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规划，似乎总是悬疑重重困难重重。这种理论上的困顿，其实可以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死而不僵中得到反证。更何况，随着利益集团分化以及新兴媒体崛起，即使在中国内部，近年来亦开始出现大量针对过往改革开放路径、模式的争论。
如何评价与重构外贸、外资的作用、地位和前景，恰恰正是眼下热议之焦点。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时的情况，“开放”一词在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家，总是掺杂有意识形态、文化道统、民族情感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元素，由此造成相关研究很难长期坚持理性客观之标准，远景式、全景式的学术成果自然殊难取得。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幼文等新著出版的《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讨》（以下简称《新开放观》）一书，直面对外开放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应着力回答与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以提升开放战略、优化开放政策为内容的“新开放观”。洋洋60多万字，资料翔实、方法严密、立足现实、属意高远，适时适当地接续了中国经济学人参与推动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传统，当能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历史性任务，提供丰盛的学术给养。
告别外汇短缺时代，目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而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固然有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格局变化的因素，但在更深层次上则与我国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内生于“双缺口”条件的激励型开放政策及粗放型开放模式正在强化路径依赖的惯性。《新开放观》一书分析指出，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政策激励总是围绕着更多的外资项目数量和更多的外资金额、更多的创汇和更高的GDP，以及这些指标的更高增长率。各地出现了大量没有税收、没有技术，甚至不创造就业的外资项目。尽管效益不高，这些外资与外贸也能显著地增加GDP。
相伴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中国的对外开放理论经常表现出短期化、细碎化，甚至应景式特征，这其中，“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一说，被不甚严密地用作了许多理论研究的核心观点，以及对外开放政策与战略的基本主张。
正所谓不破不立，《新开放观》一书由此大胆切入，认为普遍性的“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理论上的混乱，其实际是脱离了比较优势论而回到绝对优势论，同时又采用要素禀赋论。这种理论混乱成为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先天缺陷。
认识上的误区确实导致了实践中的偏差，中国开放政策的重点被放在了劳动力价格优势而非全要素生产优势上，此偏好又进一步产生出两种基本现象：一是产业结构落后，劳动力价格低的绝对优势转变为产业结构落后的绝对劣势和国际分工地位的绝对劣势；二是有出口无产业，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升，但是这些产品基本以加工贸易方式形成，甚至连零部件的国内供应水平也非常之低。此局面用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话说，就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
近年来，以“徐工并购案”及“国有银行贱卖论”等引发的、对于外资在中国的重新审视，在全谱式的公众层面，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冲动、反智成分，这使得原本严肃而重要的讨论，可能成为漫无边际的攻讦或扯皮。《新开放观》作者所进行的追本溯源而后正本清源的工作，无论对于论战的哪一方，都将有助于其更替原本认为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从而使讨论重回理性的轨道。
当然，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对于一种理论实效性的最后检验，要看它是否能够推断尚未观察到的事实。《新开放观》一书难能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批判性视角，更重要的是，作者不吝心智，以更大篇幅着力进行了“战略调整与政策重构”、“体制改革与发展统筹”、“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理论与战略的构建，从而为中国下一步如何又好又快地融入全球体系、重构开放体系，给出了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主张与建议。在任何时候，这样的工作都应该是学人更本原的追求。
来源:《国际金融报》,2007-03-15 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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