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纳迪克·安德森在他的重要著作《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像的共同体。的催生。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大都并未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像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构建出来。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也曾以18世纪的英国为例，对文学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作出了肯定。他认为，其时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文学即是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思想的照耀，在英国历史中一向被看作是沉闷时期的18世纪，如今被发现是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时，全社会正“忙于全面的构建――从民族国家，到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到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一景象也是上世纪末上海“腾飞”的“镜像”和“略影”之一。伴随着上海城市转型和经济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坛和市场上出现了多部引起广泛反响的有关上海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题旨和成就虽然各有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对于城市变迁与发展的敏感，显示出变动时代里文学与社会建构的互动关系。
其中，王安忆的《长恨歌》于2000年10月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语认为，《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其间，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由评委吴秉杰执笔的这一评价，表达的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审美感受，毋宁说传达的是一种新的！颇具意义的信息：在一个变迁的！全球化急剧发展的时代中，文学对地域性知识的重建和表现，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
一
王安忆曾坦率表示，《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4]对于童年即生活于上海的她来说，这个“城市”当然就是上海。然而，有意味的是，当《长恨歌》的大幕拉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并非是一个已被“习惯”或“认可”了的以银行！酒店！外滩建筑为代表的“繁华”的上海，而是通常不为瞩目！熟视到“无睹”却又“陌生化”了的弄堂。有研究者认为，《长恨歌》中的上海城市是在一些小感觉里缓缓地呈现出来的，人们找不到一个精神的制高点来纵览这个城市的风云。其实，《长恨歌》的“气魄”和“意象”都可堪称“大”。曾有不少作家写过上海，以弄堂写上海的也不乏其人，然而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长恨歌》这样敏感到上海城市中点！线！面！光和暗交织的关系，敏感到弄堂在其中的地位和意义：“上海的几点几线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孟悦在谈到张爱玲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曾指出：“提起张爱玲的作品，有人认为写得极有灵气有人觉得多少有点-小气.，我倒认为张爱玲‘琐处’落笔，其‘心’其旨，未必就一定也小。”[5]这段话用来评述王安忆的《长恨歌》，也同样是确切的。弄堂显然比不上摩天大楼有气派和风光，弄堂的生活也难免凡俗琐碎！庸常“无谓”，然而，它所连接的人群！融汇的历史却不一定“小”或“浅”。尤其是当全球化成为“主流”，日常生活的权利和活性被侵蚀，变得“格式化”起来，以往弄堂里人们所熟悉的细节和环境，那种联结了个体经历的地域性知识，作为珍贵的历史经验，便成了人们保有“本真”！抗拒“格式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弄堂，上海话亦称里弄，“里”即是邻居，“弄”即是巷子。以石库门为代表的上海弄堂始现于19世纪中叶。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太平军起义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时，由于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江浙一带的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租界，造成居所的压力中外的房地产商们于是发展出了这一新的既节省地皮，又具有多种居住功能的建筑类型。事实上，上海自开埠以来，传统的民居建筑就已逐步被新类型的住宅建筑所取代，晚清时期，在以石库门为代表的里弄住宅之外，上海另有特色和为人瞩目的建筑还有洋房，其在上海滩一出现，便因其与本地建筑强烈的文化反差而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随着上海经济和阶层裂变的进一步发展，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居住空间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权利的问题，同时也是地缘文化！生活方式的载体与显现。而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里，居住权利和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间的关系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等同或区隔，相反常常是错综而复杂的。如果说集中于上海西区的花园洋房和部分公寓是城市上层阶级和西方权利！文化的载体，那么为上海最大多数普通市民居住的里弄－－据有关材料，至上世纪20～30年代，石库门里弄已占据上海市区住宅的六成以上－－其经济和文化的“属性”却不是可以简单划分的。
