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
[内容摘要]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影响美以关系和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主流—自由派基督教主要出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考虑支持或反对锡安主义。而福音—基要派则主要出于神定时代论的末世信仰而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分加剧了中东的文明冲突，阻碍了中东和平进程。
[关键词] 基督教锡安主义、主流派、福音派、神定时代论、以色列
[作者简介]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0020）
锡安主义以犹太民族回归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并复兴以色列为目标，本质上乃是根植于犹太民族古老回归愿望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自近代以来，由于千年主义、人道主义或地缘政治利益等多方面的原因，它在基督教世界尤其英语国家却从不乏同情者、支持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还往往形成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并对犹太民族、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种思潮就被称为基督教锡安主义（Gentile Zionism 或Christian Zionism）。当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出于反犹目的而跟锡安主义运动达成某种妥协或默契的，如大屠杀前纳粹德国所做的那样[1]。另外，一些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仍然保持着对犹太民族的认同，支持锡安主义事业。这些情况均不纳入本文论述的范围。
早在16世纪，受宗教改革运动后复兴的千禧年论(Millennialism)的影响，英格兰清教徒尤其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中就出现了“回归运动”（Restoration Movement），主张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启蒙运动后，“回归运动”又增加了人道主义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它曾获得相当多的基督教徒以及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重要政治家的支持[2]。在19、20世纪，“回归运动”的原则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支持。《贝尔福宣言》[3] 就是长期以来清教徒中的“回归”理念、对犹太民族的人道关怀与英帝国地缘政治利益相结合的产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忠诚和坚定。……我尊敬的朋友（内维尔·张伯伦）20年前曾说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话：‘一项伟大任务将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不久他们将高兴地到古代他们民族的所在地去。他们的任务是在长久被忽视并施以暴政的古老的巴勒斯坦建设新的繁荣和文明’” “他们已经响应了号召，他们正朝着他们的希望前进，我们怎能忍心给他们致命打击呢？” [4] 在1939年英国出台“5·17白皮书”前的议会辩论中，温斯顿·丘吉尔说了这些话。他反对英国放弃在《贝尔福宣言》中宣布实行的政策和承担的道义责任。他本人及其父祖都是热情的锡安主义者。
在有着浓厚的清教徒传统和亲犹主义氛围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存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无论在主流—自由派（mainline-liberals）基督教还是保守的福音—基要派(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ts)中都存在着对锡安主义事业某种程度的同情、支持。
一、 主流派的世俗人道主义路线
美国基督教本无所谓自由和保守之分。只是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随着美国加速现代化、世俗化进程，美国基督教内部才逐渐产生了明显的分野：主流顺应了美国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新潮流；其余的则坚持虔信主义和福音主义道路，不轻易顺从现代主义，甚至发展成富有进攻性的基要派。当然，在对待锡安主义的问题上，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主流派中的亲锡安主义立场主要出于世俗的、尤其人道主义的原因。美国历史深受《旧约·出埃及记》的影响，其产生和成长乃是一个不断的“出埃及”的历程。推己及人，美国人也经常为其他弱小民族的苦难而焦虑。深受基督教反犹主义之苦（尤其大屠杀）而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自然成了美国新教徒们深感同情和愧疚的对象——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代西方（包括美国）的社会良知就是以大屠杀为参照点重构的。除人道主义的原因外，也有人将以色列作为在中东扩展西方文明、尤其民主制度的堡垒，乃是担负一种“白人的负担”或完成“白人的使命”。而在冷战时期，它又被当作一道抑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屏障，一份重要的战略资产。另外，到过以色列游览和考察的基督徒还往往为以色列的活力和以色列社会曾有过的理想主义所感染，将之当作美国新边疆传统的翻版。
