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孔另境继续合作
笔者发现当年楼适夷给先父孔另境的四封信件，每页信纸上都写得满满当当。从近三千字的亲笔文字中得知，主编除了交待琐碎的编务，协调出版、人事关系乃至通讯等情形，工作开展得并非这么顺当，甚至因为“不被重视”，恼火到很生气的地步；因为稿件被扣又需急于调整刊期等等，这些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少有提及。上面说过，楼适夷自述中，谈及他与《文艺阵地》的内容很少，这四封信件无疑是这段经历重要的补充和诠释。这四封信分别写于1939年2月15日、一封未具日期、3月18日、4月4日，现披露第一封信件全文：
信一
另境兄：
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已数日，因等待八期来，不料昨始运到。八期延误，还应归咎于我交稿之脱期，但不知九期会不会连带受影响。九期稿是上月廿日交与生活，应早带沪，马尔洛照片，与人的希望一文有关，八期即来不及，也不必排入九期。十期又有一文谈马之作品，可将照片排入十期。十期稿是于五日交生活的，交出后觉我一书评颇不妥，又另写了一篇，又八日有友人赴沪，曾托带一信交远东给兄，谅已收到。十期内无一篇论文，如望道先生译稿交来，请排入，而将王西彦之小说抽去。
沪店可恶之处，我累次与此间分店及胡愈之说过，甚不得要领，现请愈之及仲华去函总店交涉。唯生活对文阵之不甚重视，在茅盾先生在港时也有感觉，如重广翻印，至今尚十二期，而全民抗战及读书月报在此翻印甚快，又如世知归生，均在此印，出版甚速。条件上的困难固属一端，对于文艺的不了解也是原因。其他刊物可以作政冶资本，而文艺却只是赔本生意。其实文阵销路倒好了起来。兄与我同受茅盾先生重托，同时也深知文阵在今日之重要，无论如何要苦撑下去。最近准备与愈之重华具体一谈，调整一切，同时计划编一小丛书。鲁风之文准备不久寄您，我现正计划着多写几篇文艺问题的短文，您关于上海文坛报告，如写好抽空排入可也，不必寄港多费周折了。介绍见陈君一信，即八日托友人传上者，谅已收到。司徒宗稿费，据查已由上海付出，收到否？颛此祝
好!
南 二月十五日
上面这封写于2月15日的信，讲的是二卷八期、九期的编务，即楼适夷刚接编不久。 关于楼适夷与孔另境之间的合作情况，因为看到过楼适夷先生当年的几封信件，在1982年，去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曾与他谈到信的事，当时，他也说父亲为编《文艺阵地》做了一些工作。回沪后，我在8月21日给楼适夷先生的信中说：
“这次在京见到您，聆听了不少教导，很荣幸。……谈及我父亲为编《文艺阵地》也做了一些工作，望您在撰稿时提及。您是当时人，比我们小辈清楚多了，也可信。”
他收信后，当即回了信，他说：
“《文艺阵地》在香港编，上海印，在上海发稿校订是另境同志负责的，后来我回上海，仍与你爸爸两人合作到40年秋。我写的《茅公与〈文艺阵地〉》好像是提了的，查一查，如漏提，出书时补。”⑿
是的，他在《茅公与〈文艺阵地〉》中，是有一处提到，说他一度从广州跨海到九龙拜访了茅公，“那时《文艺阵地》早已不可能在轰炸中的广州印刷，而改为把编好的稿子秘密送到已所谓‘孤岛’的上海去付印，请留在上海的孔另境同志帮助排校”。文中对于孔另境与他合作的情况并没有多加记述。“后来我回上海，仍与你爸爸两人合作到40年秋”。这情况，我是从这封信中才知晓的。其实我父亲生前也少有谈到此类事情。
从信一的内容可以了解：
一，沪港之间的信件和稿件往返相当频繁。现在仅仅发现楼适夷给孔另境的四封信，均写于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的时候。至于孔另境致茅盾或楼适夷的这方面信件现在一封也没有发现，很可能永远不存在了。这是很遗憾的。后来楼适夷到上海，仍与孔另境合作，这时的编务具体情况目前没有发现有信件保存下来，可能因为同在上海，不再需要用写信沟通信息，算是一个理由吧。