罗苏文在《石库门》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了这一新样式的结构和功能：“从石库门单体布局看，仍保留着以大家族为单位那种封闭独立式住宅特点，长幼有序，尊卑之别分明”，但从其“多种的社会功能中，不难看出它所具有的潜在优势。首先，它既实用，又舒适。虽然摆不开昔日笙歌盈庭！宾客满座的场面，也不复再现凿池叠石！赏花折柳的雅趣，对于选择租界寓居的华人来说，前人那种温文尔雅！规矩行步的生活节奏客观上已不复存在了。而石库门对于他们将尝试！适应的新的生活却大有用武之地：楼下的客堂间拆去落地长窗，可供聚会！喜庆宴请之用；东西厢房各约50～0平方米，可作业务洽谈！来料加工！堆放物件等多种经营之需。这种融家庭生活与经营活动为一处！可灵活变动使用的住宅，对使用人的财力、人力、时间、空间利用都是经济而舒适的。”
显然，里弄石库门的产生根本上是和时代转型、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契合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率先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社会的总体结构上，工商活动成了社会的主要部分，而且渗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空间里。里弄石库门在上海的“遍地开花”，因而与其说是江南战乱的结果，毋宁说是时代的转型而使然。
然而如果说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始时期，上海石库门里弄的居所和家庭式作坊常常混为一体，那么到了都市化进一步发展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石库门里弄里虽然仍有小型印刷厂、出版社、报馆、私人画室等等侧身其间，而同时则也日渐形成了某种堪称独特的生活方式或氛围。其之“独特”既来自西方文明！都会摩登的氤氲，同时也是弄堂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所带来的不同风俗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上海的弄堂文化因此不能不是多元和“不中不西”、抑或“亦中亦西”的。从弄堂的居住者来看，也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划分所能概括，从20世纪初的石库门里，曾“走出了一代代各路人杰精英－－夏瑞芳、赛金花、黄楚九、冼冠生、陈独秀、戴季陶、邵力子、刘海粟、李达、鲁迅、周信芳、包笑天、沈雁冰、邹韬奋，他们中有首富、花魁、文豪、党人、巨匠，由此洋洋洒洒构成了一部近现代上海史。”正是这种“五方杂处”、包罗“万象”的特性构成上海弄堂最有魅力和生机的地方；同时，也为《长恨歌》的弄堂“传奇”“地域文化书写提供了可能。
二
可以说，上海弄堂的独特性是和它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李欧梵看来，石库门所连结的上海弄堂之有意味和“与众不同”的方面，乃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欧洲都市结构的对于“现代性”的“调节”。他认为：“上海的日常生活和西方20世纪都市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有很大不同，欧洲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对一般市民生活所引起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在20年代到30年代这一段时间里，伦敦、巴黎、柏林这些城市的文学里、电影里、充满了失落精神病、恐惧感等等都市病”，“不同的是，这些东西进来之后，很多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只是觉得这种生活很好玩，并不认为是大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世界，个是鸳鸯蝴蝶派描写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新感觉派所带来的一个世界，一个似乎有点古老、太旧了一点，一个又似乎太新了。那么这个新旧之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就使我想到在上海都市建筑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弄堂”，“文人的生活从弄堂到大街，转来转去很自然”。
显然，李欧梵力图在上海弄堂中找到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的构成，弄堂和大马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其在与世界“沟通”的同时仍然保有着生活日常性的感受，文人们由是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却不必染上欧美那样的“都市病”。这样一种研究的构想虽然令人鼓舞却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来确定。而王安忆的《长恨歌》则以其得天独厚的“作家”的权利，《纪实与虚构》了一段上海弄堂“游离”，乃至“抗拒”“左”倾政治的历史文化：在一个急风暴雨式的时代里，潮湿幽暗、五方杂处的上海弄堂却以它的琐屑和日常，成了城市和人们的自救之地。
《长恨歌》的这一构想和作者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据王安忆自己描述，她的童年是有些落寞的，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从整体上说，像我们这些-同志.是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的”。而她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自随着父母进入上海的一刻起，便“命定”地置于了两重的世界之中：一边是说普通话的家和“同志”的世界，一边是有着久远历史和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土上海市民，“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9]她因此而小小年纪，即已远较别人深刻而独特地体会到了“文化之根悬浮”的孤独，也深深地埋下了对于生活于此的城市的“探究”之心。这样一种经历和感受显然已经影响到了她写作的选择，这应当就是为什么相当时期里“寻找上海”成了她兴趣的“中心”。然而作为一个作家，王安忆仍须为她“探寻”或“虚构的权利”找到合适的形式；换言之，她将如何把对于上海城市“弄堂的探究转化为一种富于”故事性”的文学想象力?或者说为她孜孜以求的“城市故事”(王安忆曾深深感叹“城市无故事”)，反之，乡村却是故事的策源地，某种程度上，在王安忆看来，只有“故事”才是真正有历史感的)找到富有形式感的表达?
