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题为“中国文学史学史”，显系由“中国史学史”的称谓套用过来。不过“史学史”一语已为人们熟习，而“文学史学史”之名目尚显得很陌生，有必要稍加界说，这还得从“文学史”和“文学史学”的概念说起。
通常所谓的“文学史”有这样两重涵义:一是指文学自身的客观历史进程，二指研究者主体对这一进程的理解和把握，亦即客观历史进程的主观反映，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文学史。跟“文学史学史”关系密切的，应该是后一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史研究或文学史学科。
“文学史学”一词，亦可有两种理解。有时即用以指文学史这门学科，于是同上面所说的“文学史”的第二层意义相重合。不过眼下正在议论的关于创建中国文学史学的构想，则不限于早已成形的中国文学史学科，而是指以这门学科为对象，就它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换句话说，它将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本书取的便是这个涵义。
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文学史学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文学史研究的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史学史;二是对文学史学科的原理、方法作出理论的概括，可以称之为文学史学理论或文学史学原理。史学原理和史学史构成了文学史学的基本范围，它们都是建立在对文学史研究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也可以就个别史家或文学史著作加以评论，这就叫史学批评，不过史学批评的着眼点不是倾向于史，便是倾向于论，归根结底仍从属于史学史或史学原理。以上两大板块的划分自然极其粗略，进一步考虑，似可再细分为若干层面。比如就文学史研究的结构成分而言，有史料、史观、史纂之分;就其历史演进而言，有传统史学与近现代史学之分;再就其研究范围而言，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民族史、地域史等区别;而若就其撰写角度和体例而言，又会有编年史、作家评传史、主题史、意象流变史、思潮史、流派史、传播史、接受史种种差异。对这些具体方面的研究，都可能构成史学史和史学原理下面的分支部类，目前还难以作全面设定。总之，文学史学是为总结文学史研究而创设的一门新型学科，关于它的构想当通过实践来给予充实和完善。
弄清了“文学史学”的概念，也就界定了“文学史学史”的性质，它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所作的系统清理和总结。如上所述，作为一门学术的中国文学史是以中国文学的客观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的成果便是各种形式的文学史撰著。但是，这一研究工作本身亦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能成为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便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由来。于此看来，中国文学史学史是建立在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基础上的，它要对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考察、梳理、排比、阐说，实际上便成了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这可以算是文学史学史的基本定性。
中国文学史学史同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研究史等学科有一定的交叉关系。理论史、批评史研究历代有关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币所包含的文学思想，它们都有可能涉及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问题，这就进人了文学史学史的领域。至于文学研究史要求对中国文学研究状况作全面概括，则必然包括文学史的研究状况在内，于是文学史学史的内容便成了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学科都不能代替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建构。且莫说理论史、批评史、思想史各有其特定的视角，并非以中国文学史的有关问题为瞩目对象，即使象文学研究史那样包罗广泛，而其中文学史的研究也只是一个局部，未必会成为其关注的焦点，更难以形成整体脉络。中国文学史学史则恰恰立足于文学史学科自身的历史进展，它要对这一进程的源流本末作出系统的归纳，就其方方面面加以独特的综合，这是任何别的学科所无法取代的。质言之，以历代有关文学史的研究(不限于理论形态)为其专门领域，以文学研究中的“史”的意识为其把握的核心，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个性所在，也便是文学史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史、批评史、思想史、研究史等相关学科的主要表征，当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
还需要说一说中国文学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学原理的关系。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都是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力图在总结文学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构架，并由此共同成为从原有中国文学史学科衍生出来的新学科，有如一母孕育的双胎。但两者在性质上又很有差异。史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侧重在历史进程的梳理;史学原理作为文学史本体方法论的探讨，着眼于理论原则的概括。前者属历史科学，后者属理论科学，其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并不相件。比较而言，历史的梳理较贴近于文学史研究的实践，理论的概括更需要高度的抽象，所以又可以将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作建构史学原理的准备，前者因亦构成向后者过渡的桥梁。据此，从中国文学史到中国文学史学史，再到中国文学史学原理，便形成了广义的文学史学科的层级结构，而史学史在这一学科集合群里的中介位置和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昭然若揭了。
二、建立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文学史学史的性质既已明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建立中国文学史学史究竟有无可能和必要?
