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张“教授富豪榜”的出炉,引发一场针对“知本家”的声讨;从来被视作“学界良心”的吴敬琏也因为“春运涨价论”,激起了舆论对学人良心的质疑;同样引起震动的,还有日前“房奴代言人”易宪容的辞职风波,人大教授张鸣“揭黑”的被撤职事件……中国的学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活跃”和“热闹”;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饱受质疑:一盏枯灯、数卷残书、安贫乐道、埋首书斋——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像在当代中国正逐渐模糊。尽管有人戏谑今天游走学商两界的“市场知识分子”不过一群“知道分子”,但我们还是想为他们找到一个坐标。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组有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问,关乎责任、关乎角色、关乎良心……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宾:陆晓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龚丹韵:当越来越多的学者或在校外自主创业、或在企业兼职、或靠出书演讲致富之时,一份“中国富豪教授排行榜”的发布也引来一场对知识分子的口水仗。多数人认为,学术腐败、论文抄袭、垃圾成果等,都与这种不专心学问、向钱看的倾向有关,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知识若不能转化为财富,又如何体现它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价值?知识分子究竟应该远离铜臭,还是成为“知本家”?
陆晓文:人们对教授富豪如此反感,是因为潜意识里觉得,知识分子一旦从商,一切围绕利益转的话,本该保持的学术人格、社会公允心必将倾斜。其实,这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围,也高估了教授的职业要求。“知识分子”的概念是18世纪由法国、俄国传播过来。在它的发源地,究竟什么才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至今还争论不休。比如希尔斯认为,他们是“频繁地用各种符号表达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理解的人”;科塞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知识分子“是每一个时代批判性的良知”。不管如何界定,保持独立人格、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按照职业生成的,即使在教授中,这类人也不过一小部分。然而现在大众观念里的“知识分子”,却是按照职业、学历等外在硬条件划分的,它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同义词。结果,对少数知识精英的道德期待,成为了对整个相关职业群体的普遍要求,这不啻为一种苛求,难免与现实有巨大落差。
龚丹韵:也许人们给学者身份附加了太多美好的外衣。然而不管如何指称,“时代的良心”“思想的高度”大多还是从这部分群体中产生。当他们也为收入奔忙,甚至成为富豪,财富究竟会成为学术的保护伞还是腐蚀剂?
陆晓文:就治学而言,我们历来都有较好的道德沿袭。即使在动荡剧烈的近代,中国的一流大学也保持了严谨自律的文人传统,加上留学人员带回来的良好学风,教授们之间的相互评价、彼此监督,抄袭事件几乎闻所未闻。可以说,过去不管社会秩序如何遭到破坏,这个群体始终怀着一种精英的使命感,在良心驱使下愿意主动为时代而思考。
但是时至今日,学者的学术人格频频亮出红灯,这种道德传统似乎断裂了。一个客观背景是,专业化的分工、教育体制的重建,使本来分散于各行各业的知识精英,纷纷被大学等机构雇佣,逐渐归入统一的行业管理体系,后备人才的培养,也越发遵循一套严密的晋级体制。他们从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者”、“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逐渐转变为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其他职业一样,只是劳动分工的不同。做学问或许已经无关荣誉,只是有些人觉得更适合吃这口饭而已。学术人格可能相当于一般岗位的职业精神,财富究竟起保护还是腐蚀作用,那就要看个人的道德水平、相关行业的管理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龚丹韵:这么说来,学者的“使命感”是随着社会发展渐渐转变成了“志业感”,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那么,那些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又靠什么来维持良好的学风呢?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财富究竟该如何保持平衡,才能体现出它的社会价值?
陆晓文:知识与财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学者收入太高,可能“养懒汉”,比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曾被如此诟病过;学者收入不高,也有可能成果累累,比如美国教授的工资偏低,但是由于生活安逸,享有崇高的社会荣誉和地位,美国人对学术的追求动力,往往不是来自金钱,而是来自兴趣。所下的学术判断,也因为职业荣誉感和严格的评价监督机制,而不敢轻易造次。可见,知识人拥有财富的多寡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通过管理机制,繁衍出更多有价值的产品。
一个社会中,追求真理胜过自己灵魂的人永远是极少数,全世界都是如此。与其希冀少数人的道德觉悟,不如相信一个成熟完备的管理体制,更能带来良好的职业风气。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研究成果累累、大师云集,更多的也是得益于严格的治学传统、同仁评价制度、以及对学者身份的荣誉感。相对而言,中国目前的教育机制、学府管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学的职业培训、人文熏陶、学术研究三个不同层次的功能尚不能完全区别开,少数学者确实存在夸夸而谈的问题,后备人才读研究生是为了发财而不是做学问,这些都使得知识的研究和创新,显得捉襟见肘。然而这些不足并不能全都算在财富的头上。财富只是保障人们生活水平的工具而已,它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要看人们怎么去运用和监管。比如,让真正对学术有兴趣的优秀人才留在学校,而不是流向企业和政府机关;让学者有一个安心思考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拿金钱去激发求知欲等等。
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和财富刻意保持距离,因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当代经济的发展而存在。良性的知识-财富获取路径,对社会有极大示范意义,人们会从“知识分子”的收入来观察社会对知识的态度、判断知识的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提醒自己,即使只是一个“以思想谋生”的人,也不能因金钱而腐蚀灵魂。这不是什么特殊要求,而是一种普遍的职业精神。别忘了,你还自诩自己是“知识分子”。
来源: 《解放日报》,2007年03月27日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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