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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泳鑫: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日期:2007/07/06|点击:33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民族化、具体化、当代化的内涵特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建构原理,这一原理的核心是“三大研究”和“两个深相结合”,它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勇于“探索”,立足新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继续将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2](pp.658-659)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发生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及其发生着的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变革进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建构原理。

首先,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主旨内涵。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两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既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便作为指导思想,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p.533) 同时,“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pp.658-659)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言说的内涵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不仅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机遇,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和政策主张推进了中国的文化变革。中国共产党所要推动实现的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变革方向。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尊重民族的历史传统并不矛盾,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应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p.533-534) 其次,坚持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p.533)第三,实行文化主体的大众化即民主化变革,“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2](pp. 659)

“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二者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态,应该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是“带着中国的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哲理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认知“特殊”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这一特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创新原理,即必须有“民族化”这一中介(理论)环节才能真正实现。这就贯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统一体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中国文化现代学术构建原理,其所以能提出,在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指导的需要的推动,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创新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讲过,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辛探索中,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建党17年后才悟出了的一条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学术构建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涵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原理

“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二者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点上,它们的建设、构建原理是一致的、统一的,核心就是必须进行“三大研究”和“两个深相结合”。三大研究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运动和实践的情况和趋势。三大研究必须密切结合起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相结合。

明确提出三大研究的是毛泽东同志:“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526)。该《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p.201)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革命运动,而且要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深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这两个“深相结合”对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都是必要的条件。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这当中,对二者都有需要深入把握的问题。一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建设,过去或者在一些人中只理解为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忽视了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相结合。二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过去或者在一些人中只是理解为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忽视了第一个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为什么也要有第一个“深相结合”呢?因为第一个“相结合”是解决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理论主题;如果没有第一个“深相结合”,不立足于第一个“深相结合”,那就成了空洞、抽象的文化清谈!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先进理论和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是一种文化过程,与中国文化交融,与民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推动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重塑中国人的价值体系。

将三种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依据。它要求我们,一要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别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二要认真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博古通今,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发展。三要认真研究国情世情,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形势以及社会变革的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应确立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实际的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原理就是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p.522) “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 [1](p.523)。早在1941519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中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析和批判了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态度和学风,指出我们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4](p.374),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三、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有机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也随着实践的阶段性推进而具有历史性的飞跃,而每一次思想、理论创新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为基础,其中既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发展,也有适合于特定历史实践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而是同时具有民族性、实践性、时代性的内涵特质,其中立足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是核心内涵,它规定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不断丰富创新的品质,赋予基本原理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当代成果以合法性。只有同时从民族性(中国化)、实践性(具体化)、时代性(当代化)的全方位角度,才能更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内含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原理,以及中国文化尤其是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建构原理。

 1945年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为全党接受,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第一次构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5](p.335)刘少奇的报告以伟大事业本身的理论高度,初次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总结。

改革开放后,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p.3)之后,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正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7](p.9)

200171,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指出它的三大内涵:“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8](p.270)200192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正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9](p.2000)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报告中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2003622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0](p.314)与此同时,理论界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兴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突出“探索”这两个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环境,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新时代新情况的实践探索需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否则就会像苏东一样“剧变”;同时,更需要面向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否则也会像苏东一样“剧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创新,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实践,是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也引领着中国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实践。当前,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继续将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不断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化。为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不仅仅看到它的民族性,更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注重探索,立足实践进行创新,以解决时代赋予社会主义的新课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的内在要求,也是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合法性的根据所在,从而,在实践中产生、又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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