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下无矿藏,地上无特产,既非军事要塞,也非行政中心,在近代一百多年间,由一普通海滨县城,二十来万人口,一跃而成中国最大都市,五百多万人口,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西联系加强、全球渐趋一体的天时,二是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的地利,三是五方杂处、近悦远来的人和。近代上海人口的85%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苏、浙、皖、粤、闽等地,还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人。那时的上海是全国的上海,那时的上海人是全国的上海人。来了,住下,有份活干,就是上海人,不适应,走了,就不是上海人,不需要户口登记。山不辞壤土故能成其高,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世人每以“上海滩”称上海,一个“滩”字,生动地体现了上海没有门槛、气度恢弘的特点。
开放导致多元,多元激发竞争,竞争孕育创新,创新培育卓越,于是,大上海变成多元文化展示馆,各色人才比武场,文化创新实验室,优胜劣汰大筛子。大气成就了大器。近代各地人对上海的贬义评价中,冒险家乐园、帝国主义侵略桥头堡、纸醉金迷、道德沦丧等所在都有,但没有“小气”一说。
“小气”之说酝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八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相对封闭的上海;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上海,变成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上海;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了高度计划化的上海,特别是1958年户籍制度的实行,迁出容易迁入极难,上海人口趋于固定化。国家实行“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政策,看上去是对等的,互相支持,但是,全国支援上海的是煤、电、原材料、农副产品,低附加值,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一块春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可以换一大车农副产品。与此同时,上海对全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这既催发了上海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也强化了上海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流行很广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实质是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乡下一间房,宁要上海一张床,不要外地一间房。
上海户口被附加了很高的价值,上海产品与优质、精致、洋气联系在一起,上海人身份与聪明、能干、奉献联系在一起。内地人出差来沪,通常要带一长串购物单,或为己用,或留送人,从服装、皮鞋、手表到糖果、饼干,无所不有。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的上海人,与内地、乡村联系密切,在内地、乡下的亲友相对多些,来客相对频繁。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上海市政建设与改造严重滞后,环境严重污染,交通极端拥挤,住房极度紧张,上海人待客条件极差。客多容易生怨,频繁容易冷淡,那些出生在上海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父祖辈的亲友联系更少,更易冷淡。
良好的素质,突出的贡献,过高的期望,逼仄的环境,收入之有限,待客之难周,这几条凑在一起,上海人于是获得了小气、骄傲等评价,内地人对上海人的感觉,由热而冷而怨。
这一情况,在八十年代达到高峰。九十年代以后,上海驶上改革开放快车道,人口入沪的闸门又逐渐开启,城市活力大为增强。现在,如果按照实际情况而不是按照户籍意义,上海人口中已有三分之一为新上海人。但是,新上海人中以文化程度低者为多,其乡民特征仍较明显,尚未养成城市生活的种种习惯,更未取得与老上海人在就业、入学、福利等方面的同等待遇,新老上海人之间有形无形鸿沟客观存在,其相容性满意度自然较低。
此外,上海人对上海与移民祖籍地认同的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上海人声誉的维护力,放大了上海人小气、难相处的形象。大多数上海人都存在双重认同,当上海作为正面形象时,他承认是上海人,当上海作为负面形象时,他位置一挪,变成苏州人、宁波人、潮州人。君不见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发起对海派批评时,海派文人没有一个自称海派的。因为,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人,他就位置一挪,成为寓居在上海的绍兴人、香山人。鲁迅长期生活在上海,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余秋雨在《上海人》中说到过这种现象。很多上海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最好评价是:“你真不像上海人!”说者坦然诚然,听者欣然悦然。这么一来,上海人也加入了批评上海人的行列。上海成了没有主人的城市。这种对整体否定、个体肯定、且得到被评论者认可的情况,是移民社会常有的现象。当然,这种人口结构、社会心理也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上海社会形成了特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机制,使得上海城市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可以在一阵又一阵的批评声中,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健康状态中,一身轻松地可持续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中也包括虚心地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声音。有此机制,所谓的“小气”也就化为谦和儒雅的“大气”了。
(熊月之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研究员,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