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倡导人人成为好人，西方社会却通过法治精神和严密的社会制度确保人人不做坏人？
新加坡儒学会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顾伟康举行演讲，谈“儒家的理想人格”，这是他在本地第一次举行公开演讲。
他说：“任何的哲学思想在最高的境界上都是相通的，关键就是处理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华人社会强调群体的利益甚于个人，而西方社会则更强调个体，在个体独立的基础上去发扬群体关系。儒家的理想人格应该是平衡、兼顾群体和个体的利益。”
他说，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理想人格是“君子”，然而中国古代理想人格最高的境界是圣人，也就是庄子提倡的“内圣外王”。由于理想太高，到了儒家就成为“君子”，不过它也继承圣人的境界，兼顾个体和群体关系。”
经过汉代的儒家、长期的君主专制发展到明清，君子的理想人格更偏向于群体、动机和伦理道德，抹煞了个体的意志，这对中国文化产生“只有群体，没有个人”的深远影响。
这发展到1949年的计划经济，社会变得更没有个人意志，全部都成为国家的，体现了更绝对和集中的群体意志。
他说：“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它不是个人意志的抬头而是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从最早和完整的内圣外王，到君子人格，又偏向被强化的群体意志，当中有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和思考的方向。”
他说，从文化传统来讲，中国更偏向于群体，西方更偏向于个体，如何保持群体和个体利益的统一并两者兼顾是它们共通的目标。不过西方通过完整的监督制度、税务制度等，管得很严，不一定鼓励你成为圣人，但是不让你做一个好人。而中国传统则强调你要做一个好人，法治意识就弱一些。
顾伟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在大陆周边的国家，例如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可能保存比中国还好，尤其是新加坡的社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传承自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个人十分强调他在特定群体中的定位。
他说：“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是分不开的，如果社会没有普遍的理想人格，不可能产生理想社会。”
他说，儒家近年在中国的势头非常盛，政府在大力提倡，整个民族在心灵上也有这个需要，纷纷回头向文化传统去寻找，儒家是首要目标。中国学术界在检讨近代五四以来对儒家的冲击，皆认为事件有它的时代背景，但也思考完全打倒传统是否妥当，并重新发现儒学的价值和现代意义。
海外的当代新儒学传人也不断回国讲学，这一直发展到2004年，学术界甚至出现“保守派”，主张完全恢复读经，恢复儒家，受到学界的强烈反弹。
最近一、两年再加上媒体和网络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儒家在国内又重新被接受，掀起广泛的兴趣。这也体现在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祭孔活动和全国各地的孔庙成为旅游景点或节目。
59岁的顾伟康去年8月开始在新加坡佛学院任教，教导中国佛学史、禅宗思想和西洋哲学等。
他和儒家思想的渊源追溯到1986年，当时海外学者包括台湾的陈鼓应、美国的杜维明和成中英等回国带来新儒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学界造成很大的冲击。
中国成立国家项目“当代新儒学研究”推动研究，顾伟康是第一批的研究员之一。
顾伟康在1992年赴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杜维明研究当代新儒学和佛学。隔年他到纽约上州的庄严寺任研究员、1994年担任“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功德会”总编至今。
新加坡儒学会在2000年11月成立，2001年即举办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儒学在新世纪的价值”，邀请世界各地的儒学学者来新探讨儒学的传承与发扬之道。
来源：《联合早报》，2007-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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