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对外形象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实质上是诸多“城市人”个体形象的综合反映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90年元旦，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听说我在上海，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在农村。现在，他们的想法已经完全变了。”以富豪榜而在中国声名远播的胡润说。
这个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多年的英国人，还有他的家人已经完全喜欢上了上海。当然他对上海也有不满的地方:“户外休闲的方式开发得还不够，周末我喜欢和我的家人到户外休闲。”在上海居住或工作的外籍人士日益增多。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是，2004年在沪停留半年以上的外籍人士多达36万人，在沪工作、留学的外籍人士共有8万余人。
上海正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盘，吸来的除了外国人外，更多的还有台湾人，香港人，内地其他省市的人。
吴茜，亿龙传媒集团总裁。她在美国学习工作了10年，回国10年有5年呆在上海，目前已在上海买了房子。她的公司总部设在杭州，工作日她在杭州，周末则会回到上海。
她曾为MTV、默多克新闻集团在亚洲拓展业务。如今这位去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女强人”已经越来越喜欢上海。“喜欢一个地方往往因为它的丰富性，而上海正在具备这种丰富性。”上海，这个中国最具明星气质的城市，在接纳八方来客时，也包容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品评。
“小气”的另一种解读
“城市的对外形象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实质上是诸多‘城市人’个体形象的综合反映。”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马祖琦的判断估计能取得很多人的认同。
在外地人眼里，很多人对上海的印象是“精明、细致、小气、自大、爱面子、小聪明、目中无人、不爱说普通话”。
“有一次我请一个上海女孩吃饭，结果她带了其他四个女孩，她们点了菜单上最昂贵的菜。”德国人Karl Inninger(英查理)说，他在上海生活了10个月，一次约会破坏了他对上海女孩的印象。上海人受到的另一个负面评价是“精明而不高明”。张爱玲曾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的磨练”。密集的人口，逼仄的空间，微薄的收入，又想过体面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精明而不高明”。作家陈村对上海人性格的总结是:上海人理解不做没饭吃，习惯人被金钱地位分成等级，各活各的。知道商业社会人情浇薄、面子的重要。知道训练、教育和专业技能的重要。看重家庭。在五方杂处的环境中，善于隐藏真正的想法，避免表面的摩擦。遵守法制，重契约。也贪小利，但极少以命相博。陈立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仔，1997来上海。如今，他自称“去香港是自由行，到上海是回家来”。
“我在上海呆了9年了，习惯了，没感觉了。反而要出去透透气，才有点感觉。”前不久他刚好去了趟北京，抽身在外，他可以评价上海人，“上海人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勤奋，比较实际，斤斤计较。”“斤斤计较不是贬义词，是个中性词，”他补充说，“上海人在和你讨价还价之后，他会遵守诺言。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过分了，大事做不了，钻进去一个小洞，走不出来，大事反而看不清楚。人们说北京人善于做老大，做官，做管理者，上海人适合做经营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海人常常被认为比较小气，与朋友相处，锱铢必较。在这些“小气”的上海人里，张爱玲或许是一个可爱的代表。她即使和最亲密的朋友，和与她生活多年的姑姑，也要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她常以“亲兄弟明算账”作标榜。“上海人有这样的传统，利用有限的钱，尽量过比较舒服的生活。”沪上知名学者葛剑雄说。外界对上海有些误解，认为上海人比较富有，其实上海一般居民并不富，但他们会让自己的生活显得比较体面。“文革”期间，葛剑雄是个中学教师，那会儿大多数教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但他还是想办法使生活变得有声有色，比如请物理教师花25元钱装个立体声收音机，花80元钱组装一台黑白电视机等。关于上海人的“精明”，葛剑雄说，只要不损害、触犯他人的利益，就没有理由对这种精明一味地批评。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对上海人的 “小气”从另一个角度给予了解读:上海人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施惠于人。这在特别讲求亲缘、地缘的北方人看来，就是小气。这种“小气”，可以理解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理性，一种独立性。相反，在那些出手大方的背后，常常有回报的期待，一旦没有回报，反而可能生怨生气甚至生恨。
在上海，你能坐到出租车洁白的坐垫