先说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成立的根据，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叫作:两千年的传统渊源、一百年的学科演进和晚近二十来年的创新与突破。
大家知道，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发端于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在这之前，不仅没有这门学科的完整形态，甚且连它的名称也未曾出现。但这不等于说以前就不存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有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有大量作家和作品留传，相关资料分别收辑于历代总集、别集、史志、书目、诗话、笔记以及文人传记、年谱之中，是一笔积累丰厚的史料资源。历朝文人在其创作实践和批评活动中，为了借鉴传统的需要，都不免溯及文学流衍变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各种关于“源流正变”的看法，这就是他们的文学史观。而他们依据一定的观念，对当代或前朝的文学流变所作的评述，尽管散见于各类序跋、题辞、传论、奏议乃至杂著、书信之中，实即当时的文学史纂，不过尚不具备完整的史纂形式罢了。正因为尚不具备完整的史纂形态，加以古人和今人在观念上的差异，所以我们认定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史彼时未告正式成立，但其间积聚的史料、建立的史观和已然出现的各种形式有关文学流变的评述，则仍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今人撰写文学史专著也少不了倚仗这些成果。因此，决不能将这两千多年的传统渊源一笔勾销，要看到它们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开创作用和至今仍然保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今天建立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必不可少的根基。
尽管如此，中国文学史形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则要迟至上一个世纪之交。最早的撰著，据已知材料，为日本古城贞吉1897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1913年有中译本由开智公司印行，题名(中国五千年文学史》)，随后有桩川种郎1898年出版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903年即有中译本由上海中西书局印行，题(历朝文学史))，英国翟理斯1901年版于伦敦的(中国文学史》和德国顾路柏1902年版于莱比锡的同名著作。以国人自己的编撰而言，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至1906年始出版;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于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置中国文学史课程时，当年印成讲义，1907年正式出版;黄人(中国文学史》约编于1904至1909年任教苏州东吴大学期间，亦作为教材由国学扶轮社陆续刊行，时间皆当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从那时起至现今又一个世纪之交，短短一百年间，中国文学史学科不仅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潜”至“显”的飞跃，还由单一性的科目迅速繁衍、生息为庞大、密集的学科群落，有了通史、断代史、分体史、专题史各形态的分化和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诸领域的拓展，无论在史料的自觉积累、观念的变化出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撰写体例的多样化以及向外来思想和其他学科的开放、吸取方面，均与前人有重大差异，其成绩的显著有目共睹。在这过程中，研究工作自亦走过不少弯路，特别是因社会政治的变动而波及学术，造成大起大落、忽东忽西的局面，其惨痛的教训也值得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盛局面。据粗略统计，这段期间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不下一百余部，品种也特别繁多，不光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分野，而且有贯串近、现、当代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把握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近四百年文学思潮史，以及会通古今的中国文学通史。此外，断代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分体如诗、词、曲、赋、散文、骄文、小说、戏剧，民族如蒙、藏、侗、羌，地域如上海、福建、东北、湖南，思潮如古文运动、“诗界革命”、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流派如江西诗派、桐城文派、学衡派、现代评论派，专题如山水诗、边塞诗、市民文学、女性文学，乃至各种主题史、意象流变史、文人心态史、传播接受史、中外交流史、文学与其他学术文化关系史等，皆有专门性著述问世，称得上琳琅满目。其研究视角也从单一的社会学、政治学立场转向文化心理、审美形态、逻辑结构与历史机制的多向开掘和相互补充，并有神话学批评、语言学批评、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范式批评、文体批评、心理分析、结构分析、计量分析、系统分析等多种方法的倡导与试验，加以史料的系统收辑和撰著体例的推陈出新，整个研究工作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及时地总结这些新的经验，促使现有的大好形势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是所有文学史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中国文学史学史成立的根据(可能性)，同时便也触及建立这门新学科的意义(必要性)。历史的经验可以被总结，历史的经验更值得总结。面对眼下正在来临的世纪交替，处处都可以听到有关“百年反思”的议论，所谓“百年反思”不就意味着对已经逝去的这整个世纪来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吗?中国文学史学史肩负的任务正是要在文学史研究领域进行这样的总结，不过不限于从当前回溯百年，还要从百年上溯往古，其反思的幅度更大大超过了这个世纪。当然，反思自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开辟未来。通过反思，人们对已经走过的路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正反两面的经验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对正在趋向的目标有了自觉的追求，其将要从事的实践便会进行得更积极、更稳妥也更有效。
其实，这样的一种反思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业已开始，它是以理论探讨的形式出现的，且历经几度起伏。早在1983年间，(光明日报)曾就文学史编写问题发起讨论，组织过几版专栏，实即这场“世纪末反思”的肇端，惜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规模和影响都比较有限。八十年代中叶，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得到倡扬，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它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多局限于作家作品层面的事象罗列，缺少宏观整体性的把握和内在逻辑性的揭示而提出的，在研讨中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从而导向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探究。这场争鸣兴起于八、九十年代之交，断断续续地延伸了好几年，有过四五次专题性集会与报导，其中涉及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内涵、方法、结构、形态各方面，诸如文学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性与当代性，其构成方式中的人本与文本、道德与审美，以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他律与自律、逻辑与随机等问题，无不关系到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于是，至九十年代中期，创立中国文学史学的建言便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它表明自“拨乱反正”以来的历史性反思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落脚点，也预示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将有可能迈开新的步子。
据此而言，当前关于文学史学的企望决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倒是有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过程。它起于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历史清理和反思的需要，中经一系列理论探讨的催化与推动，最终到了呼之欲出的成熟境地。在这里，历史的反思是它的起点，理论的建设则是它的终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视以为过渡到史学原理的中介的缘由。不过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建构史学原理固然要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历史的反思仍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史学史和史学原理作为文学史学的两大部类，是在同一个时代精神的鼓动下得到诞生和成长的。
三、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有机建构
现在可以进而讨论怎样来研究和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这里要谈的不是一些操作技术上的问题，而是重在如何把握文学史学史的内在结构，亦即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组合关系，这是建立一门学科的知识系统的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两个方面需要顾及:一是横向的关系，即文学史学史这门学科由哪些层面合成;二是纵向的关系，即文学史学的历史发展该如何分期分段。一纵一横，一经一纬，两条线索贯串起文学史学史的内在结构，共同交织成它的学科体系。这是学科赖以建立的支撑点，也是我们研究和解析这门学科的切人点。本节先讨论其横向关系，姑且称之为文学史学史的有机建构。
中国文学史学史是由哪些方面内容组合而成的呢?前曾述及，文学史的撰写离不开史料、史观、史纂三个方面。依据一定的史料，运用一定的史观，整合并落实为某种史纂的形式，这就有了文学史的著述;而要考察和评价一部文学史，也越不出对其中史料、史观和史纂的分析批评。扩大开来看，要对一时期文学史研究的总貌作出判断，必须全面把握这个时期文学史学在史料积累、史观创新以及史纂编结上所达到的程度;而若要对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历史进程加以概括，则又需要从史料的拓展，史观的演进和史纂体例的沿革因创等方面加以系统的追踪和梳理。于此看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实际上是由史料史、史观史和史纂史三个层面有机合成的，三者的分流并驰和交相为用，奠立了文学史学史的基本架构。
那末，三者各自的内涵与相互间的关系，应作如何理解呢?