二，当时的编辑除了编刊之外，还需关心刊物的发行情况，正如茅盾主编时的状态。所以，还得协调与出版、发行部门的关系。楼适夷觉得“唯生活对文阵之不甚重视”，对其它社会科学类的刊物“在此翻印甚快”，“出版甚速”。有了比较之后，显然很不满意这些部门的态度。从而也看出楼适夷对刊物的重视和认真态度。
其实，从出版发行部门来说，生活书店的一些分店如此“厚此薄彼”，除了认为“文艺却只是赔本生意”，商业经营的操作行为占了主要的因素。客观地讲，这对一个庞大的出版机构的运作来说，“厚此薄彼”也是无可厚非的。面临刊物之间的竞争和压力，楼适夷遇到各方面的阻力不小。惟一感到欣慰的是，“其实文阵销路倒好了起来”。
三，楼适夷在得不到原主编的任何指示的情况下，无奈而感慨地对孔另境说：“兄与我同受茅盾先生重托，同时也深知文阵在今日之重要，无论如何要苦撑下去。”代理主编的苦心可鉴。这样的表态内容，下面的信中也有多次表白。
说到茅盾的直接指示，直至茅盾离开《文艺阵地》八个月之后，楼适夷第一次接到他从新疆的来信，欣喜之余，代理主编将《寄自新疆》的通信，放在第三卷第十期的卷首。
这是茅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安顿下来，深深感到“自来此后，内地音讯，忽然隔绝，邮递之慢，殊出意外。而寄出之信，能否收到，又因种种原因，据言实无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始接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十五日来信，当即作复”。据茅盾信中说：“……而兄于二月二日由欧洲转之信，则实未经由海外，仍从重庆辗转而来，而到达此间则反后于三月十五日之信一个多月也。至于兄所寄《文阵》，弟仅收到二卷七、八两期，但此两期似像由昆明转寄，非由香港直接也。”⒀
在两地通信实在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原主编再想“遥空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代理主编惟有“独力支撑”。
茅盾看到由楼适夷独立主编的刊物后“大喜过望”，他在这封信中评论道：
“……2卷7期至12期各册，弟略翻一过，尚未有时间卒读，然大体感得不坏。兄之努力支持，已得报偿。……最后关于《文阵》，甚望兄支持下去，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短评则常有更妙。……此间青年作者，寥寥无几，所作太公式主义的了，由于读书太少之故，且亦由于所读范围不广之故。……”
诚然，楼适夷遵循刊物的编辑体例，“照现在样子，就已不坏，似无改革之必要”，只需努力支持下去。然而始料不及的事总会发生。
五 刊物意外被扣
信二没有署日期，根据信件内容而排定。
若君兄：
六日、十七日的信都收到。八日有友人赴沪，托带一信到远东，因尊址地点较远，故带四马路，但远东换了招牌，不知能递到否。此信同时有一信致陈志皋先生，介兄往访捐款事。又信内附有SY之稿，也不知来得及编入“九期”（原则十期）否？新年我有一信寄尊寓，同时得生活告知，九期稿在厦门被扣，当时即托生活专带一信，请将十期改作九期，并附一紧急启事，声明事由。则稍稍脱期几天，也可得读者之谅。此信也交尊寓已收到否？但我在电车上被扒手扒去手册，一百多个地址都丢了，门牌号码，不知会不会写错？
从南洋从闽粤东江昆明各方来人来信所云，青年学生，对《文阵》都非常热烈，潮安一中学，每期购四十份，同时各地青年来稿也很多（不过大半都幼稚），均足令人兴奋，故无论何种困难，万望苦干下去，总求对得起沈先生对得起读者。现在差不多每期不多几天都卖光，但因运输困难，他们不肯多印。纸版带到重广非常困难，飞机人多，货运无期，我建议每期邮寄样本，重排翻印，如办得到再加七八千份是没有问题的。
胡先生因飞机票买不到，现在尚未走了，生活之事，他也感觉头痛，二月份起不干，往桂系经营大众读物事。对于上海方面，甘先生（港店经理）已专函陈锡龄君，嘱其于编务上勿加干与，以后或可较好。