一个女人和一座城市的纠缠最终成了《长恨歌》想像的载体。王琦瑶本是弄堂的女儿，偶然的机会使她登上了“上海小姐”的宝座。然而，弄堂以外的生活，竞选上海小姐的成功并没有给她带来锦绣的前程，她的漫长而真切的人生是在重新“回归”弄堂－－搬到平安里以后展开的。在这个布满了油烟气的空间里，这个本已为历史所抛弃的女性，却出演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其实，由于出身！经历的不同，王安忆对于王琦瑶这样的“小市民”是有着相当的距离乃至不屑的，但却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和关注，缘在于，在王安忆看来，“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对于“流失”的历史来说，可能没有比一个社会边缘的女性更有象征的意义和“形式感”了， 因而尽管王琦瑶并非是王安忆所熟悉的，却成了她想像和‘建构”的起点。由于王琦瑶们对政治的“脱离”和无知，长期以来不为秩序所接受和容纳：“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却使她切实地“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在雷鸣电闪的“政治”之外保存了自己。这某种程度也是上海弄堂的写照，貌不惊人的上海弄堂正是以它的琐屑！日常！务实，在多少年的政治风云中坚守了自己。而坚守日常也就是坚守了生活的权利和历史。
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她眼中的历史因而是“日常的”。此一观念的形成似可追溯到王安忆成长中的某个片刻：“我永远难忘，，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的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如上的经验显然已经融入了《长恨歌》的写作，如果说“史无前例”的革命未能打乱弄堂里“阿大”家的“一日三餐”，那么，对于王琦瑶们来说，琐屑的一日三餐和“精致”！刻意的“下午茶”，则成了她们有意无意地躲避社会风云！拒政治于“千里之外”的无意识中的“抗拒”。
《长恨歌》中最为用力的部分几乎都是关于王琦瑶们的饮食男女和生活点滴的描写，这或许正部分地表达了王安忆对于以女性为代表的弄堂文化的理解和写作的策略。表面看，王琦瑶的自我生命始终未能融入社会主流，而她的“生活”和“故事”却贯穿了城市的时间之流。《长恨歌》讲述的虽是“左”倾政治时期的故事，却同时蕴含了对于变迁时代的思考。如果说在一个极左政治当道的时代里，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使王琦瑶们免于了“政治”的影响延续了城市的历史，那么，那种对于日常生活权利的坚执和强调，在当今全球化如稗草生长的时代里，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人们抗拒“格式化”的资源?就此而言，《长恨歌》的日常生活描写，展示的不仅是女性的生活世界，也是对于上海城市的一种“都会民族志”式的重写。
然而，历史和时代果真能允诺一个纯粹以女性为代表的世界的存在吗?作为一个有现实感的作家，王安忆并非没有意识到女性化的日常世界与主流历史间的内在紧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王琦瑶虽然几经坎坷，却终不能有更多的“传奇”，其人生在一个新的历史变动刚刚来临的时刻便“嘎然而止”了。《长恨歌》在以女性的日常世界为地域性知识重建的主要构造时，也敏锐地感悟到了其必将面临的喧嚣和“挑战”。而一个始料未及的事实则是，《长恨歌》的写作使王安忆不自觉地加入了“时尚”的行列，其对“东方都市”一段过往历史的追索，成了消费的怀旧时尚乐于“模仿”的“蓝本”。
三
几乎就在《长恨歌》获奖的同时，上海出现了一个名为“新天地”的都市文化新空间。新天地位于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总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是一项由外资投入、设计和市政配合的城区改建项目。这片原先陈旧的石库门住宅在经过一系列“整旧如旧”的改造后，形成了一片令人瞩目的“新天地”，2000年初建成以来，立即成了上海最为火爆的景点和休闲场所之一。
建筑学家认为：“一个生动和独特的场所会对人的记忆、感觉以及价值观直接产生影响，所以，地方的特色和人的个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会把‘我在这’(I am here)变成了‘这是我’(I am)”。撇去商业炒作的因素，可以看到，新天地的受人瞩目，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上海城市固有的地域性知识文化上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里弄石库门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具有标志性的特色建筑，最广大人群的聚集地，同时也成了自我个性最为鲜明的表现。新天地石库门建筑群的外表充分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和“石库门”构造：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楣，旧日建筑的风韵“呼之欲出”。设计师们煞费苦心，甚至保存下了地上门边的绿色青苔、屋瓦间枯萎后重又生出的小草，以使整个建筑群“弥漫”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然而，空间的意义并非只是“构造”的结果，很多时候也是“赋予”的，“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人们“对于一个聚集地的感知，这种感觉中的元素能够和其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的精神感受相联接，并进而去理解其非空间的观念和价值”，“这样的感知过程完全仰赖于个人对城市的情感”。新天地的被关注和有关的“描述”不无关系。或许不必说《长恨歌》为新天地的改建提供了“灵感”，然而可以肯定的则是：当《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的“平安里”以后，人们在面对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时，对其中的内涵和历史变得可以“感知”和“理解”了，正如“在印象派们画过巴黎之后，巴黎变得更容易被理解”，“狄更斯和伦敦的建城者同样帮助我们认识了伦敦”。显然，对于城市的空间变化发生如此这般的“影响”，并非是《长恨歌》写作的初衷，但却说明了，文学由于擅于开创想像空间的特点，能够在地域文化的重建中发挥作用。
