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西亚非洲》2006年6期。
【内容提要】信仰者集团是20世纪末在以色列崛起的有浓厚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犹太右翼院外集团。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来社会全面转型、尤其“六·五战争”后社会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的结果。以色列建国后，工党锡安主义的逐渐衰落为犹太意识的抬头提供了空间。“六·五战争”导致了以色列人弥塞亚情绪和“大以色列主义”的急剧抬头，还导致了工党锡安主义的破产。信仰者集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它以“新锡安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以在被占领土上开展定居运动从而推动神圣拯救为主要使命。它体现了犹太民族特殊主义的一面，乃是对传统锡安主义所坚持的普世主义精神的反动。它在被占领土不断制造既成事实，阻碍着中东和平进程，加剧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它也改变了以色列社会意识形态图景和政治力量结构，推动以色列政治向右倾化、宗教化急剧倾斜。它还对以色列民主政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关键词】 信仰者集团、新锡安主义、以色列
【作者简介】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邮编：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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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ush Emunim
Wang Shuming & Miao Kaijin
ABSTRACT: Gush Emunim is a Jewish right-wing group with fundamentalism and nationalism, which rising at the end of 20 century. It holds “Neo-Zionism” as its main ideology, and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as its chief mission. It emerged in the social crisis of Israel, and had a great impact to Israel as well as the Mid-eastern peace process.
以色列推行的“单边撤离计划”只不过是一种弃卒保车的策略：放弃加沙等地一些规模不大、无助于以色列安全的定居点，巩固约旦河西岸[1] 那些规模较大、对以色列安全有重要价值的定居点。与“和平路线图”的要求、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以及以色列工党联盟（如2000年巴拉克政府）愿意作出的让步相比，“单边撤离计划”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它被国际社会视为以色列方面的善意之举，但即使这一小步，也受到以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极端势力的顽抗。20世纪末以来，信仰者集团一直是扩建定居点运动最狂热的势力，也是巴以和平进程中以色列内部最难克服的障碍，还是改变以色列社会政治的最具冲击力的力量之一。
一、信仰者集团的崛起的社会根源
信仰者集团是20世纪后期在以色列兴起的有强烈原教旨主义和和民族主义色彩的犹太右翼院外集团。它以宗教锡安主义为其主要意识形态，以通过在被占领土（尤其约旦河西岸）狂热开展定居运动从而“推动神的拯救”为其主要使命。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来社会全面转型、尤其“六·五战争”后社会意识形态急剧变化的结果。
在形形色色的锡安主义流派中，通过第二次阿利亚来到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移民所主张的劳工锡安主义在建立以色列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基础。“第二次阿利亚统治着巴勒斯坦劳工，进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后是以色列国”。[2]
劳工锡安主义者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劳动征服”思想之间进行了伟大的综合。一方面，他们接受赫茨尔式锡安主义对实现犹太民族“正常化”的渴求，希望将犹太民族“从一个受迫害的、等待弥赛亚来临的少数民族，转变成一个世俗世界中的平等的伙伴”。[3] 犹太民族将成为一个摆脱了历史重负的全新的民族,将成为自豪、健康、现代、开放、在自己土地上劳作、使用自己的语言的“希伯来人”，将成为受人喜欢的“沙布拉（Sabra）”，而不是受人厌弃的“犹太人”。在他们看来，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流散地（Diaspora）的犹太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而流散地犹太人的形象也尽是消极的，是“可怜的兄弟”的形象。一切曾被长期视为神圣的传统犹太文明的要素均受到批判性的反思。那些年轻的、充满叛逆精神的开拓者们（Pioneers）比他们的父辈受欧洲世俗价值观更为深刻的影响，他们要拯救的是世俗涵义的犹太民族，而不是同样处于危机中的犹太教。
