人士及其家属，其中包括后来的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汉斯·柯尼希等人。1997年8月21日，他们曾在柏林集合纪念他们从上海返回柏林50周年， 笔者之一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据参加活动的原居沪犹太人估计，当时回到德奥等欧洲国家的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不会超过千人。
从以上事实看，欧洲犹太难民离开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主要是出于他们自身寻求家园和团聚的需求。当然，中国内战爆发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可能对他们决定离去有一定影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然并非主要原因。
部分俄国犹太人的离去。1946年后中国内战爆发使俄国犹太人中不少人希望长期居留中国的希望破灭，因此一些俄犹，特别是那些比较富裕的人便也随着欧洲犹太难民离去的潮流移居北美、澳洲等地。到1948年，由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一批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也被迫离去，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回到苏联，大多数人还是移居到了其它国家。1948年5月以色列国成立后，以色列政府派领事官员摩西·尤瓦尔(Moshe Yuval)来上海，向上海犹太人发放了7000余份赴以签证，实际到达以色列的上海犹太人约有4000-5000人，[2] 其中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但也有不少俄国犹太人。前“满洲国”境内俄犹的遭遇又颇为奇特。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此后不少俄犹便已丧失了中立国侨民的礼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自知大势已去的日寇遂对一些苏联公民下了毒手，其中包括不少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如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于8月9日逮捕了18名“内控”的苏侨，其中就有12人是犹太人，他们全部被杀害。[3] 正因为此，大多数俄犹是欢迎苏军进驻的。但苏军进占了东北一些大城市后，又逮捕了一些俄犹领袖，指控他们与日本当局勾结。如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人A.考夫曼，便被逮捕并押往苏联，罪名是反苏和从事间谍活动。这些事态剧变是使东北地区一些俄犹离去的原因，这与关内的情况又有不同。不过，由于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快在东北占了上风，哈尔滨、大连等城市解放都比较早，因此后来内战愈演愈烈及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恶化对东北俄犹的影响又要比关内小得多。不少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犹更是利用这有利时机经商办实业，有的还成了“苏联专家”。
总体来看，战后这几年虽有部分俄犹因种种原因离去了，但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原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俄国犹太人中的多数仍然没有离去。如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哈尔滨约有俄犹2000人，到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仍有1600名俄犹在该市，离开的只占20%。[4]
塞法迪犹商集团的撤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塞法迪犹商一度曾大量购进日本留下来的产业和物资，冀图在上海等地东山再起，但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大撤退。主要原因是：（1）、战时英、美已与中国政府签约，放弃在华租界、治外法权及一切特权，因此英籍犹商不再享有战前的种种有利因素。连维克多·沙逊也承认：“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成过去，……今后外国人只能从旁协助……企业要由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来经营了。”[5]（2）、战后不久中国便爆发了内战，国内形势动荡，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此后国民党政府将要倒台，一个新中国将要出现的形势已日趋明朗，这就使作为英商财团一部分的塞法迪犹商财团在中国再图进取的可能性化为乌有。1946年后塞法迪犹商财团开始将财产转移出上海，将业务重点转向香港。沙逊集团便将原设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资本额亦改以港币计算，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尽量压缩上海的业务；作为沙逊集团之核心企业，新沙逊洋行总部也被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出售房地产和股票，逐步抽走资金。在伊利·嘉道理去世后由其长子劳伦斯·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执掌大权的嘉道理集团也收缩上海的业务、将经营中心转移到香港。到1948年，塞法迪犹商集团开始全面大撤退，将所有在上海的动产和不动产悉数抛售，终于退出了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到50年代初，包括塞法迪犹商、俄裔犹商和其他犹商在内的犹商财团在上海及中国内地的工商业活动均告结束，其在华资产大部撤到香港，反倒使香港的犹太社团更趋兴盛。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犹太财团从香港出发对上海及中国内地的工商拓展，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后，又以犹资退回其出发点香港而告终。
从上述情况看，导致塞法迪犹商撤离的确有意识形态因素，但关键还在于它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政策依托和经济氛围。 实际上，同一意识形态指导的政府是可以奉行不同的政策的。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大批犹商又回来经商投资的原因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境内究竟还有多少犹太人，目前尚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综合手头的资料做出不太精确也并不完全的估计，最高的数字约为9000-10000人，最低的估计也至少有5000-6000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犹太人。