大路第一期已出见到否？照片请交二马路美最时四楼405号郭少清转下，甚妥。蒙兄援助，深为感激。《鲁迅风》稿，日内或可应命，存稿报告甚少，且无佳者，你看《文阵》中所编，即可知了。编丛刊有否向国内去征稿，外边是很少办法的。各方都向《文阵》拆货，而《文阵》实无货可拆。
十一期稿已编好，留一栏地位，请兄介绍上海刊物。三卷一期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三先生务请作稿，前二人我已去信，望兄催之，如有交来，不必寄港，由兄编入可也。乞兄为《文阵》专制一文，以增热闹。
又附《北方》一稿，十期空白中如尚无论文，即编入。否则，本期除去一文稿之一，排入为感。
建南上
看了上面这封信，笔者马上去查二卷九期，上面果然有一则“紧急启事”。⒁启事说：“本刊二卷九期稿在付印中途，遭受意外损失，内计：《作品中的语言问题》（潘梓年）、《叫爸爸回来》（舛木人）、《南国的庶林》（阿仁）、《为和平而歌》（陈时）、《一个从扎萨克来的人》（刘白羽）、《东战场的别动队之八》（骆宾基）、《记一九三八年的日本文坛》（林焕平）、《县长》（一文）、《到天堂去》（雪湄）、《纳粹党员》（SY）、《米的故事》（温功义）、《可怜的一伙》（欧阳凡海）、《刘仲山搬兵》（王一士）、《到农村去》（木刻罗清桢）、《歼灭战，路袭》（木刻张慧）等，现除分别函请各作家补写外，即将十期之稿，作为九期，这种紧急处置办法，不得不请作者及读者原谅。”
笔者之所以全文抄录“紧急启事”，是想寻找这期稿件的所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据查询下面的卷期，发现有少数稿子不再露面，大都在以后的卷期中陆续刊出了，虽然，有的稿件甚至迟到第三卷五期才用上去，而潘梓年、陈时、刘白羽、王一士的这些文章在《文艺阵地》以后的卷期中再也查不到了，原稿也可能就此消失了，这是很可惜的。
这件事情给楼适夷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说：“从武汉沦陷以后，各地交通混乱，敌军封锁加紧，《文艺阵地》也逐渐增加了运转困难。我们通过港沪海轮上的工友，送到上海去付印的第二卷第九期的原稿，竟一下子被敌军扣留而全部损失了，……使
我们不得不一面急忙把准备在第十期用的稿子，提前改为第九期，一面向作者告急，希望有
底稿的把底稿寄来，没有底稿的尽可能地补写和重写。”⒂
有了上面这封信，证实稿子损失是“得生活告知，九期稿在厦门被扣”，于是急信孔另境“请将十期改作九期，并附一紧急启事，声明事由”。
这封给孔另境的信中还透露了许多讯息，如《文阵》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各地青年的来稿很多，刊物每期不多几天都卖光等等。考虑到“因运输困难，他们不肯多印。纸版带到重（庆）广（州）非常困难，飞机人多，货运无期，我建议每期邮寄样本，重排翻印，如办得到再加七八千份是没有问题的”。报告这些令人兴奋的消息，和他的“邮寄样本，重排翻印”的新设想，都是很可贵的。目的在于“故无论何种困难，万望苦干下去，总求对得起沈先生对得起读者”。
信三写于1939年3月18日。
另境兄：
十二期稿系七日交出，收到否。十一日示悉。九期至昨天止未见到，兹去派人往问，不知已到否？兹附一信致陈锡麟君，嘱其每次印好，邮寄样本一册，如遇邮船班期则可稍快见到。
十一期既无广播，可抽用十二期数则，但勿全抽，恐来不及补，且此“货”也缺，来信虽不少而以事务式为多，甚难挑选耳。兄处如有此类信件，也望编入。补白稿实一问题，现拟三种办法，译一点西洋杂志的消息报导之类，摘录理论警句，用短的杂文或诗。望兄也能协助。生活于文阵，似不甚热，茅盾先生至今无信息，我已连去航函五六封，本想至十二期止不沪，但念沈先生之重托，及友人们之鼓励，深不愿自我而斩。故决意支持下去。
一期来稿佳者甚多；惜皆冗长，近在编此，本定七八万字，兄处既有，则二三日内，我处当交出五六万字，但篇幅太超过不好，兄处之稿，也可留一部分作二三期之用，使每期有一点精采引人之作，兄以为然否？