首先，史料史，指的是文学史料变化积累的过程，特别是它的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的趋向，这是整个文学史学史赖以发展的基础。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不能没有史实的依据;史料愈充足，史实愈精密，文学史的撰写便愈能得心应手，精确而全面。所以我们考察文学史学科的成长，必须以史料的拓展为重要尺度。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史料的变化积累不只有拓展一种趋向，也还有订正、辨伪即清除废料的方面，“拓”与“收”是同时并举的。但从总体上看，史料的积累日趋丰富，“拓”应该是基本倾向，史料史毕竟要以拓展为其主线。
文学史料的拓展又有多种形态。其一是由当代文学资料转化为文学史料。任何时代的现实的文学活动其实都是历史的延伸，它和文学史的进程是一脉相承的。但处在现时代环境下的人们并不把它当作历史，即使留存各种资料，也很少从“史”的角度来观照、整理，往往要等资料积聚到相当幅度，时间上也形成一定的跨度，当下这一页已然填满和即将翻过，这些资料才会被人从眼前的记忆中撤除下来，整理并串合到历史进程中去加以有系统的阐释。中国历朝以至、现、当代文学资料都经历过这样一个由现实向历史转化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史料拓展的最普遍的形态。
其次是文学史新分支的成立，也会带来史料范围的扩大。比如说，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戏曲、说唱、谣谚等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形式长时期来“不登大雅之堂”，即不被认可为文学创作，有关资料也往往不作为文学史料来收集和珍藏，只是在这些文学样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它们的生命力的焕发受到一部分文人雅士的关注和赏爱，文学史家开始将它们纳人自己的视野时，新的史料学分支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同样道理，今天的文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主题史、意象史、心态史、范式史、传播史、接受史、民族关系史、中外交流史诸种新概念，也必然会带来文学史视野的展开和文学史料学的拓新。
第三种形态是非文学史料向文学史料转变，可以举“红学”的演进作为典型例子。在，“旧红学”阶段，索隐派风行一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则鲜为人知，他的生平和家世也得不到文学史家的垂顾。“五四”以后“新红学”起来，考定曹氏为(红楼梦)的撰人，断言小说所写的故事里有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子，于是其生平事迹、亲朋交游、家世渊源乃至旧居遗物，一一被勤心发掘勾稽，都进人了文学史料的行列，《红楼梦)的研究便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这过程之中，原来被视为小说底本的材料如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情事、纳兰的家世等，则被剔出“红学”研究的范围，说明文学史料的拓展与清除确实是并存的。
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失落或遗忘了的史料的重新发现。本世纪初甲骨文的出土和敦煌文献的重见天日，提供大量新发现的文学史料，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史的建设，是人所共知的。至于那种有意识的“遗忘”，造成某些 方面的史料长期湮没不彰，待到机运转换再 加发掘并认可，这在文学史研究的进程中亦非罕见。总之，文学史学史要把史料的拓展，过程和演变规律作为总结学科发展史的一项 重要课题，自是义不容辞。
如果说，史料的拓展构成文学史学发展的基础，那末，史观的演进则对它起着主导作用。文学史研究不仅要凭藉史料，亦须立足于某种观点，因为历史从来就不是什么纯客观的写照，而是同观照着它的主体紧相联系的，在不同历史观念的烛照之下，史料的组合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风貌。比如说，同样是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传统文学史家心目中多显现为一正一变、一盛一衰的交替循环，到“五四”以后新史家眼光里却隐隐显显地看出一条向前行进的线索来，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它分解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至于时下用辩证论、系统论、信息论、突变论以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等各种新的观念加以阐释，更将汇聚成五光十色、奇姿异彩的景观。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的历史，文学史不能不一再重写，原因即在于此。故而我们讨论文学史学的进展，亦不可光着眼于史料的拓展，更须注意其整合史料、建构历史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范式的演变，也就是文学史观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演变较之于文学史料的拓展，更足以标示文学史学的总体取向。刚才讲的从循环论到进化论，到阶级论，再到当前多元化文学史观的演进，不正体现出中国文学史学自身性质的转换，提示了这门学科由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轨迹吗?
