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时,可能很少人会想到,还在为纺织品贸易、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屡生龃龉的中美关系,却在仲夏时节,至少从表面上大为改观。中美之间进行了一连串密集互动,尤其是高层互动频繁,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两个月内3度会晤,布什总统11月份对华进行了上任来的第三次访问,此外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财经界的三巨头也先后来华;中美进行了两次战略对话;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关于中国的演说更似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在经过7轮艰难的磋商,中美双方关于纺织品贸易问题的争端也尘埃落定。
在诸多亮点中,比较重要也比较有意味的事件是佐利克的讲话。9月21日,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提出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承担大国责任,并与美国一起行动。他用“巨龙出水,融入世界”来形容中国的迅速发展。而美国高官频繁访华的行程中,其高潮自然是布什总统11月份的中国之行,但是更有意味的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对华访问。被认为是“鹰派”的这位国防部长,长期以来一直对华不信任,今年6月还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防务论坛会议上向亚洲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在10月访华时他却表示,在与中方的接触中,他感受到了中方有着与美方同样强烈的愿望,即通过努力找到一些方式来消除对对方的神秘感,增进相互了解。今年的中美关系就是这样,先抑后扬。这种变化耐人寻味。
视角的变化
变化总有因果,并非一蹴而就。透视一系列的中美大事件,能发现诸多原因形成合力促成这种变化。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破解上半年中美僵局的主要动力是中国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策略组合:首先,在中国的努力推动下,第五轮朝核问题六方复谈。对此,美国印象深刻。其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浮动,这一制度性的变革极大地触动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布什承受的来自美国国内保守力量的压力。接着在中美战略对话、拉姆斯菲尔德访华并首度参观二炮总部等一系列事件中,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此外,在许多国际事务上,中美都有许多间接配合。中美不仅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形成了某种默契,还在中东问题,以及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开始感觉到,中美的共同利益面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宽。这也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可以超越单纯的双边关系层次,从置身于一个国际体系中的角度来调整双边关系。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在国际体系的框架中,讨论中美关系和共同利益,这一视角的改变前所未有。
对待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则更强调美国方面的客观原因。布什总统在连任后,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调整上任以来的政策,因此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比较大。而从整个国际的大背景来看,美欧等几大力量受内政影响较大。飓风灾害、“特工门”事件,说大不大,但是其后发效应对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方面产生一种判断,即和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是对其有利的,特别是当其他大国也愿意和美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的时候。阮宗泽还指出,中美今年的一系列频繁互动,是中美关系发展中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美国不希望中国挑战美国对体系的主导权,但又希望把中国纳入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同时,美国也认识到很难遏制中国的发展,于是寄望于将中国的高水平发展和美国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仍需要相互适应
但是,阮宗泽强调,美国国内的对华“怀疑派”还没有改变思路,他们是不得不与中国打交道。今年,中美都在重新定位,互相界定,这是一个过程,达成共识并非没有难度。基于这种理解,阮宗泽对佐利克讲话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佐利克讲话反映出美国方面要求较为客观地认识中国的需要,值得肯定。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很难确定佐利克讲话是否完全代表了美国的主流观念。中美之间现在需要的是“相互适应”。此前,中美相互之间是不太适应对方的:美国不适应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也不适应美国的单边主义思路、霸权主义行径。因此,在目前这个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在没有第三种力量来调和中美关系时,需要双方认真考虑如何打交道,考虑如何界定在各自战略棋局中的定位,也因此才有了佐利克讲话。恐怕今后双方都还需要调整心态。
相对而言,黄仁伟对佐利克讲话的解读要乐观一些。他认为,佐利克讲话折射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佐利克的讲话承认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暗示需要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承认中国不是前苏联,认为遏制战略对中国不适合,美国应该放弃对华遏制政策;承认中美有共同利益,等等。这些改变在美国历来的对华政策宣示中都是少有的。对于中方来说,其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能够接受的。在中美第二度战略对话中,双方虽然没有简单重复“利益相关者”一词,但是对话本身表明双方已经开始从国际体系框架来考虑中美关系。
还要“走着瞧”
然而,中美关系并非坦途一片。必须看到,今年双方互动过程中除了有会晤、对话和认知等积极现象之外,也有摩擦、分歧和争端。而且摩擦基本不可避免。黄仁伟认为,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结构、制度和利益上本来就有矛盾。双方结构性的摩擦将会长期存在,此外,矛盾的延迟效应也将长期隐存,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势还要“走着瞧”。现在双方要做的是,在稳定现存体系的大前提下,固定现存的关系,特别是固定核心利益,有意识地减少对抗和摩擦。
对此,阮宗泽提出了一个“管理”的概念。他同意,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摩擦和难点,还会存在下去,甚至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恶化。要缓和,关键就是双方都要学会“管理”,使这些问题不至于失控,在一定的规制下来处理,减少摩擦,而不是让矛盾加剧。他指出,今后的中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不会再出现今年的反差强烈的变化模式,而是保持相对稳定,互动节奏趋于更加平稳。
中美如何更好地相处?
