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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机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改革

日期:2007/06/14|点击:27

    ●主持人:本报记者龚丹韵
    ●嘉宾:陆晓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近来,由各地政府主导的公祭风头强劲,对象上至帝王先贤,下至小说人物:从三皇五帝到女娲传说,更有甚者,9城争梁祝、4地争孙悟空……俨然一部公祭大片。由此闹得劳民伤财,备受指责。
    然而这股公祭风的复苏,在当下只是偶然吗?祭祀文化,曾经是炎黄子孙凝聚地域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传统仪式,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它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龚丹韵:地方政府推销文化卖点,究竟是做法欠妥才引致反感,还是公祭本身就不该复苏?
    陆晓文:首先需要厘清一点:究竟什么才是公祭?公祭在我国有非常长的历史渊源。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青铜器,其作用就是用来祭祀。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也是公祭的礼器。社稷的社,是从社火、祭奠的意思延伸出来。可以说,公祭的背后象征着国家权力、社会地位以及民族认同,曾经是凝聚中华民族心理的核心仪式,多少中国文化都发源于此。如果从文化形成的历史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它的分量有多重,绝不是简单的迷信行为。
    然而现在各地的公祭,纯粹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不是真正为了延续民族精神。举足轻重的仪式,沦为旅游的配角。浓重的世俗目的,让公祭完全走样。要知道,即使在古代中国,公祭也不纯粹是维系王权的手段,它还真切代表了芸芸众生对天地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就连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例外,需要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倡导民众和他一起遵守天理循环,追求善良品行。正是在这样的示范互动中,渐渐凝聚和锻造了我们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所以每次公祭,除了皇帝百官有一套规定礼节,还会邀请民众的代表——有德行的老人们共同参与。能够位列其中的人,都几经挑选,富有道德盛名。整个过程具有神圣的道德感。而我们现在的公祭,并不注重参与的人、参与的精神,只比排场、充面子,貌似隆重,骨子里却透着虚伪和铜臭,连古人都不如。缺乏由衷的敬意和道德感,任何仪式都只能流于形式,授人以柄。
    龚丹韵:就算能重现公祭的隆重意义,可这对奔向现代化的中国还有必要吗?
    陆晓文:中华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特别热爱家乡黄土、向往叶落归根,这种不断寻求归属感的心理,从发达的家谱、姓名记录中就可见一斑。祭祀共同的名人,看起来只是怀着相同的敬意,表达相似的立场而已,但从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来看,却是一次寻根之旅。你看,财富越富足的地区,烧香拜佛越热闹。那不纯粹是信仰问题。而是物质富足之后,中国人需要在共同的仪式中,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不论经济发展到哪个阶段,现代化革新到哪个地步,这样的民族心理需求从来没有中止过,也不会终止。
    龚丹韵:既然如此,家祭也能满足民族心理需求,公祭在当下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陆晓文:公祭中,官员首先是在代表民意鞠躬,其次也等于向天下公布,民间的某种价值理念,得到了“认证”,已经成为该地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才是官方权力介入祭祀的意义所在,即,将个体零散的价值观,上升为群体共有的价值建设,让整个社会对治理方式达成一定的默契,从而获得一种政治认同。
    我们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威意识消失,观念多元,凝聚社会向心力的价值体系,面临着重建的困境。没有民众的认同作为前提,单方面的公祭,只是官员自说自话,不具任何意义,为此抢夺文化发源地,更是一出荒唐的闹剧。但是公祭仪式中,官员代表民众,向共同崇敬的对象祭拜,本身就包含着重建民族价值体系的意味,有着表率和引导作用。真能做好,得到民众认可的话,其产生的精神影响,必然难以估量。
    龚丹韵:换言之,成为“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文化共建带,才是公祭的生命所在?
    陆晓文:是的。公祭是社会获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仪式。既然是“认同”,必然有共同协商、共同认可的含义蕴藏其中。可以把它看作社会建设的补充渠道。
    社会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提得非常多的词,就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不足,意味着各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人微言轻,社会的基础设施不牢固,自我纠正、自我管理的功能难以发挥作用。主流价值体系如何建立?民族凝聚力如何体现?这些都依赖于社会的发育。在发达国家,参加礼拜、节日,是公共文化的认同表现;通过既定程序表达意愿,是政治认同的表现。可以说,不管物质如何丰富、经济如何发展,一个社会总需要依托某种公共仪式,来体现民众的向心力所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城市化+工业化之外,还需要一套相适应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同步前行。那么我们能够表达主流价值观的仪式和契机在哪里呢?首先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中、从民族心理特征中去寻找。其次,就是如何赋予旧仪式以新时代的意义。
    由此观照,祭拜先祖先贤的仪式,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绝非偶然。除了中华民族的寻根心理使然,更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开始渴求恰如其分的社会认同的表现。公祭中的“公”,不是指“公权力”的参与,而是指大众对某种价值理念的共同认可,不过以官方的组织形式表达出来而已。很可能是新的文化意识正在萌芽。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契机,重新凝聚民族认同感,那就实在太及时了。若结果只是错误解读历史、歪曲民意,我想我们损失掉的,就不仅仅只是一种传统文化素材了。
    龚丹韵:可文化建设,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政府建设文化的愿望究竟该如何表达才能事半功倍,满足大众的需求呢?
    陆晓文:由于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强政府小社会,家长式政府管的事儿太多了,以至于现在民众一听到政府行为,就要打个问号,不太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对有关部门的执政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不管用哪种方法,推广文化,首先要倾听民众的声音,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因为文化不是靠强制力就能形成,它是由民间孕育而生。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捕捉文化的火花,顺水推舟,再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基础工作,效果必然事半功倍,反之,得不到群众认可的文化建设,唱得再高再响,也不过是自娱自乐。大包大揽,不让民众成为文化的主体,更是角色的错位。

    来源:《解放日报》,2007年06月14日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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