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编辑家楼适夷先生早期的编辑活动发轫于三十年代初期。抗战时期，他代理茅盾主编《文艺阵地》近二年，这是他成为著名编辑的重要台阶。
《文艺阵地》的编辑、印刷、发行情况极为复杂，它是现代中国非常时期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抗战时期，生存寿命最长、影响最广、内容上乘、最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
在主编茅盾的背后，有着多少人的艰辛耕耘，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守望相助，演绎一曲抗战文艺的同心歌。楼适夷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2005年4月，正值楼适夷先生百年诞辰，笔者发掘他当年的有关书信，重叙他编辑生涯中一段难忘的“阵地”战，以示纪念。
楼适夷先生(1905-2001) 原名锡春，曾用笔名楼建南，浙江余姚人。钱庄学徒出身，最早在《创造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参加太阳社。1929年留学日本，修俄罗斯文学。发表于《拓荒者》上的小说《盐场》是著名的早期左翼小说。
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他曾参与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等报刊，如果，这是他最早的编辑生涯，那么，1933年的被捕，使这样的生活状况戛然而止。在狱中他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等作品，至1937年出狱。
抗战期间，他曾在福建、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文化救亡工作，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参加《抗战文艺》初期的编辑工作，并与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合编《少年先锋》月刊等。这时，他仍对“编辑”这个职业有兴趣和追求。当时，在内地有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着与抗战有关的新闻、编辑、出版工作，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谋生的手段。楼适夷对“编辑”这职业有他的追求，1938年8月他南下到广州，这时，他就有独立主编刊物的抱负，然而，时代的风雨不能如愿他的理想，另一个机遇却与他迎面相撞。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他逃出虎口，千辛万苦地辗转来到香港，其它事做不成，开始了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的工作，并继茅盾之后代理主编。那年他33岁。
楼适夷代理主编《文艺阵地》的阶段，是他施展编辑才华的重要阶段，因为，他遇到的不是一般的困难，不是一般的考验，而是处在非常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在香港这块“孤岛”，和上海这块“孤岛”之间牵起的一根丝带，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然而，他们坚持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笔者发现当年楼适夷给先父孔另境的信件中，有四封是非常具体的商谈有关《文艺阵地》的编务、印务、发行等工作的情况。这些信件的留存于世，弥足珍贵。为我们了解当时办刊的艰辛和曲折困难，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史实依据，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代理主编心路历程的一角。
当年，孔另境继配合其姐夫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的工作之后，继续与楼适夷合作，在“孤岛”的上海演绎着出版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一个艰难困苦条件下两地合作办刊的先例。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集创作、评论、翻译的大型文艺刊物。它的编辑、印刷、发行的复杂情况，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出版史之最。在主编们和同道的努力下，《文艺阵地》成了抗战时期寿命最长、影响最广、内容上乘、最受读者欢迎的全国性重要的文艺刊物。