另一方面，深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俄国民粹派影响的劳工锡安主义者，还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和兄弟情谊的劳工领导的“新社会”。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存在着辩证统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同义语。人们用社会主义的目标衡量民族主义的追求，用民族主义的策略来回答社会主义的思想”。[4] 至于这样一个“新社会”如何实现，阿·大·戈登的“劳动征服”思想提供了更好的解答，尽管他并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能带来更美好、更公正的新社会的诞生。戈登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公平和劳动为基础、以劳工为领导的犹太民族新社会。他提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权利来自在土地上的劳动。只有根植于土壤，通过每个人的（体力）劳动，民族和个人才能实现自由。他“把工作当作铲除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生活中一切邪恶的极好办法，……。也强调农业劳动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可以使人的心智健全并且再次使人与宇宙成为一个整体”。[5] 而劳工的壮大及其胜利，将会带来社会公平的胜利。
正常化、劳工的新社会、希伯来人、沙布拉……，劳工锡安主义者的伟大综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宗教弥赛亚主义的新的拯救理论体系，即“世俗弥赛亚主义”。他们梦想着这种“世俗弥赛亚主义”的实现将拯救全世界，将成为“照亮世界的灯塔”。而在自我拯救和拯救世界的进程中，犹太民族将又一次成为“特选子民”。
以色列的建立正是这种“世俗弥赛亚主义”的胜利：工党是这个新生国家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它是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在亚非拉众多新独立国家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友谊；工总、基布兹、莫沙夫等有浓厚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组织处于主导地位；劳工锡安主义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思想在全社会确立起来；开拓者则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和勇气的英雄时代的化身，他们是新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备受敬仰。
但建国后以色列社会的全面转型很快使劳工锡安主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第一，大规模东方移民的到来和新一代以色列人的成长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东方犹太人渐渐成了多数。他们和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都难以理解和接受劳工锡安主义的理想。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出现了。个人主义迅速地取代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第二，安置和吸纳大规模移民以及加强国防的需要，使得快速发展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成为紧迫的任务。处于执政地位的工党选择加入了西方阵营，以引进资本，扩大市场。农业拓荒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劳工的社会主义原则也被牺牲掉了，东西方犹太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第三，开拓者的一代正在老化，他们掌握了权力，逐渐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保守势力，丧失了原有的激情、创造力和使命感。第四，阿以冲突已经渐渐显示出旷日持久的迹象，难以看到阿以和平共处的希望。远离了欧洲反犹主义的烈焰，以色列陷入了阿拉伯世界反锡安主义的深渊。他们沮丧地发现，阿拉伯人跟欧洲人一样拒绝接纳他们。曾经急于摆脱隔都（Ghetto）生活的犹太民族悲剧性地重新面对一种马萨达（Masada）式的困境。
在劳工锡安主义的衰落的同时，“犹太意识”却在不断抬头。为了在一个人口多元化的社会中增强凝聚力，尤其团结国内外信教的犹太人，处于领导地位的工党淡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度重视运用犹太民族历史之根的感召力，将新生的以色列与《圣经》时代的以色列相连。本·古里安本人就经常引述《圣经》中的话语。以色列众多的考古发掘也不断提醒他们的“犹太之根”。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党政府还推行“犹太意识教育”，也增强了国内外犹太人的犹太认同。此外，50年代的教育改革在整合全国教育体系时，工党向全国宗教党（NRP）作了重大让步，同意其保留单独的宗教学校体系，政府对之提供财政支持。这个以色列国民教育体系中独立王国吸纳了全国生源的1/4，成为以后宗教狂热势力兴起的沃土。
“六日战争”（1967年6月）是以色列社会意识形态剧变的分水岭，它使“启蒙和《圣经》的不平衡发生逆转”。[6] 战争前夕，以色列处于高度焦虑和孤立无助之中，大屠杀的阴影笼罩了整个犹太民族。但突如其来的旋风般的胜利使以色列人陷入狂喜、沉醉和盲目自信。总参谋长亚丁宣称：“我不相信在我们这一代还会爆发另一场类似于1948年和1967年的战争”。[7] 西岸、加沙尤其东耶路撒冷等众多圣地的“复归”在教徒中激起了强烈的弥赛亚情绪。他们把以色列的胜利看作神的奇迹，看作神手的大能；看作拯救时代已经到来的明显的迹象。世俗人士中也出现了向犹太传统的急剧回归。以色列士兵——那些坚强的“沙布拉”
