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谱写了社会建设的大手笔，把加强社会管理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并规划运筹了新时期的社会管理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央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一种自觉的反应。我们需要在市场化背景下重新认识社会管理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从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要对公共生活实行良好的治理。在集中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几乎掌握所有的资源，社会的私人空间十分狭小，国家对社会实行全覆盖，广渗透，社会管理成为国家管理事务的一部分，政府通过它的“单位”系统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的管理。计划时代的政府往往被称为是一个“全能”政府实际上事出有因，因为那时候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它不管就没人能管。市场化改革以后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的“个体化”原则得到尊重，社会利益分化，私人部门开始扩张，并掌握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全社会的资源结构也产生了分散化趋势。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程度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社会达到真正发育。社会管理的性质和任务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市场化呼唤一个现代的公共政府。这个政府依靠公共税收，通过公共财政来施行它的社会管理职能。这样的政府是一个依旧具有权威但却是能力有限的政府。所以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这对于我们处于转型的社会而言，自然使我们感到政府转型的必要性。一个靠权力调配资源的政府需要向依靠公共财政行事的服务型政府转变。我们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制度下的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所以中央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这里实际上引申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结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开始流行使用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公共社会事务的管理，那就是governance，它的中文现在被翻译为“治理”。长期以来这是和我们熟悉的“统治”和“政府”（government）一词混用的，但是如今将它突出单独使用，目的就是要将现代政治与社会管理和传统的政府“统治”区别开来。这是现代公共管理上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1]。治理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在于各国都注意到社会管理简单地使用市场经营的办法失败了，但又看到了单一依靠政府来管理的失效。所以它强调的不是单纯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而是上下互动，左右联动的管理过程。它的核心含义是政府的管理职能要从“划船”向“掌舵”转变，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从政府转移到其他社会部门。从治理的概念引申出“善治”的理论，认为良好的治理就是处于一种协商、合作基础上的“善治”。就像我们过去希望出现一个“良政”的政府一样，如今人们开始更热衷于去讨论如何来建立一个“善治”的结构，达到良好治理的效果。
社会治理的理念要求社会公共管理弹性化、主体多元化、权力分散化，要求充分发育社会自我管理的机制，发展全社会的社会资本。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社团和民间组织。只有大量承担各种复杂的非经济职能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才能充分调动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提供资源。从当代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正是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我国社会管理的治理新结构，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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