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庄：价值观体系与制度创新

　　对外开放是中国建设经济强国的基本国策，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因此，对外开放战略如何随着国家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得到新的推动，必然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核心任务。

　　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由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目标。

　　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完成了总体小康，正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并在本世纪中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进步时期。尽管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还有许多地区甚至尚未启动发展，但国家从总体上说，已经完成了脱贫和解决温饱的任务，而致力于富裕和强盛的新目标；部分地区的脱贫和温饱问题要放在整个国家战略下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任务的变化。富裕的目标不同于脱贫的目标，强盛的目标不同于温饱的目标。中国需要从根本上增强国力，核心问题是技术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国民生活真正的殷实。如果没有发展的科学理念，没有开放的效益观，就不可能适应新的历史方位提出的发展目标的要求。[1]

　　开放战略在新阶段上的特点是以多层次多样化战略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而不再是单一的廉价劳动力战略和市场开放战略。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起动模式。当这一战略上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是否应当适时推进；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也因此价格低廉，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则是偏面的。中国在人口数和地理上都是一个大国，国家各地区实行唯一的战略是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在经历了27年的发展以后，中国各地区已有条件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战略，这既可能避免各地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又可能提升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整体水平。今天，尽管农村地区还源源不断地有初级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但沿海地区和城市中已经开始成长起一大批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应以国内的体制改革使这些人才得到有效作用，发展起高级或较高级产业并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从总量上讲，一般国家的初级劳动力往往者超过高级劳动力，但这不是一国只能发展初级加工的依据。发展有路径依赖，但发展起点上的唯一选择不等于是始终不变的选择；不变的是开放型体制而不是国际分工参与方式。当发展使要素结构逐步变化以后，分工战略就应相应升级。正如国内发展战略现在已经提出也可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样，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也同样出现了升级和多样化的客观条件。除了中国企业制度缺陷使我们不能吸引和流住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外，偏面的廉价劳动力战略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政策偏向于鼓励使用初级劳动力时，必然也就会抑制对高级劳动力和各种高级要素的使用。必须使体制与政策激励高级劳动力的使用，这是科教兴国的必要条件。[2]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唯一地以低级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利性，看到除了客观禀赋外这一不利性也在于政策和体制偏向，从而注重调整和改革，注重改变要素禀赋的必要条件。发展中大国开放经济的转型是一个从一元化战略向多元战略的转型过程。大国的要素禀赋不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全面转变，转变是逐步的，高级要素的积累是渐进的。当一些地区、部门积累些一定量的高级要素后，就可能形成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新生长点或增长极。政策与战略的重点就在于培育这些地区和部门。简而言之，动态演进的主线是要素结构，而战略与政策的核心则是要素的培育与使用。[3]

　　二、开放阶段性形成的原因

　　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1、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基础之上的。对外开放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在实现这一国策所确定目标的进程中，必然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日战争划分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大的阶段。战争的演变所以要经历这些阶段，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抗日不同，竞争也与敌我战争不同，但是，中国从相对弱小到逐渐强大的整个进程决定了战略的阶段性要求。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中国的经济。随着开放政策在前27年中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成功决定了开放政策不应变，也不能变，而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又要求我们对这一基本国策下的具体战略与政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这种调整既是不断进行的，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当发展实践不断创造出新的条件，同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后，当国家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有条件采取新的战略时，发展的阶段性推进也就成了必然的要求了。

　　2、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国家发展阶段在开放政策中的体现。从改革开放之初起，我国的经济发展就确定了“分三步走”的阶段推进战略。[4]90年代？后，我国又确定了新的三步走的阶段战略。中国经济是从贫困状态开始起步改革开放的，脱贫和解决绝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第一阶段发展的目标，也是开放所要服务的目标。解决了脱贫问题，中国走上了“总体小康”以后，国家又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即“惠及亿万群众的小康社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发展的新目标，同样也要求开放政策同样致力于这一目标。全面小康要求更均衡、更协调的发展，解决前一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推进必然要求开放政策的阶段性推进。

　　3、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的迅猛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开放政策更多适应于这样一个历史性变革之前。虽然我们在开放政策上不断跟上发展的新要求，总体上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但从总体上说今天的开放战略还是当时战略基础上的扩大、延伸与优化。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在前一阶段上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格局，都要求我们从这些新的国际环境上进行战略层面上的重大调整。这种意义上的调整不是前一阶段政策的程度强化或结构优化，而是带有全局意义的变革。