史观的演变既然在文学史学的建构上占据主导位置，它和史料的拓展便不能不交互影响，后者为前者提供材料的依据，前者反过来对后者起着引导和规范的作用。我们看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稳定，为循环论文学史观的产生奠下基础，而循环论模式的确立，又使文学现象间正变盛衰交替的秩序得以巩固。同理，中国近世文学的新变和“五四”以后新旧文学的尖锐对立，给予进化论乃至阶级论文学史观的出台以有力支持，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观念支配下，原有史料中的文学进化和阶级对立的迹象则被逐一发掘出来甚或予以放大。延及前段所举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史的开拓和新旧“红学”的遭递，其实也都有一个由史料发现引起史观转换，再由史观变革回过头来推动史料拓展的过程，史观史与史料史这两个层面总是这样相互渗透又相互推移的。
史料与史观构成文学史研究的两极，史纂则是它们的结合点与中介;换句话说，一定的文学史观念和一定的文学史材料，正是通过某种历史编纂形式而联结在一起，成为具体的文学史著述的。这一史纂形式也有它自身历史演化的过程，包括其体制从不独立到独立，从不完形到完形;包括其格局范围的分化与组合，如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分体史、区域史、民族史和各种专题史;亦包括其撰写体例的多样化，如发展出编年体、传记体、类别体、流派体、纪事本末体以及其他各种及综合性体例。对文学史纂的历史进程进行溯源别流，也属于中国文学史学史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
还要看到，史纂既然是联结史观与史料的中介，便不能不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且必然要受双方的制约。比如说，二十世纪初期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一般只限于古代文学史的范围，即使偶而涉及近世文学变迁的内容，大多仅附在古代文学史的末尾，并不作为独立的时期划分出来，这显然跟近代文学史料尚处于初步积累的阶段，没有形成单独的史料学分支有关。而后，随着这方面史料的渐趋丰厚和整理工作的逐步加强，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逐渐由附庸蔚为大国，不单形成独立的题目，还有了专门的著述，标志着文学史新分支学科的建立。这应该是史料制约史纂的明证。自另一方面而言，文学史观点的演变亦给予史纂编结以重要影响。例如我国传统文学史学一向以诗文论评为大宗，戏曲、小说的研究相对薄弱，跟古代史家观念里崇雅贬俗的偏见分不开。但二十世纪以来，率先问世的分体文学史撰著恰恰是积累较新的戏曲史和小说史，诗、词、文、赋各传统体式的史纂居后，自然又是文学观念变革、民俗文学受到重视的结果。此外，象妇女文学史、劳动文艺史、抗战文学史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现，亦明显打上民族民主革命形势下社会思潮变迁的烙印;至于各民族文学史乃至区域文学史在晚近的兴起，更是改革浪潮下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编纂上的投影。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就史纂谈史纂，应当力求透过史纂形式的演变，来全面把握史料史、史观史和史纂史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线索。
必须指出，上述文学史学三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体现了这门学科与其他方面的关联。所谓文学史料无非是历代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活动的遗留印记，文学史观与各种文学观、历史观、哲学观、美学观息息相通，文学史纂的体例、方法、文风也经常要受时代学术风气的制约，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特定社会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土壤和氛围。所以，把握文学史学史的内在的有机建构，便同时意味着关注其复杂的外在联系，这是我们面对任何一个这样的开放系统从事研究时所不可忽略的。
| 四、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发展脉络 作为学科体系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其横向组合为史料史、史观史、史纂史的有机建构，其纵向组合便是它的整体发展脉络。表面看来，前者属逻辑关系，后者属历史关系，但实际上，逻辑的联系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得以实现，而历史的运动也仍然包含内在的逻辑。故而我们在把握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时，必须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力求通过历史事象的梳理以揭示其自身的逻辑联系，使得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成长和演变的内在秩序能充分显露出来。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考虑将整个文学史学史的流程划分为时间跨度上很不均匀的两个段落，即两千多年的传统渊源和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其界标便在于中国文学史学科形态的成立。在这之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专业范围，因亦不具备完整的学科形态;在这之后，学科体制及知识系统得以建立，并有了自身独立的演化轨迹。前者可称作传统文学史学，它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前学科时期;后者则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时期。由前学科向独立学科的演进，便构成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基本脉络。不过这个提法有可能造成误解，即以为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仅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史前期”，对这门学科的成长无足轻重，甚且可略而不计，这就大谬而不然了。称之为“前学科”，只是意谓它还不具备成熟的学科形态，并不应导致否认其丰富的学术内涵，更不能由此抹煞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考虑到这层因素，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提法，将传统文学史学叫作“潜学科”，而将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研究称为“显学科”。