SY〓及信，已去函查问，大概因远东易名，而彼为一大学生，不知出版界情形，故无从投递耳。陈于华光，临行时曾面允弟捐百元，也许不会推托。因我在此间，亦帮他不少忙也。
……
《叫爸爸回来》，我意尚有可取，请兄略加修正，仍用十二期，因受沈先生嘱，竭力注意新
人，标准可较低，而此人则似可造就也。沈先生在此，曾提拔新人不少，皆逐渐进步的。为
之发表，不过存鼓励之意而已。兄为然否？……
匆匆祝好!
弟 南拜 三月十八日
楼适夷与孔另境的合作是相互尊重、相互帮衬，缺一不可的。信中用商量探讨的口吻谈及编务，请孔另境共同出力。信三中对于出版方的合作仍觉不太满意。重申：“生活于文阵，似不甚热，茅盾先生至今无信息，我已连去航函五六封，本想至十二期止不沪，但念沈先生之重托，及友人们之鼓励，深不愿自我而斩。故决意支持下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面被扣的稿件尚未了结，仅过一个月，十期《文阵》又被扣压，搞得“令人急煞”。这件事情在楼适夷的回忆中没有提及。写于1939年4月4日夜的信，谈到此事：
信四
另境兄：
十期文阵，至今未到。现在才明白被扣，且交涉发还，但何日能到，令人急煞。如此情形，何以维持，想此后情形，只会恶劣。不过我偏死力支下去。三卷一号上月廿一交出已收到否？二号日内即编好！在香港印是办不到的，本来总店有移渝印计划，现在决定照老办法了。一时想不出更好办法，只好照旧进行。以后每期一印好，请邮寄一本给我，我不知此事向谁交涉，故未交涉过，只好劳你了。（收到收不到，也只有不管）早一天见到东西，总早安慰一天。生活各分店情形，颇似诸侯王国，各自为王，却找不到周天子，所以我是怕同他们打交道。马达稿费单系从甘致陈信中附入，我看他写，亲手交，何以未到，补发一张很难，一定要他们查明确未付出才肯，你向陈问一问吧。
一号内征军之诗抽去，因他已投另一刊物。编辑费本拟每期致兄廿元，但近来计算此间费用，邮费每月几乎化三十多元港币（约合国币六十元，如一封航空信要港币三角五分，几乎七角）尤其退稿，航空寄赠（每本港币一元四），再加交通费等，几已不堪支持，故于兄处只得照原状，每月二期二十元，一期十元，此事务请原恕。华光之事，另外想不出办法，现附一信，你去找一次志皋，如果他滑头，那也无法了。兄个人状况，不知如何，最好能寄一点文章来，此间稿费较优，亦不无小补。
上海的文阵稿收到否？如多二期望留一篇论文。我为论文，实已苦死，几乎绝无来稿。想自己写，又无充裕读书研讨时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是事务人了，单是文阵，每天至少收到十件邮件，近来又忙文协事，天天要开会跑腿。更谈不上写作了。乞兄经常写一点，盼切。马达一信，乞转。颛此，
祝好！
建南 四月四日夜
由于稿件在来回的运送中发生被扣压的事，考虑到“如此情形，何以维持，想此后情形，只会恶劣”，他们两位商量对策，问题是“香港印是办不到的，本来总店有移渝印计划，现在决定照老办法了。一时想不出更好办法，只好照旧进行”。然而，从香港这处“孤岛”，与上海这处“孤岛”之间牵起的一根丝带，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他们勉力坚持着、奋斗着，靠着这种精神，最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
六 继承与发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茅盾离开后的初期，稿子仍源源不断地来到编辑手中，楼适夷非常高兴，“我的工作只是写信，那都是来稿的复书，不是约稿的信”。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感到困难了，尤其是理论性的文章。信中他说：“上海的文阵稿收到否？如多二期望留一篇论文。我为论文，实已苦死，几乎绝无来稿。想自己写，又无充裕读书研讨时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是事务人了，单是文阵，每天至少收到十件邮件，近来又忙文协事，天天要开会跑腿。