——抵达西墙，面壁而泣的图景感动了整个国家。一种新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人们急切地向犹太教、向历史文化之根回归。许多著名的基布兹成员、飞行员和成功的商人都纷纷成为“再生犹太人，重新皈依正统派犹太教。如何处置被占领土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尽管工党政府希望将之作为以后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但兼并部分领土以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高，即使工党内部也大有人在。战争也导致了以色列孤立主义抬头，以色列人对国际社会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迅速增强。战后以色列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曲称：“整个世界反对我们。……让全世界见鬼去吧”。[8] 1970年一位以色列法官还写到，“我们是独处的民，我们孤军奋战。……除了她自己，以色列没有朋友”。[9] 以色列可以依赖的只有她自己的力量。这种孤立主义和“大以色列”主义受到外部世界更强烈的反感。战后几年之内，西方世界的新左派将以色列作为帝国主义者进行猛烈抨击；苏联阵营也抛弃了以色列工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疏远了以色列。另外，战后以色列经济繁荣也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在以色列年轻人中泛滥成灾。许多人丧失了精神追求，不再愿意为整个国家、民族作出奉献和牺牲。长期掌权的工党自身腐化，内部也陷入激烈的权力争夺。其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也使以色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使自身的威信受到空前打击。
以色列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更未成为“照亮世界的灯塔”。锡安主义意在使犹太民族摆脱贱民民族的地位，结果以色列却陷入了贱民国家的处境，成了国际弃儿；欲摆脱流散地犹太历史的重负，实现“去犹太化”，但“犹太性”却急剧复兴；本欲塑造一个使命感厚重的社会，但理想破灭后广泛传播的是放纵、颓废和迷茫。这样，工党在意识形态上破产了，在政治上也丧失了领导力。工党变得无所适从，全国也陷入了迷茫和失落。宗教狂热势力“推进神圣拯救”并夺取锡安主义领导权的时机终于成熟。
二、信仰者集团崛起的过程
信仰者集团的前身为“火炭”。50年代初，十余位13—15岁的男孩结成了一个称为“托拉学习先驱者核心”（Gahelet）的秘密群体，简称“火炭”。他们头戴无边小圆帽（Knitted Skullcap）用以与其他人相区别；恪守犹太教规；举行定期聚会，热情坦诚地彼此倾述内心的情感和思想。他们就学于一所犹太教正统派创办的经学院(Yeshiva)，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火炭”的第一份简讯中，他们宣称要“点燃火炬，引领未来几代人走向那一天，每一个以色列人将……完全信守以色列的托拉。”还宣称，他们要“爱所有犹太人民，为所有犹太人相互负责”，“忠于国家和民族”，“愿为民族利益自我牺牲”。[10] 三十年后，这十几位青少年都成了“信仰者集团”的重要领导成员。
信仰者集团的精神领袖为小库克拉比（ Zvi Yehudah Kook, 1891-1982）。[11] 与小库克的“相遇”也许是“信仰者集团”形成过程中关键的一步：这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们想要的精神导师。从一开始，他们就为小库克拉比的个性和思想所折服，可谓一见钟情。“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他）是老师、领袖、父亲；对他而言，他们是门徒、孩子、公众”。[12] 在他的吸引和指导下，这些年轻人纷纷转入他所在的经学院（B’nei Akiva），埋首读经，淡出政治舞台，成了“戴小圆帽的好孩子”。
通过小库克对其父思想的阐发，“库克主义”成为信仰者集团的指导思想。跟绝大多数正统派人士的反锡安主义立场不同，老库克不仅不反对锡安主义，相反，他从宗教框架出发对之提供支持和补充。他认为锡安主义“出于神圣源泉的激励”，“乃神圣民族从长睡中苏醒，向正当习俗回归”。[13] 在他看来，犹太民族正处于一个拯救进程业已开始的阶段，弥赛亚时代正在到来。而世俗锡安主义及其进展正是这一进程的迹象。他热爱那些回归圣地的世俗的先驱者们，将他们看作“神救赎的彰显，是建立人间神国的伙伴”。[14] 他也坚信犹太民族的特殊使命论，反对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提法。此外，老库克还坚信“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地是完全合一的。”而“以色列地”包含所有圣约(Covenant)神授的历史性的领土，（被占领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更是这历史性领土的中心地带。[15] 因此，向“以色列地”定居就成为推进拯救进程的神圣的行为。显然，他将锡安主义和犹太教看作互为表里的矛盾统一体，锡安主义正是复兴犹太教的中介。至于重获救赎而产生的新犹太国的理想形态，当然应是一个依据犹太教法（Halakhah）治理，人人信奉《托拉》的国度。
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正是新形势下“库克主义”的延续和扩展。信仰者集团的核心理念为Hitnahalut ——它“综合了定居和弥赛亚主义，要求犹太人从宗教义务出发，回归以色列地”。它是“拯救的前提”，高于民主、和平，也高于社会形态的选择，还是医治以色列社会病症的良药。[16] 对于“六·五战争”后的被占领土，它主张使之“以色列化”，提出“以色列历史性的领土现在必须归于犹太民族之手，这不仅要通过军事行动，也包括定居和政治行动，即行使以色列主权”。[17] 至于巴勒斯坦人，信仰者集团并不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相反，它为他们指出了三种出路：公开承认（信仰者集团版本的）锡安主义理念的合法性以换取完全的公民权；不承认锡安主义，但遵守法律以换取侨居权（无政治权利）；提供经济激励使他们移居其他阿拉伯国家。[18] 信仰者集团还以先驱者精神的承继者自居的。为推动弥赛亚拯救，其成员乐于自我牺牲；即使其领导人，也愿意像先驱者那样在一种极其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定居。他们“自视为一场复兴运动，以复兴历史上的锡安主义，这种锡安主义在50—60年代的以色列已经消亡”。[19] 相对于历史上的锡安主义，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就被称为“新锡安主义”。
这股宗教狂热势力真正登上政治舞台是在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1968年4月，有10个家庭在Moshe Lev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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