当前自然科学研究中有所谓“潜科学”一说，特指那些暂时还不具备成熟的科学形态，却有向科学形态转化潜能的研究。套用这个称谓，将具有丰厚历史积累却尚未形成完整学科的传统文学史学定性为“潜学科”，应该是说得过去的;而由潜在性相向显在学科形态的升华，遂成了文学史学由传统进人现代的标志。 为什么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学史学会长期停留在潜学科状态里呢?原因众多，而首要的一点，因为古人心目中并没有今天所谓的“纯文学”概念，也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观念。古代所讲的“文”，包括文采、文化、文字、文章等多方面涵义，比较接近今人所谓文学作品的，是“文章”一义，但那是指成篇章的文字，并不专指文学作品。“文章”里也包括诗、词、歌、赋之类纯文学样式，却又把它们同论、赞、启、奏等说理性乃至应用性文字并列一起，不再给予特定的概括，于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便显得模糊不清起来。加以古代文人雅士祟雅贬俗的心态作怪，往往将后起的通俗小说以及一部分戏曲作品排除在文章之外，这样一来，“文章”就更不能代替今人眼里的“文学”了。正因为如此，显示文章流衍变化观念的“文章流别”一说，自亦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文学史”。“文章流别”里包含了许多文学史的现象，而又同非文学文章体类的流变混杂在一起，且由于此说是从文章学的角度立论，更注重在文体分类和各种体类、体式的演变上，和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视角亦有差异。这大概就是古代虽有悠久的文学史研究传统，却始终未能产生专门的文学史学科形态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古代社会盛行的复古思想容易导致人们将历史的典范与现实的追求混为一谈，于是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经常结合在一起。古人的思维重直观、重经验，多作印象式点评，少有系统的论述与逻辑严明的论证，也不利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形态的展开。由此看来，文学史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似不能单纯着眼于“文学史”名目的有无及其学科专业是否确立，更要注意到因古今文学观念、文学体制的不同而造成文学史内涵与外延上的歧异，和因古今历史、哲学观念的不同而产生文学史范式的对立，乃至因古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出现研究方法、论述方法与纂写体例上的差别，这些才是从深层次上制约着其学科或前学科形态的质的规定性之所在。 传统与现代两大块的划分，界定了文学史学史的最基本的轮廓，但不免粗略。为此，还需要从各块内部再区划出若干个较小的段落，以期更具体地展示这门学科由胚胎、完形以至成长、壮大的历史逻辑性。由于传统文学史学阶段独立的学科形态尚未形成，我们不能不主要参照文学史观的演进来把握其发展线索，兼顾史料的拓展和史纂形式的变化。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正式成立，学科整体的演化轨迹便成为我们注目的中心，然亦不忽视文学史观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先来看一看传统文学史学的历史进程。在本书古代卷里，我们以王朝为界标，将这段历史区分为六个段落，即:一、先秦两汉，为传统文学史学的萌生期;二、魏晋南北朝，为它的演进期;三、隋唐五代，是它由演进走向初步综合的时期;四、宋金元，作为它的转型期; 五、明代，是它转型后的进一步拓展期;六、清代，为它的总结期，同时也是它经由蜕变而趋于终结的时期。六个阶段其实又可以归并为两个周期:从先秦两汉的发韧，经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到隋唐五代的初步综合，是为第一周期;再从宋金元的转型，明代的进一步演变，以至清人的总结(蜕变)，则为第二周期。两个周期和六个段落的界分，大体勾画出传统文学史学上下两千年间的运行路径，当然其间会有种种交叉互渗。关于这六个阶段的情况进展，古代卷绪论部分将有总体性叙说，不必重复。在这里，拟就传统文学史学进程中的四个关节点稍加提挚，便于扼要地掌握这段历史。 首先是传统文学史学的生成，它同古代文学流变中“史”的意识的确立分不开。大致说来，先秦时期由于文学传统的积累方刚开始，流变现象不显著，“史”的意识亦不明朗，只是在有关乐论和辞说中稍稍涉及一点古今雅俗的区别问题，算是给文学史观的发生种下了胚芽。到两汉，诗歌、散文、辞赋的创作都有了一定的规模，文学现象的流衍变化开始进人人们的视野，于是出现了“风雅正变”、“诗赋源流”、“文学古今”诸说，表明“史”的意识已经在各个具体的文学领域分别生成。再到六朝，“文章流别”之说提出，各类文章的源流正变便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概括。可见文学史观念的生成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既是“史”的意识由隐而显，由局部而全局的升华、拓展，而亦是其范围由泛文化史观向文学史观的演进。文章流别论的产生，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告成。与此相适应，原始的文学史料学也在经传、史志、诸子以及最早的文学总集与书目文献中渐见滥筋，传统文学史学粗具雏形。然而，这里所说“文学”，尚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美文与实用性文章的总汇(或可称之为“杂文学”)，甚至往往同一般学术文化的内涵相搅和，这又是传统文学史学不同于现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表征。 其次要看传统文学史学的演进。从观念层面上讲，这是围绕着文学史上的“源流正变”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在两汉，就有“风雅正变”的区划和“文学古今”的辨析;至魏晋，正式展现为祟古与尚今两种趋向的对立;经南北朝，更演化为复古、新变、通变三大派别的论争;而终于在唐人对六朝文学新变的反思和自身新的创作实践(唐代“诗文复古”)的基础上得到整合，形成“以复古为通变”的文学发展路线，并相应地构成以“正一变一复”为基本环节的文学史演进模式，给予传统文学史学固有的“源流正变”观及其内在的循环论思维方式以较完整的表达形态。唐人的这一初步总结，不仅直接规范了北宋“诗文复古”，还影响到以后明清各代的“诗文复古”，使得“以复古为通变”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运行的最典型的范式。在这期间，由于文学自觉意识的抬头和学术分科趋势的发展，文学史料的积累走向专门化，多种史篆形式陆续产生，文学批评中的“原始表末”、“溯源及流”等历史研究方法明确建立，均反映出这个阶段文学史建设上的巨大进步。 接下来谈一谈传统文学史学的转型，这主要指传统“源流正变”观的内涵由前期着眼 于“质文代变”转向后期的考究“诗体正变”。“质文代变”说流行于六朝至隋唐间(两汉已有肇端，北宋仍承余波)，它把古今文学的流变视以为由“质胜”(重内容)向“文胜气重形式)的推移过程，而默“文”返“质”就成了“诗文复古”所要追求的目标。