然而，事实上人们对于新天地这一“地域文化重建”的反应和评价是更为复杂的。新天地虽有着“整旧如旧”的外表，其内部却是根据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节奏重新打造，成了集国际画廊、时装店、主题餐厅和咖啡酒吧于一体的休闲聚会场所。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的高级经理曾这样解释说：“游客来了是走在1920年、1930年的一个弄堂里边，但是任何一个建筑一脚跨进去，里边是21世纪的，是非常现代的。它给你的感觉是你穿越了时空。”[14]新天地的营造一方面受到了市民阶层中年轻一代以及包括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内的国外游客的喜爱，一方面也受到了本土一些知识精英的批评。某媒体一个关于“全面解读上海城市文化”的专题讨论中，有人认为“新天地是上海的一块疮疤。它似乎借用、实际上掏空了石库门文化的内涵”。有关的评说归结起来，最有意味的“分歧”则莫过于：“外国人说它是中国的，中国人则认为它是外国的”。这一表述似乎简单，其实却有着复杂的内涵，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值得分析。
首先，这一分歧说明了，在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里，似已很难存在“纯粹”的地域性知识重建。全球化急剧发展的一个直接反应，便是地域性知识的被重新发掘，不同区域、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们企图通过地域性知识的重建来对抗全球化覆盖一切的“普世化”倾向，以建立确切的认同基础。这种意愿虽然明确而强烈，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难免发生“变格”。就正向着国际性大都市发展的上海而言，其自我的认知和建构便必将会与全球化进程在上海的展开交织在一起。易言之，全球经济和文化的权力不能不是其地域性知识重建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乃至“依托”，新天地的“诞生”便是一个鲜明的实例。新天地的项目是由香港瑞安集团提出和投资的，聘请了美国波士顿的一位名建筑师构思设计，新加坡的一家建筑公司参与建设，并与上海市政当局积极合作而完成的。“这个计划本身似乎就代表了某种‘全球化’的意义”，李欧梵认为，“在上海，这一点也不奇怪”。其不奇怪在于，只要“入世”、开放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情境，那么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介入－－或者说对其的利用，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不失为一条“捷径”，即便是在地域性知识的重建中。
其次，重要的或是在于，人们对于自我“地域性知识的认知，某种程度似乎也变得将越来越多地凭藉于“全球化”的中介。这一境况在影像世界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显明。在美式好莱坞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往往对第三世界的形象进行塑造，进而销售到第三世界，“某些特定的族裔文化符号因此被内化为一个民族自我再现的现成材料，比如武打动作与中国菜几乎是西方大众文化幻想中国的陈腔滥调”。从上海弄堂的石库门建筑看，如果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提供了人们“想像”石库门里弄的基础，那么，那种对于老上海“繁华与落寞”的“痴迷”，则是来自消费主义和跨国资本的重新“打造”。一位白领女性曾这样评价新天地：“石库门里的新天地有点像一个现代灰姑娘，虽然外表并不华丽，内在的精致确能赢得人们的喜爱，于是石库门一夜之间由麻雀变成了凤凰，成为时髦的象征。”[12]新天地的吸引力固然是因为所昭示的“文化记忆”，同时也是因为它“内在的精致”，因为“外国人说它是中国的”，外表朴素的“灰姑娘”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令人趋之若鹜的“风凰”，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这一状况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认知的复杂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那种认为“新天地是上海的一块疮疤。它似乎借用、实际上掏空了石库门文化的内涵”的批评是值得重视的。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性知识重建并非走到了“绝境”，关键在于－－事实上，全球性和地域性可以是互补的，如萨斯基娅·萨森的《全球城市》对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的分析，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作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域性的。新天地的“穿越时空”，连同它的“外国人认为是中国的，中国人认为是外国的”，显现的其实正是这种互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上海地域文化的传统。问题在于，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性知识重建，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须依赖于全球化的“打造”和“他者”的青睐?或者说，在借助跨国资本和“全球化”的同时，该如何从“被看”、“被塑造”和“被认为”的处境和眼光中摆脱出来，形成主体“中国自己的眼光和认知、认同?
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和在中国的开展，使得地域性知识重建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文化认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从《长恨歌》对“弄堂文化”的描写到都市新空间“石库门新天地”的产生，呈示的并非是这一问题的解决，而是开始。其与消费主义、跨国资本、“他者”眼光的关系，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提请着人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