“上海大部分出租车，坐垫都是干干净净的，国内很多城市都做不到。”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国祯这样谈起对上海的印象。其实，很多从外地到上海的人，在第一次坐进上海的出租车时，都会感到意外的欣喜。因为他们往往习惯了不白净的坐垫。许国祯出生在台湾，在美国求学工作，然后来到大陆。福特中国总部从北京搬到上海已经半年多了，就市场来说上海并不比其他城市更吸引福特，上海市政府对汽车的保有量一直是谨慎控制，每年增长的数量是有限的。“为什么上海吸引众多老外，跨国企业把它的总部设在上海，因为他们在上海生活起来，不是太困难，比较顺。” 仲量联行中国区董事陈立民说。
“上海人给我的总体感觉是说得少做得多，一般说到就能做到，而北京人说的比做的多。就拿出租车司机来说，北京出租车司机跟你聊起来没完没了，坐在上海的出租车上，司机很少跟你说话。”胡润说，“可以这样比喻，上海人的性格比较接近欧洲人，北京人的性格比较像美国人。”马祖琦在谈到上海时，对上海人“官僚习气少、办事规范、公平公正、做事认真到位”的特点感受颇深。他当年在上海找工作时，一个单位及时反馈了意见，甚至向同行推荐，马祖琦事后才知道。“我没有机会当面感谢他们，但我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以后的工作中，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他认为上海的这些优点，将会极大地节约社会资源，减少内耗，这也是他选择上海的重要原因。王红2003年带着2个多月的儿子从南京到上海工作，她当时很担心宝宝的预防针不好打，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所在地区的街道卫生院登记。没想到从那以后，每到打疫苗的时间，都有一个听上去“很温和”的电话来提醒她。黄进1997年硕士毕业后来上海工作。来自安徽农村的他，很快感受到了上海“很人性”的一面。比如单位通知他，如果父母在农村，他是父母惟一的供养人的话，那么他父母当中的一个，可以享受单位提供的报销一半医药费的待遇。2004年，他母亲住院开刀，黄进的单位报销了2000多元。他朋友的母亲，住在杨浦区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上，原来有几个公交车停靠点，行人过往很不方便。黄进的朋友于是给市长写了一封信，没多久，问题居然解决了。这件事情对黄进触动比较大，“上海人包括政府官员，做事都很务实。”复旦金仕达总裁周华曾荣获“2004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30强”，2005年11月，在上海市软件企业协会组织的评审中，复旦金仕达被评定为“经营型”和“创新型”的“上海市明星软件企业”。“上海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是最接近西方的一个，上海对‘海归’的吸引力也更大。”周华说，从其亲身经历，他认为上海的创业环境不错。虽然随着商务成本的提高，上海对比较小的民企来说，可能并不是理想的生存之地。“在上海，很少出现政府对企业‘吃拿卡要’的现象，内地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跟我说，在他们那里企业赚钱了，当地一些部门先把你刮一层。如果是这种环境，经济要发展也难。”周华说。一个守规则的城市
“上海对于在外国生活过的人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融入的城市，”许国祯说。上海市政府在整个商业环境上所做的努力让他印象深刻。在企业申请手续及一些法律事务方面，许国祯发现有很多便民措施。他举例说，到一个窗口办居留证，可能几分钟就能办好，而依他过去的经验，一般要好几个小时，来来去去很多文件。在他看来，上海市民也比其他地方更习惯于遵守一般的规定，比如说交通规则之类。来自西安的吴淑芳女士，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刚来上海的时候，她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冷漠”，无法融入。1995年吴女士的女儿大学毕业，没借助任何关系，完全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出现波折，被公司无故开除，双方进行劳动仲裁，结果她女儿赢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让吴女士体会到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游戏规则，她开始喜欢上海。吴淑芳在浦东开了一间规模不是很大的建材公司，她说更愿意和上海本地人做生意，因为他们不赖账，履约程度高。
“上海整个城市是收得很紧的，做事没有什么水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效的社会。上海人跟你做生意，要货比三家，你最便宜，没什么水分，然后才跟你签合同。” 陈立民说。外商一般认为， 与上海人谈判固然比较困难，但与上海签订的合同符合规范，细节考虑周到，执行中少有麻烦，因而成功率较高。
做房产交易的陈立民，很自然地比较起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住宅市场。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团购，企业购买然后再分配给员工，而上海在很早以前，1999年开始就形成个人购房的习惯，团购几乎不存在。上海二级市场相对活跃。满街都是中介，交易多，交易的程序也很方便。“上海从上到下给我的感觉是服务意识，官员也如此，从某种意义上官员也像是一个‘生意人’。官员的业绩是以带来多少税收来评判的，所以他们的作风是比较务实的，看到有商机，他们就主动出去联络，务求让税收落地。上海每个区都有招商办公室，而且积极联络业务。” 陈立民说。“有的地方就不一样，官有做官的气派，经常是市民大众去政府部门，去求，左求右求。在上海，政府部门做事是有承诺的，多长时间处理完，做不到，市民可以投诉，而且投诉是很有效的。”很多接受采访的人认为，上海较其他内地城市更讲究规则。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上海做得是比较好的。”陈立民说，“它事事都研究很深，考虑得细致，比较不那么容易出错漏。一个城市的发展思路总体来说最怕出错，一旦走错，代价太大。”“上海一直是中国法制相对健全的城市。”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说。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上海人比较重视游戏规则，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这是商业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但是上海也被认为守法有余而开拓精神不足。