“诗体正变”说则起源于宋，大盛于明清，它注重从文学体貌的变迁上来辨析古今异同，从而将学习、事拟古人的风貌当作从事创作的不二法门。由“质文代变”说向“诗体正变”说的转换，意味着人们对文学的关注点有了变化，从政教功能的强调转向了艺术品位的讲求，但“伸正汕变”的思路并没有改变，也就未能越出“源流正变”的固有框架，只能算作传统文学史学内部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中唐以至北宋的复古思潮，特别是伴随这一思潮而兴起的“道统”和“文统”之说，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唐宋以来风行的诗文“体派”论和“宗派”论，亦为“诗体正变”观的建立提供了助力。此外，像宋以后因雕板印刷的普及而推动文献整理工作的全面展开，由“诗体正变”观念的应用而促成“辨源别流”方法的日趋精密，以及在都市经济与文化生活繁荣背景下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并开始受人注目，亦皆构成转型期的独特景观，须加留意。 末了一个关节点乃是传统文学史学的蜕变，也就是由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逐渐演化与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多说两句，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完全是从国外移植过来，与传统史学没有任何直接渊源，不能不稍加辩白。诚然，现有的学科体制和名目确系仿照国外成规而设置(包括林传甲所编(中国文学史)即声称仿日本锭川种郎书意)，作为这一学科基础理论观念的“纯文学”观和“进化论”思想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近现代文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确显现出很大差异，由传统至现代构成了一个飞跃。但这不应该导致割断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不能抹杀传统文学史学进程中所孕育并经历着的自身蜕变。造成这一蜕变的因素很多，给予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宋元以后俗文学的崛起磷我们说过，在古代祟雅贬俗心态的支配下，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人偶有染指，也不会以之与传世的文章等而视之。这种情况后来逐渐起了变化。宋元之际的文人笔记里已有不少有关小说、戏曲创作和表演活动的记载，明清两代文士更大力搜辑、出版这方面的资料，俗文学样式广泛进人史家的视野，遂使传统“文章”的内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渐有向“纯文学”靠拢的趋向。延而及于晚清，一方面由于译介小说的风行，另一方面又因政治改革的需要，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的身价大大提高，小说至被誉为“实文学之最上乘”。川在这样情势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得到突出，用“文学史”来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便成了势之必行。俗文学的蓬勃发展，还冲击、打破了传统文学史学“源流正变”观念的一统天下。早在金元之交，便不断有人将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并据以作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之判断。这个说法流衍于后世，遂有“体以代变’，、“法不相沿”、“各求其至”诸种议论，到清中叶焦循更推演出以“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标目的一整套系统论述文学流变的见解。这种“文体代胜”的主张，以变化出新为宗旨，同传统史学的“伸正拙变”大异其趣，因亦跳出了其循环论的思维套式。而从主变化过渡到近世史学的主进化，亦仅一步之遥而已，我们知道，这个过渡是由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提出而完成的。 除俗文学的崛起推动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变革外，明清两代在史料积累与史井形式的演变上也做了不少准备。受复古思潮的影响，明清学者对传统诗文的大规模结集和精心订补，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还对各类俗文学作品加以收辑、整理，这些都为近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在“诗体正变”观念的指导下，明人致力于各体文学源流正变的辨析，工夫下得细，范围拓得宽，逐渐趋向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概括，一些专著开始具备了文学史的规模。清人承接明夫的路向，而在重实学的时代风气笼罩下，加强了考证的功力和逻辑的成分。晚清西学的译介更促成史纂文体向析理精密、表述完整的方向发展。到世纪之初的教育改革，废八股，兴学校，带来专业设置与教材教法的重大变化，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连同其讲义著述的形态，便乘机破土而出。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由传统文学史学到近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确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各种社会条件(包括外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参与了这场变革，而传统史学自身的蜕变仍为其内在动因。研究文学史学史的总体进程，是不能割弃它的传统基因的。 五、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下)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的诞生，毕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行程。对这一百年来学科发展的脉络，又该怎样来把握呢?依据我们的考察，可以大别为四个段落，即学科的草创期、成长期、转折期和更新期。让我们依次作一点回顾。 草创期自二十世纪的开首延续到其二十年代中叶，确切地说，当断于1923至1925年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是传统文学史学向近现代文学史学的转变与过渡阶段。一方面，独立的文学史学科已经建立;而另一方面，它还带有由传统学术因袭来的痕迹，尚不能给人以面貌焕然一新的感觉。即以被誉为国人自著之“最早的一部”—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而言，尽管其分篇分章追溯历史流变的叙述体例不同于旧编，而所述内容泛然包括群经、诸子、史传、诗文以及文字、音韵、训话、文章作法等，独独没有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样式，可见作者的文学史观依然囿于 传统的文章流别乃至国学源流框架之中，同现代人的理解相距甚远。