此后十多年，他们逐步离去，主要因为以下这些原因。其一，少数尚未离境的犹太难民继续移居新的家园或与亲人团聚，个别犹太难民直至60年代初才离去。其二，冷战在全球范围愈演愈烈，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处于激烈对抗态势，使部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存有偏见或疑虑的犹太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考虑离去。其三，新中国推出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这就使外国人在中国经商办实业日趋困难，使少数留下来观望的塞法迪犹商和几乎全部俄裔犹商逐步离去。其四，1960年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致使一些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不得不离去。其五，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人民生活比较困难，也是使一些犹太人离去的原因。最后，1966年文革爆发，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在华犹太人在内的外侨几乎全部被迫离去。尽管上述复杂因素使在华犹太人逐步离去，但在新中国从没出现过欧洲那种反犹主义。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在华犹太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积极协助他们按自己的愿望移居他国，帮助处理已离去犹太人的善后事宜，维护仍居留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合法权益。所有这些，在解放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主要组织——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的活动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上海解放后，留在上海的犹侨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也有少数塞法迪犹太人和中欧犹太难民。1949年6月1日，他们成立了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Council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Shanghai, 简称“犹联”），并于1950年9月1日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注册登记。犹联的初旨是协调上海犹太社区活动，帮助在沪犹太人移居国外。1951年，曾在上海十分活跃的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关闭。上海犹联又承接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原从事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救济和移民工作，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则向犹联提供财政援助。 同时，随着许多犹太人离开中国，包括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在内的一些犹太组织纷纷停止在华、在沪的活动。1953年8月起，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将部分职能转交犹联。1956年7月，上述两组织将财产管理权和内部事务全部转交给犹联。犹联的工作主要有教育与医疗卫生、移民、福利与救济、宗教和文化活动、提供证明文件等几个方面。
教育与医疗卫生。 解放初期，随着许多犹太家庭离沪，犹太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原有的犹太学校陆续停办。犹联遂接管了教育工作，集中开办了一个高小水平班，还办了一个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希伯来语基础班，以解决留沪犹太孩子的教育问题。犹联负责支付学费和接送学生。在医疗卫生方面，由出售上海犹太医院所获资金设立的“医疗信托基金”(Medical Trust Fund)给予生活贫困的犹太人以必要的医疗帮助。该基金起初由托管人理事会负责管理。 理事会由三人组成，分别由犹联、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和上海犹太社区协会推荐。1956年1月，基金停止运作，并将其结余资金约14，000美元交给犹联，由犹联统一管理。基金为生活贫困的上海犹太人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年均达8000多美元。
移民事务是犹联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协助上海及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犹太人移居国外。 犹联一方面通过与世界各犹太组织、以色列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联络，帮助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申请移居名额和签证，另一方面还负责提供移民出境前在中国境内办有关手续及交通的费用。据不完全统计，经犹联安排，1952年移居国外的在华犹太人为364人，其中去以色列的99人；1953年为301人（其中上海161人），主要前往以色列（201人）；1954年上半年85人；1955年169人（其中上海69人），去以色列49人，去苏联87人；1956年上半年114人（其中上海44人），去以色列82人。每个犹太移民所需的费用，1952年为47美元，1953年为35美元，1954年为31美元，1955年为41美元，1956年上半年为76美元。[6] 犹联在移民事务方面的另一个工作就是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和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帮助下，为中国境内老弱病残，不易获得签证的犹太人寻找接收国家。经过各方努力，1954年上半年共有21人获准去瑞士，2人被安排去了爱尔兰。1955年又为这一特殊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养老院找到了落脚点，后陆续出境。随着绝大多数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特别是1955年以色列犹太代办处取消了移居以色列犹太人的年龄和经济限制，上海犹联于1956年6月31日起不再办理移民事务，将之交由设在香港的西起运（W.J.Citrin）办事处。西起运是以色列政府名誉移民官员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驻远东代表。
福利与救济。1956年以前，少数留沪塞法迪犹太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主要由上海犹太社区协会主管，而俄罗斯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则归上海犹联资助的上海希伯来救济会（The Shanghai Hebrew Relief Society）和收容院负责。1953年10月，希伯来救济会和收容院合并。1956年7月1日起，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将塞法迪犹太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也交给犹联。这样，整个上海犹太社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就由犹联统一实施，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现金补助、免费供餐、资助收容院和养老院等慈善机构、提供医疗补助等。1952年至1959年上半年的现金补助和维持收容院及其食堂的费用（单位：美元）如下：[7]
年份 现金补助 维持收容院及其食堂费用
1952 10,850.00 7,930.00
1953 9,704.00 9,155.00
1954 7,062.00 7,730.00
1955 8,979.00 8,937.00
1956 18,234.30 8,476.00
1957 17,347.92 6,099.80
1958 15,767.26 5,430.20
1959上半年 7,814.80 2,754.60
同时，犹联也给予哈尔滨、天津、大连等地犹太人乃至散居在安徽、新疆等地的少数犹太家庭以补贴和救济。如1956年上半年，犹联给天津希伯来协会的资助每月达4100元。直到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的一年内，虽然天津犹太人已所剩无几，上海犹联给天津犹太人的救济金总计仍达15400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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