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性的差异,摩擦和发生争端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然而双方至少可以共同追求不对抗的局面。毕竟和则两利,尤其是在双方还有一些共同利益的前提下。
中美应该如何更好地相处?这是门高深的学问。就目前来看,无疑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互信,减少摩擦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据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现在中美双方能够做到的:
1.保持及时有效的高层接触。高层之间的接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沟通。今年,中美高层往来频繁,及时有效的对话和会晤使今年中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势。
2.建立起机制性的对话体系。今年中美之间首度进行了战略对话,而且在短短四个月之间,中美二度对话。对话中的诸多议题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遏的必然趋势。中美之间都在调整心态,重新认识对方。
3.增加民间交流,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中美双方可以通过这些交流和交往,以及各个领域卓有成效的合作,把双方现有的共同利益固定下来,有助于双方缓解争端,减少摩擦。
在诸多亮点中,比较重要也比较有意味的事件是佐利克的讲话。9月21日,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提出要求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承担大国责任,并与美国一起行动。他用“巨龙出水,融入世界”来形容中国的迅速发展。而美国高官频繁访华的行程中,其高潮自然是布什总统11月份的中国之行,但是更有意味的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对华访问。被认为是“鹰派”的这位国防部长,长期以来一直对华不信任,今年6月还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防务论坛会议上向亚洲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在10月访华时他却表示,在与中方的接触中,他感受到了中方有着与美方同样强烈的愿望,即通过努力找到一些方式来消除对对方的神秘感,增进相互了解。今年的中美关系就是这样,先抑后扬。这种变化耐人寻味。
视角的变化
变化总有因果,并非一蹴而就。透视一系列的中美大事件,能发现诸多原因形成合力促成这种变化。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破解上半年中美僵局的主要动力是中国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策略组合:首先,在中国的努力推动下,第五轮朝核问题六方复谈。对此,美国印象深刻。其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浮动,这一制度性的变革极大地触动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布什承受的来自美国国内保守力量的压力。接着在中美战略对话、拉姆斯菲尔德访华并首度参观二炮总部等一系列事件中,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此外,在许多国际事务上,中美都有许多间接配合。中美不仅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形成了某种默契,还在中东问题,以及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开始感觉到,中美的共同利益面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宽。这也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可以超越单纯的双边关系层次,从置身于一个国际体系中的角度来调整双边关系。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在国际体系的框架中,讨论中美关系和共同利益,这一视角的改变前所未有。
对待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则更强调美国方面的客观原因。布什总统在连任后,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调整上任以来的政策,因此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比较大。而从整个国际的大背景来看,美欧等几大力量受内政影响较大。飓风灾害、“特工门”事件,说大不大,但是其后发效应对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方面产生一种判断,即和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是对其有利的,特别是当其他大国也愿意和美国保持相对稳定关系的时候。阮宗泽还指出,中美今年的一系列频繁互动,是中美关系发展中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美国不希望中国挑战美国对体系的主导权,但又希望把中国纳入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同时,美国也认识到很难遏制中国的发展,于是寄望于将中国的高水平发展和美国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仍需要相互适应
但是,阮宗泽强调,美国国内的对华“怀疑派”还没有改变思路,他们是不得不与中国打交道。今年,中美都在重新定位,互相界定,这是一个过程,达成共识并非没有难度。基于这种理解,阮宗泽对佐利克讲话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佐利克讲话反映出美国方面要求较为客观地认识中国的需要,值得肯定。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很难确定佐利克讲话是否完全代表了美国的主流观念。中美之间现在需要的是“相互适应”。此前,中美相互之间是不太适应对方的:美国不适应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也不适应美国的单边主义思路、霸权主义行径。因此,在目前这个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在没有第三种力量来调和中美关系时,需要双方认真考虑如何打交道,考虑如何界定在各自战略棋局中的定位,也因此才有了佐利克讲话。恐怕今后双方都还需要调整心态。
相对而言,黄仁伟对佐利克讲话的解读要乐观一些。他认为,佐利克讲话折射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佐利克的讲话承认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暗示需要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承认中国不是前苏联,认为遏制战略对中国不适合,美国应该放弃对华遏制政策;承认中美有共同利益,等等。这些改变在美国历来的对华政策宣示中都是少有的。对于中方来说,其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能够接受的。在中美第二度战略对话中,双方虽然没有简单重复“利益相关者”一词,但是对话本身表明双方已经开始从国际体系框架来考虑中美关系。
还要“走着瞧”
然而,中美关系并非坦途一片。必须看到,今年双方互动过程中除了有会晤、对话和认知等积极现象之外,也有摩擦、分歧和争端。而且摩擦基本不可避免。黄仁伟认为,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结构、制度和利益上本来就有矛盾。双方结构性的摩擦将会长期存在,此外,矛盾的延迟效应也将长期隐存,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势还要“走着瞧”。现在双方要做的是,在稳定现存体系的大前提下,固定现存的关系,特别是固定核心利益,有意识地减少对抗和摩擦。
对此,阮宗泽提出了一个“管理”的概念。他同意,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摩擦和难点,还会存在下去,甚至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恶化。要缓和,关键就是双方都要学会“管理”,使这些问题不至于失控,在一定的规制下来处理,减少摩擦,而不是让矛盾加剧。他指出,今后的中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不会再出现今年的反差强烈的变化模式,而是保持相对稳定,互动节奏趋于更加平稳。
中美如何更好地相处?
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性的差异,摩擦和发生争端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然而双方至少可以共同追求不对抗的局面。毕竟和则两利,尤其是在双方还有一些共同利益的前提下。
中美应该如何更好地相处?这是门高深的学问。就目前来看,无疑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互信,减少摩擦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据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现在中美双方能够做到的:
1.保持及时有效的高层接触。高层之间的接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沟通。今年,中美高层往来频繁,及时有效的对话和会晤使今年中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势。
2.建立起机制性的对话体系。今年中美之间首度进行了战略对话,而且在短短四个月之间,中美二度对话。对话中的诸多议题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遏的必然趋势。中美之间都在调整心态,重新认识对方。
3.增加民间交流,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中美双方可以通过这些交流和交往,以及各个领域卓有成效的合作,把双方现有的共同利益固定下来,有助于双方缓解争端,减少摩擦。
来源：《解放日报》 (2005年12月18日 第04版) 作者：成珞 姚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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