这样的例子在早期文学史撰著中并非罕见(如窦警凡《历朝文学史》牛脆设“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章分编)。后来一些著述虽陆续补人诗文以外的文学品种，而原有的杂文学体制并未得到清算，以致1918年出版并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谢无t(中国大文学史)，仍不得不采取广、狭二义的文学界说来协调新旧两种观念的矛盾。直到1923年前后凌独见、胡怀深、谭正璧的几种文学史相继问世，着意破除文学作品与非文学性文章之间的纠葛，明确标举“纯文学”的概念，我们才有了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现代人准则的中国文学史，这正可以作为学科草创期告一段落的界标。 当然，草创期的过渡性特点并不仅仅体现于文学史内涵与外延的把握上，诸如文学进化观念与传统“源流正变”说的并存，史纂论述体例与大t抄摄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杂陈，王朝断代与历史分期的多种尝试(如谢无t(中国大文学史)即以“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和“近世文学史”分编)，在在显示出新旧转折过程中二重性变奏的迹象，足以引发今天的史家去作进一步考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在创建文学史学科上的业绩。正是由于它的草创，我们才有了若干成形的文学通史著述，有了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乃至专题文学史的滋筋，更有了大专各类学校文学史课程的普遗开设。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又离不开观念的更新和史料的拓展。比如说，分体史的编写不是从富于传统积累的诗、词、古文人手，偏偏由过去不为人重视的戏曲和小说发端，这个现象颇足玩味。再比如断代史之首重六朝，专题史之突出妇女文学，似亦含有某种深意在。草创期的过渡本质上属于推陈出新的过程，其创造性功能不容忽视。 草创期过后的成长期，大约从二十年代中叶下延至四十年代末，以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断限。这是文学史学科蓬勃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现代文学史学建设中的第一个高潮。高潮的首要标志在于新型的文学观念和进化观念已然深人人心，经由多方面的鼓吹和应用，演进为本阶段文学史研究的主导范式，甚至产生像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思史》这样一些标皿醒目的著述，意味着具有现时代内涵的文学史学的告成。观念的彻底更新，带来视野的开拓和思想的活跃.不仅在前一阶段有所萌芽的断代文学史和分恢文学史得到推广， 出现了诗史、词史、韵文史、散文史、骄文史、 赋史、戏曲史、小说史以及从先秦到明清各朝文学史全面开花的态势，还特别增强了专题性研究，开辟出诸如白话文学史、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劳动文艺史、宗教文学史、音乐文学史、战争文学史、民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样一些崭新的领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认识，反过来为文学通史的编篆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文学和“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史料亦开始有意识地收辑、整理，对史料的概括和研究正着手进行，原来附载于古代文学史末尾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渐渐分流而独立，成为新的分支门类。就这样，中国文学史由初期单一性的学科体制演化为多部类综合性的学科群，这也应该是进人高潮的重要表征。还要看到，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又推动了理论的建树，有关文学史方法论的探讨在三十年代前后渐形展开，一些新的思想命题如“白话文学正宗”论、“民间文学本源”论、“外来文化促变”论多创立于这期间，国外文学史家如泰纳、勃兰兑斯、郎宋等人的著述、见解被介绍和引用，无疑均有助于提高我国文学史学的理论水平。而在撰写形式上，本阶段相当一部分著作已逐渐摆脱前一时期那种说明加例证式的单调、刻板的教科书体，有了较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表现。这些:都可当作文学史学科走向成熟的衡量尺度。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中也并非没有弱点。不光是选题还不够宽，钻研还不够深，史料掌握不够全面，人员之间缺少有机配合，致使一部分著述流于浮浅、粗率乃至雷同因袭，更其严重的，是它用“纯文学”和“进化论”的模子来整合我们的文学传统时所.礴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在片面地用“纯文学”来排斥“非纯文学”，用“白话文学”来否定“文言文学”，用“民间文学”、“平民文学”来贬抑“士夫文学”、“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来批判“唯美文学”、“山林文学”，以及过分抬高外来文化的作用，夸大民族传统的落后保守性，认进步为绝对的进步，衰退为全面的衰退等方面，皆有充足的表现。这个缺失还直接遗留到下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走向影响甚大，不可不加注意。 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大致以“文革”结束和“新时期”荣始为分界，是文学史学科的转折期。所谓“转折”，也有多重涵义。一方面，社会的安定、政府的支持、文化的积累、教育的普及，促使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得以广泛开展，并由以往偏重在私人的讲学与著述转向规范化的公共活动，包括史料整理、史籍出版、教材与专著的编写、选题和研究的分工以及人员组合、梯队建构等，都逐渐纳人有计划运行的轨道，既保证了成品的一定质t，也便于整个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建国以来的一批学术成果，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的。但是，这种大一统的模式也会造成限制视野、束缚思想的弊病，尤其当政治局面发生动荡，波及于文化教育方针之时，每常要引起文学史建设上的大起大落，这方面的教训并不在少数。