更谈不上写作了”。即使如此，翻开《文阵》，可以查到楼适夷（叶素）写了不少短评和书评，并动员孔另境（白鹤）也撰写，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践最初既定的办刊方针：“我们在编辑方面想努力做到的依然是集中全国优秀作家的最新劳作。多多介绍新的文艺战士。探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建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尽量反映全国各地文艺运动作家活动的状态。”
楼适夷在代理主编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以上几个方面的具体实施。除了约请全国优秀
作家撰稿，注意对新人的培养和发掘也是重点。如在信三、信四中，他与孔另境谈到这两个方面：
《叫爸爸回来》（舛木人作），“我意尚有可取，请兄略加修正，仍用十二期，因受沈先生嘱，竭力注意新人，标准可较低，而此人则似可造就也。沈先生在此，曾提拔新人不少，皆逐渐进步的。为之发表，不过存鼓励之意而已。兄为然否？”
又如：“最近准备与愈之重华具体一谈，调整一切，同时计划编一小丛书。鲁风之文准备不久寄您，我现正计划着多写几篇文艺问题的短文，您关于上海文坛报告，如写好抽空排入可也，不必寄港多费周折了。”“十一期稿已编好，留一栏地位，请兄介绍上海刊物。三卷一期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三先生务请作稿，前二人我已去信，望兄催之，如有交来，不必寄港，由兄编入可也。乞兄为《文阵》专制一文，以增热闹。”等等。
《文艺阵地》在团结进步的文艺力量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之在全国的影响延绵扩大，除了继承并发扬了刊物已有的特色之外，楼适夷在其刊物的时代特色上花了功夫，组织并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丁玲的《冀村之夜》，骆宾基的《东战场的别动队》（连载），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连载），周而复的《延安的文艺》、《播种篇》，以及，不久前从纳粹德国回国的刘盛亚（SY）连续寄来报告《在字旗下》等等。
关于刘盛亚（SY），当时还是一位大学生，并不知出版界的情形。最初，茅盾启用了新人新稿后，楼适夷不断地与他联络，继续这些“报告”刊载达十六次之久。还在“编后记”中加以推荐，成为《文艺阵地》在报告文学上所显示的特色。这位新人的作品，后来结集出版，得到读者的好评。
反映全国各地文艺运动、作家活动的状态，也是《文艺阵地》的特色之一。至今，我们可以从“各地通讯”、“文阵广播”、“报导”等栏目，追踪了解当时作家们的动态，和时代风雨中他们的心智和抱负。这些栏目以求信息量广泛，给关心文艺动态、牵挂作家状态，又身处各地的流亡者，一种信息上的安慰和互通互动的平台。这样的特色，只有“耳聪目明”的勤奋编辑才能做到。
纪念鲁迅是《文艺阵地》永恒的主题。不仅鲁迅形象的木刻作品常刊于卷首，《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总目提要等宣传也占重要位置。第二卷一期为《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特辑》；鲁迅逝世三周年时，有大型特辑出版（四卷一期），并有报导《成都鲁迅先生纪念展览会记》（四卷四期）等。经常刊载有关论文和杂感，如欧阳凡海的研究论文《鲁迅初步思想·文学观·社会意识的检讨》连载三期。直至在上海最后出版的《文阵丛刊》之二，即为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出版的专刊《论鲁迅》，都反映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学习鲁迅精神的发扬。