公开热情的锡安主义者在主流派中乃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少数，他们通常在官方教会组织框架外积极开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基督教神学家、现实主义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以及他创办的《基督教和危机》(Christian and Crisis)和组建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the Christian Council on Palestine，即CCP）及其继承者“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the American Christian Palestine Committee，即 ACPC）。
与主流派中人性乐观主义的天国现世实现论和正统派的人性悲观主义的天国彼世论不同，尼布尔认为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恶是普遍的、不可救治的，而群体的罪恶更甚于个人。基督的天国只有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丛生的世界里，基督徒有义务去改善社会（即相对的善）。而不是徒劳地寻求一个道德完美的人间天国（绝对的善）；也不应无原则地容忍罪恶，如和平主义所做的那样。
在尼布尔看来，基督教反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人类罪恶的体现。远在纳粹上台前，他就关切反犹主义，致力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的改善。随着纳粹势力的抬头，他为这股邪恶势力对欧洲犹太人生存的威胁发出了警告。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后，他断言人类暴虐天性的顶点正在揭幕。他吁求美国基督教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美国政府参战，以解救劫难中的欧洲犹太人。由于代表主流教会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不愿采取反抗德国侵略的立场，1941年，他创办《基督教和危机》杂志，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随着全欧洲犹太人的灭顶之灾的降临以及民主国家普遍的冷漠，他确信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即锡安主义，成为犹太人唯一可行的、必要的方案，并将它看作犹太人寻求集体生存的合法的动机。由于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历史记录，他主张整个基督教世界应当为欧洲犹太人的生存承担责任[5]。1942年，他又和Henry A. Atkinson、John Haynes Holmes、 Paul Tillich、 Daniel A.Poling、 William F. Albright等其他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一起建立“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反对二战期间英国向阿拉伯人倾斜而对犹太人关闭巴勒斯坦的政策，并努力唤醒美国基督徒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支持锡安主义事业。在1946年1月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为“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代表，尼布尔提出阿犹巴勒斯坦权利之争没有完全公正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在中东有广泛的腹地而犹太人无处可去的事实确立了他们（犹太人）的要求和理由的相对正当性。…为了一个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建立，阿拉伯人对一片有争议的土地的主权无疑必须牺牲。[6]”也就是说，锡安主义符合相对正义。他支持锡安主义乃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而非终极的末世信仰。
在以色列建立以后，尼布尔为以色列的诞生和成长而欢欣鼓舞。他将以色列看作“民主世界的一个战略据点”。从现实和道义出发，华盛顿和西方世界应为经历了大屠杀劫难的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在“六日战争”爆发时，他为以色列的命运而忧虑，“现在我们不能帮助以色列抗击阿拉伯人了，我们陷入了越南。我们该有多蠢？[7]”。当战争以以色列旋风般的胜利而告终时，他又为之欣喜。终其一生，他一直为锡安主义事业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之间关系的改善而努力。1973年，在他去世两年后，当他所创办的《基督教和危机》发表文章抨击以色列时，他的遗孀要求该杂志将他丈夫的名字从杂志封面的创办者名单中清除。他的一些门徒，如Franklin H.Littell和Eckardt（A. Roy and Alice L.）夫妇继续他的立场和事业。
“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在主流派基督徒中从孤立无助的、受威胁的形象变成占领者、压迫者的形象，而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则突显出来，这是不利于主流派中锡安主义势力发展的因素。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对话运动的推进却有利于基督教理解以色列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有助于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和传播。
像尼布尔这样的公开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美国主流派基督教以及天主教中只是一个少数。其主流对锡安主义持一种模糊甚至批判的态度。
从人道主义（人权）出发认为锡安主义事业没有合法性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他看来，无论从宗教、历史、法律角度来看，犹太人宣称的对巴勒斯坦所拥有的权利都是缺乏有效依据的。他提出了当地居民的人权优先于其他任何权利的原则。“在我看来，依据法律…历史的权利跟当前的人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在权利发生冲突之时，这些人口（当地居民）对他们家园和财产的人权高于其他权利。这个原则在当前的巴勒斯坦有效，因为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效。”[8] 他的反锡安主义思潮广为传播，被视为多种反锡安主义版本的“教父”。