转折的另一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早在二十年代即已开始，三四十年代间亦已扩展到文学史领域，但用为普遍的指导思想以取代进化论史学观，则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文学史研究，便于揭示文学流变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内在联系，肯定文学传统中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克服庸俗进化论者只看形体演化、不问政治倾向的偏颇，但若加以狭隘的理解和直线式推导，也会引起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单一化。建国以来广为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相斗争”的公式以及“民间文学主流”论、反“中间作品”论、唯“政治标准”论、“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论，直至“文革”期间的“横扫一切”和用“儒法斗争”来贯穿全部文学史，实际上都是这种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的投影。 这样说来，并不是要否定本阶段文学史建设的成就。应该承认，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下，加以文学史工作者的群策群力，无论是史料整理、材料编写、专题研究或队伍建设，从总体水平看，较之以往是有所前进的。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国社科院和部分高校人士集体编篆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之获得普遍接受，成为一定时期内有关专业的稳定性教材和带有权威性的社会读物，正可作为本阶段文学史研究达到新的质t高度的明证。在此期间，学者们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广大青年学生的热情投人，先后引发了好几场激烈的论辩，尽管那种流于“大批判”式的做法极不可取，而论辩中提出的问题，诸如文学史的分期和演进脉络、文学盛衰的社会条件与内在根据，文学发展中的规律性、文学评价的标准、文学的批判与继承等等，却是每一个严肃的史家所难以回避的，它将促使人们去作深一层的理论思考。另外，大力从事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本时期的一大建树。在相继出版的大批研究著作中，“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料得到重点发掘与整理，新文学运动的进程有了系统阐说，革命文学的传统获得充分发扬，而由于现代文坛上新旧对立的尖锐和党派纷争的剧烈，这方面的论述自不免带有浸渭分明的色调，从而对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将这一定势延伸到建国以后文艺思潮的批评上来，处处设置对立面，事事上纲上线，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 “文革”结束，万象更新。从七十年代后期起，文学史研究也步人更新期，出现了学科发展中的又一个高潮，于今方兴未艾。新时期文学史工作的“拨乱反正”，是从打破住化的两极对立模式人手的，它力图恢复科学论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理论概括建筑在可靠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为此，文学史料的建设受到普遍重视，诸如(全唐五代诗)和(全唐五代文)的重新校理，(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续纂乃至一些重要的或过去被忽略的的作家文集和传记资料的收辑订补，都迅速推上议事日程，一派百废俱兴的气象，在文学史学科的演进中可谓空前。随着史料的全面拓展，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新的开拓，视角在不断更新，像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音乐、绘画、习俗、心理诸因素与文学流变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在主题、意象、结构、范式、文体、风格、思潮、流派等方面的演化，都有了专门论述，分体史、断代史、专题史愈形发达，当代文学史成立，现代文学史重构，近代文学史复苏，区域、台港、少数民族和中外比较文学史兴起，文学通史建构，加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域外史学的输人与借鉴，文学史学科的推陈出新十分引人注目。在此基础上，理论探讨也日趋活跃，不光停留于具体问题的争鸣，还常提升为文学史学一般原理原则的探究，涉及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质、文学史的运行轨迹、文学发展的动因和动向、文学演化的形态与逻辑，以及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学科的内在体性和层次结构众多方面，而各种学说思想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接受美学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亦尝试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给学科建设带来多元互补、分流并驱的繁荣先兆。总的说来，这一更化创新的趋势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实践形态或理论总结均未成熟，亦不免有种种偏差谬误，而其前景无疑是广阔的。 追踪文学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自“潜”而“显”、自“小”而“大”、自单一而多样、自幼稚而渐趋成熟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内在逻辑。把握这一逻辑，不单为了回顾历史，更其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开辟未来。当前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是从历史演变而来的，今后所面临的新局面要靠眼下的努力去开创。因此，回顾和反思它所走过的路程，包括其间的种种经验教训，都应该成为今天从事这门学科建设并为之创造美好未来的出发点。如果割断了历史，只看到循环论史观为进化论所取代，进化论史观为阶级论所否定，而那种单一、片面的两极对立模式又被当前多元互补、分流并进的趋势和格局所扬弃，那我们在理论路线上就会无所适从，我们将两手空空地进人二十一世纪，这对文学史学的建构是非常不利的。而若我们不郧弃向历史学习，能够细心地考察文学史学演进中诸种内部与外部关系的交互作用，实事求是地枯t各种理论观念、史料工作和史纂形式的历史成因及其利弊得失，认真地探索与总结其发展规律，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不少宝贵的经验与教益，就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武装，从而更自信也更有准备地迎接未来。这正是编写本书用意之所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