“一般来说，他们会把领导布置好的任务认真完成，但可能不会有太大突破。”上海市社科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
有人把上海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也归于上海缺乏开拓精神。
“上海人在一段时期确实开拓性不够。”熊月之说，他总是惯于把上海的城市性格放到历史中进行观照。“计划经济没有留给上海人多少开拓的空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但是，中央对上海和广东等地实行不同的开放和税收政策，上海充当改革开放‘后卫’，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交通、住房、污染问题严重，‘甲肝事件’、‘轮渡事件’，又搞得上海人灰头土脸。”“但是到90年代后，中央提出开发浦东，上海的开拓精神得以恢复。看看上海现在所取得成就，就不能说上海缺乏开拓精神。”
邓小平同志1994年春节在上海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熊月之认为，这个素质和品格，就包括上海人将守法与开拓有机结合的特质。
“上海人的守法和商业意识，是上海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熊月之说。
上海的参照系
“在所有的内地城市里，上海无疑更为与国际接轨，”在上海生活多年的陈立民，喜欢从生活细节上判断一个城市的性格。“上海人出来吃饭是AA制，可以拼车，可以拼房，这种精神，延伸出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上海在很多方面显得比较国际化，比较符合国际潮流和国际惯例。”事实上，上海在近代就是中国居住外侨最多的城市。上海于1843年开埠，虽然那时是西方人逼迫中国人去认识外部世界。
一位西方学者曾这样评述近代上海:“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19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 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可以说，上海是中国最早具有“世界意识”的城市。经历了计划经济的闭关自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上海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
上海曾成功举办第32届国际商会(ICC)年会、1999《财富》全球论坛。之后，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系列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外交活动。2002年年末，一个更为鼓舞的消息从摩纳哥蒙特卡洛传来: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获得成功。
世界一次次把机会给予了上海。
在半年里的所见所闻已让许国祯领略到上海的雄心:“上海在城市发展上，投资的力度和开发的规模是很大的，比如说横跨黄浦江两岸的大桥和地下隧道不断在增加，这让我想起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两岸，大桥的数量和隧道的数量，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也是布满大桥和隧道。我记得到上海城市规划馆去参观，那景象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陆家嘴，浦东，所有这些规划都是一方面让上海成为一个商业都市，同时也变成一个适合工业发展，适合居住，交通便利的多元化的都市。”“目前上海在很多设施上，还赶不上纽约、东京，或者伦敦，但是从它的蓝图和做法上，可以看得出来，它未来会赶上，甚至会超过。”许国祯说。
他已在不少方面感受到上海的超前。“再比如，上海在保留老城区的风格，保护古建筑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像外滩万国建筑群，石库门老房子等，这让它的都市风华能够长久保存。这会让上海在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中，个性越来越浓郁。”“上海在我们中国是步伐超前的一个都市，但是它不光是要在中国领先，还要在全球领先。”许国祯说。
在陈立民看来，上海已经走在内地前面，但是和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是有差距。 “在美国谈生意可能在网上就可以办了，在香港要打个电话，在上海呢，要见个面，在北京呢，要吃个饭。”这个基础是法制。“在内地，我跟你有合同，但我还是要查查你的背景，背景还不好查，一旦出问题，打官司也不一定赢，赢了也不一定能够执行，现在整个中国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所谓的诚信的系统。”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艳平、黄琳,实习记者张琰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