“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CC）”以及《基督教世纪》主要受到旧基督教神学中的犹太民族消亡论、穆斯林世界福音组织的利益、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以及20世纪后期兴起于拉美的“解放神学”的影响，对锡安主义持一种模糊甚至批判的态度。它们一般很少直接就锡安主义和阿以冲突问题发表倾向性的发表言论，试图保持一种中立姿态。尤其在以色列右翼势力抬头从而日益变得帝国化的情况下，主流教派对锡安主义的怀疑和忧虑有所增加。对于“六日战争”（1967年）、赎罪日战争（1973年）中以色列面临的潜在危险以及以色列在联合国受到的攻击，它们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引起了支持锡安主义的Eckardt夫妇的强烈愤怒，他说，“如果基督教的沉默是基督教上帝的沉默，那么他最好死掉。[9]”甚至原来支持锡安主义事业的《基督教和危机》也渐渐地改变了立场。1965年尼布尔退出编辑委员会后，该杂志对以色列的基调大变，由以前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转向质疑和批判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人。1970年10月，主编瓦伊纳·H·考文（Wayne H. Cowan）撰文提出，“两个民族的权利和需要——而不是一个——都应重视并加以平衡”。而三年前，该杂志还发表尼布尔的文章，他为以色列的胜利而欢呼。他把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比做大卫（David）对哥利亚（Goliath，《圣经·旧约》中菲利士人的巨人和勇士）的胜利。[10]
至于跟近东传教关系密切的教派，则旗帜鲜明地反对锡安主义，支持阿拉伯人。以色列建国前后，他们先后建立了“圣地正义与和平委员会（Committee for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Holy Land,1948—1950）”和“美国中东之友会(The American Friends of the Middle East)”，后者以杜勒斯·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格兰德·霍普金斯（Garland Hopkins）等为主要的领导人。两个组织还获得了在中东有石油业务的企业的支持。前者很快解体，后者由于成立太晚、缺乏草根动员而且资金来源不明，其影响根本无法与“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ACPC）”这样的组织相抗衡。
二、福音派：神定时代论的棱镜
跟主流派的世俗主义立场不同，保守的福音—基要派主要从信仰出发支持锡安主义。福音派乃是反对向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屈服的基督徒。它“意味着信仰《圣经》，但又没有把自己屏弃于整个生活的范围之外，并力图使基督教同社会、政府和文化的现行需要发挥有效的接触。它具有将人们引向救世主基督但同时又力图在文化中做盐做光的涵义”[11]。尽管起初的福音派受英国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影响，而且主要来自浸礼派，但随着福音运动的扩展，它渐渐变成了一种超越教派的广泛的现象。基要派则是福音派中的好战分子，他们“是对某些事情怒气冲冲的”、“愿意坚持和战斗的保守主义者”[12]。福音派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主要源于其《圣经》文本主义、中心主义以及千禧年论的神定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末世神学观，而未必出于善意和友情。而且，还往往伴随着向犹太人传播基督福音的意图，这在犹太人看来是一种对犹太教的敌意的表现，乃是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
福音派承继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坚持的《圣经》文本主义和中心主义传统。他们信守《圣经》的优先性和至高权威性。在他们看来，《圣经》乃是神的话语。他们“以绝对认真的态度接受《圣经》的全部。每一页都是用来塑造他们的祷告、生活和思想的。[13]”他们逐字逐句地仔细解读《圣经》，忠于文本的本意。他们不受人类传统的束缚，也不太在意事实描述和隐喻的区别。而且，他们认真实践《圣经》的话语，谨守遵行。跟基督教传统的“替代论”不同，他们坚信神的信实，坚信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仍然有效。他们对于《旧约》中关于犹太民族的特选子民、应许之地，《新约》中关于神并未丢弃以色列人、全以色列将要得救以及犹太民族在千年王国到来中起关键作用并将重聚圣城耶路撒冷等教义深信不疑。
福音派锡安主义也是出于基督教世界由来已久的千禧年论的神定时代论。千禧年论预言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复临，在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中战胜“敌基督（antichrist）”然后在世间建立并直接治理基督王国一千年，千年届满即是世界末日到来，人类将面临最终的审判。在千禧年论中，犹太民族在神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甚至核心的角色：在耶稣从圣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复临并管辖全世界之前，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将受印成为神的第一子民，将回归圣城锡安并成为耶稣治理万民的右膀。而且，神对人类终极审判的主要依据就是人类对犹太民族的态度和作为。神定时代论则是一种更直接地预言千禧年何时来临的末世论。“现代主义透过人类历史的透镜解释《圣经》。神定时代论者偏偏通过《圣经》的透镜来解释历史[14]。”19世纪后期的美国神定时代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程乃是神的伟大计划的展开：神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成前后延续的七个时代；他们生活在第六个时代——即教会的时代——的末期；第六个时代结束到第七个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