七 繁忙中的清贫
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时的经济状况，他晚年曾有回忆说明，他说：“香港生活程度之高，也是我决心离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开支月月入不敷出。《文艺阵地》的编辑费是法币七十元，折合港币四十多元。《文阵》在广州排印时，一月两次赴广州的车马费，旅馆费就化了一百多元，移到上海排印后，又从七十元中扣出十五元补贴另境。因此，我编《文阵》所得付了太子道公寓的房租就所剩无几了。……”
那么楼适夷接主编之后，想来生活书店不可能出价比给茅盾的高。茅盾因有一家子人口靠他写作、编稿生活，而楼适夷独自在香港生活，开支就小多了，但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楼适夷仍“不堪支持”，他在给孔另境的第四封信中说：
“编辑费本拟每期致兄廿元，但近来计算此间费用，邮费每月几乎化三十多元港币（约合国币六十元，如一封航空信要港币三角五分，几乎七角）尤其退稿，航空寄赠（每本港币一元四），再加交通费等，几已不堪支持，故于兄处只得照原状，每月二期二十元，一期十元，此事务请原恕。”
按楼适夷的说明，情况的确很难，每月的邮费支出这么多，甚至超过给孔另境每月费用的一倍半，其中还不计交通等等费用。如果说邮费之高难以置信，而编辑的劳动力价值之低更令人唏嘘。孔另境协助编每一本刊物的代价，只有寄赠七本刊物的邮资费用。这事放在现在是不能想象的。刊物主编当然也相当贫困，因为没有实际素材不能妄说。由此可见他们的操劳，他们的繁忙，他们担负的责任，是不计代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楼适夷关切地问：“兄个人状况不知如何，最好能寄一点文章来，此间稿费较优，也不无小补。”
为稻粱谋，他们各自兼及的工作很多，或参与办刊，或教学，或写作，尽管困难相当大，他们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还年轻，有追求，即使很清贫。楼适夷受已迁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会长老舍的委托，在香港筹备成立“抗敌文协”的香港分会。信中所说的“近来又忙文协事，天天要开会跑腿”就是讲这件事。
已经结婚生子的孔另境，这时在上海“孤岛”的四马路原华华中学（由原上海大学校友会创办的中学，孔另境任教务长）的校址，创办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在培养戏剧人才、学习革命文艺理论、组织学生演剧抗日等方面事务繁忙，且学校经费不足，为筹款也颇费周折。楼适夷热心介绍陈志皋先生捐款，此事在上面三封信中提到：“华光之事，另外想不出办法，现附一信，你去找一次志皋，如果他滑头，那也无法了”；“陈于华光，临行时曾面允弟捐百元，也许不会推托。因我在此间，亦帮他不少忙也”；“此信同时有一信致陈志皋先生，介兄往访捐款事”等。关于这件捐款的事，据说不甚了了，当可另文再述。然而，楼适夷身处异地为孔另境办学经费动脑筋想办法，这种帮助是很可贵和可钦佩的。
八 移编于上海
楼适夷在香港代理主编《文艺阵地》，六七个月下来，他不得不从香港逃亡到上海。原因在于他为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做了许多幕后的组织工作，出面的是许地山等头面人物。当局看到他们活动频繁，害怕得罪日本人，就想加以限制，并探嗅出楼适夷是幕后人物，便要寻找他。为了预防不测，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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