　　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来说，开放战略是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的整体国际战略来说，经济开放战略又是国际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开放战略的这种意义，正是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才日益明显的。当中国国力很弱时，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和根本任务。尽管这一任务至今没有完成，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显著，中国已经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这个时候，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完成自身的发展任务，同时也需要逐步更多地承担国际义务，更不能因自己的发展而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随着国力提升自然提出的任务。与此同时，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国际战略的基础力量。因此，经济开放战略必然也是国家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当国家致力于更高的国际战略目标时，经济开放战略将既服从于，也服务于国家的国际总战略。这是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三、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得益者，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关于开放现状效益评估的全部目的，正是在于坚持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解决就业问题是开放的目的之一，但只是第一目标。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都应当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对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尤其是这样。今天中国的开放格局基本上是80年代初形成的，26多年来实现了规模的扩大。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解决温饱转向全面小康，从脱贫转向致富和强盛，从由突破封闭转向在开放中发展，发展新目标的确立要求我们探索战略的转型。26多年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就业压力依然存在，但是体制机制却已经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要素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的开放战略基本点仍然等同于80年代初期，那么我们就反而会抑制国内体制机制新因素的发挥，并会忽略国内改革的深化。正如动态分析方法原理所体现的，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过程是一个目标不断提升和推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有该阶段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为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准备条件。发展有阶段的差异，但演变却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就要素密集战略而言，从以初级加工型劳动力战略到多样化战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存在哪一天结构有了突然变化才可能探索新的结构战略。动态演进的这一特点也要求我们不能使现阶段的发展为下一阶段造成困难和障碍，例如结构转型的困难，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等。

　　今天中国应当提出以多层次多样化战略提升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的新目标。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起动模式。当这一战略上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是否应当适时推进；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也因此价格低廉，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则是偏面的。可以大规模吸收劳动力的产业不只限于加工制造，更不只限于加工贸易，还包括许多传统乃至现代服务业。中国在人口数和地理上都是一个大国，国家各地区实行唯一的战略是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以后，中国各地区已有条件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战略，这既可能避免各地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又可能提升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整体水平。今天，尽管农村地区还源源不断地有初级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但沿海地区和城市中已经开始成长起一大批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应以国内的体制改革使这些人才得到有效作用，发展起高级或较高级产业并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即使继续发展加工贸易，也有致力于提高国内含量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一般国家的初级劳动力往往者超过高级劳动力，但这不是一国只能发展初级加工的依据。发展有路径依赖，但发展起点上的唯一选择不等于是始终不变的选择；不变的是开放型体制而不是国际分工参与方式。当发展使要素结构逐步变化以后，分工战略就应相应升级。正如国内发展战略现在已经提出也可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样，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也同样出现了升级和多样化的客观条件。除了中国企业制度缺陷使我们不能吸引和流住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外，偏面的廉价劳动力战略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政策偏向于鼓励使用初级劳动力时，必然也就会抑制对高级劳动力和各种高级要素的使用，这是要素扭曲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必须使体制与政策激励高级劳动力的使用，这是科教兴国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唯一地以低级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利性，看到除了客观禀赋外这一不利性也在于政策和体制偏向，从而注重调整和改革，注重改变要素禀赋的必要条件。

　　在对外开放的发展上，要把贸易发展战略与国际的整体国际战略结合起来。单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在逐步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整体国际战略问题比局部的贸易发展战略问题更加重要。作为贸易发展战略，我们需要考虑其可持续性。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起步发展的初期是以劳动密集产品开始，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仍然处于这一水平，因而这一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当中国还仅仅是沿海地区初步发展起来时这种市场约束就已十分突出，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继续这一战略的可能性问题。这还只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这一面。与此同时，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全部目标，睦邻、安邻、富邻是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寻求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合作共赢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才是可持续的，也与国家大战略相一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面对已经出现的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至于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我们不应该也往往不可能去突破这些约束无限地在现有道路和模式上发展。要客观地看到就业的国际竞争。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有影响力大国道路上的一大主题。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既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中外谈判取得公平贸易地位，也取决于中国自身贸易战略的调整。我们有理由要求发达国家放弃保护主义，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开放市场，但是反倾销是国际公认规则，我们只能从这一现实出发。问题还在于，我们的低价出口现象有着深刻的国内体制原因，是可能也只能通过国内改革去逐步消除的。

　　发展中大国开放经济的转型是一个从一元化战略向多元战略的转型过程。大国的要素禀赋不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全面转变，转变是逐步的，高级要素的积累是渐进的。当一些地区、部门积累些一定量的高级要素后，就可能形成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新生长点或增长极。政策与战略的重点就在于培育这些地区和部门。简而言之，动态演进的主线是要素结构，而战略与政策的核心则是要素的培育与使用。

　　财富积累是开放新阶段上必须提出的新目标。国家经济安全还包括一国国民财富积累相对速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绝对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外开放的效益是相对的，当我们取得了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外国资本也获得了收益；当我们解决了就业和温饱时，外国资本获得了财富的积累。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服务业的国际投资特别是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的全球化，包含着显著的财富积累差距拉大的问题。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更大的专业服务市场，从而更快的财富积累，意味着发达国家靠脑力劳动，发展中国家靠体力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强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对此必须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