茅盾的开创之功不容抹杀，而保持并延续之功更具挑战性。这也是需要单独撰文：代理主编楼适夷对《文艺阵地》贡献的意义所在。
一 从广州到香港
1938年9月，楼适夷是从粤汉铁路南下的。他为什么离开当时还很热闹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来到已多次遭受敌机轰炸的广州，应该是有原因的。有意思的是，初到广州的楼适夷，看到这座城市的状况“大出意外”。他在写给老舍和蓬子的信中说：
“（广州）市容的壮丽和道路的整洁只有上海租界可比。我于上月十日晨四时余，在这遭过几十次大轰炸之黄沙车站下车，驱车投宿，途中几不见轰炸痕迹，大出臆想。达旅舍仰眠片刻，警报声如鬼哭，起身走避，竟见行人熙熙攘攘，毫无异状，小贩依然高声叫卖，商店也门庭若市。”
他心中惊异，前一天市区刚刚被狂炸，死伤有百余人之多。虽然在街上能看到一堆堆的瓦砾，一截截的颓垣，“但颓垣与瓦砾之旁，依然热闹如故，营业如故，甚至游宴如故”。在每天有三四次警报的情况下，抗敌运动仍显得热烈而紧张，接连有献金周，慰劳信周，搞得轰轰烈烈。
他感慨道：“广东精神，真可欣慕”。
当时，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席，楼适夷是该会的理事，他写信报告近一个月在广州考察文艺团体，尤其是出版物的“抗敌”情况。这份材料殊可宝贵，这里暂不探究。①
当时，他还关注香港的文化动态，对《文艺阵地》在广州的发行情况有所了解，在信中，他说：“文阵此间见到八期，茅盾在港，尚未见过，常通信”。还说：“本来我还应该顺便报告一点香港的情形，但我还没有去香港，（不日打算去一次）现将（耳）闻略摭一二。”
“……香港集中了好些文化人，学校和报馆的新创和迁来，使这里渐渐兴盛了文化的耕垦，《星岛日报》一天四大张，这么厚厚的一叠报纸，是久矣乎未见的盛况了，《大公报》也在八一三复刊，《申报》也出了香港版，以大众为对象的《立报》虽迁港以后颇受困难，但精神依然勃勃。《星岛日报》的副刊《星云》由戴望舒主编，甚热闹有生气，《大公报》副刊《文艺》，萧乾主编，文艺通信甚多，唯编排得总老实一点，大概是京派的缘故。”
报导中带有评论；真切中带有惊喜。然而，楼适夷仍愿意继续立足广州，理由是：“我不离开战场”。其实，楼适夷还存有一点“私心”。他在信中对老舍说：
“我的刊物《大地》一定要办，但我想办得出色一点，因此筹备得要特别缜密，故九一八创刊，自不得不展延了。希望你们竭力给我一点帮助，我现在除进行此事，便每天写一点文章，文学会的工作，参加了文艺通讯员总站。……”②
然而，广州的陷落，使他独立主编刊物的意愿有了重要的修正。③而香港聚集了那么多著名文化人，报刊办得正红火，这样的文化氛围是他所向往的，尽管很可能因时局瞬息变化而消逝。事实上，他与几位同道在广州坚守到最后一刻，才上船撤退，辗转奔向香港——这块尚处在“自由”的热土，并且开始协助茅盾的编辑工作。
那么，茅盾为什么选择了楼适夷？
茅盾晚年回忆说：“既决定去新疆，我就考虑《文艺阵地》和《言林》怎样交代。《言林》可以交给杜埃，他在香港作地下工作，由他接手《言林》我放心。《文艺阵地》却颇费周折，因为生活书店并无停刊的意思，而接替的恰当人选却还没有。正在为难之际，一天忽见楼适夷敲门进来，原来他撤出广州后沿西江绕了个大圈子，又从湛江乘船来到了香港，同行的还有蒋锡金等人。我当即一把抓住了适夷，请他协助我编《文艺阵地》。④
其实，茅盾之所以“一把抓住了适夷”，并不是巧合，茅盾办事向来认真，何况放手一份创刊并不容易的刊物，找到可靠、合适的主编代理人。
首先，他对楼适夷这个人是比较了解的。对他1931年4月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党团、“文总”党团工作，1933年9月17日为在上海举行远东反战会议做筹备工作，被特务跟踪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囚禁南京，1937年获释，是很清楚的。当年，他和鲁迅编《草鞋脚》时，不仅推荐他的“关于‘白色恐怖’的”作品《死》，还与鲁迅亲笔与编者伊罗生通信时几次谈到楼适夷，如介绍“楼适夷他今年三十一岁，经过拷问，不屈，已判定无期徒刑”，可见非常关注他的作品和人身安全。
其次，对他编辑能力的认同。那时，年轻的楼适夷虽然称不上老编辑，文坛上资格比茅盾、叶圣陶、郑振铎他们小了一辈，然而经历不凡，且对编辑工作有追求。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左联”后期，文坛上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他在狱中没有参与其中，这使他日后在人事关系处理上比较超脱，也便利与文艺界各方人士的统战和稿件组织。所以，茅盾在与出资方生活书店经理人协商后，同意由他代理一段时间，但不挂名。刊物上继续写由“茅盾主编”，因为“茅盾”这块牌子有号召力，这也是经营的手段。至于具体工作还得与上海方面合作，虽然较为复杂和不便，仍需坚持这样做，因为，通过相当时间的磨合，当时的印刷、出版、发行等环节都已经理顺了，可以再坚持上一段时间。
这样复杂的安排，还得从茅盾亲自主编《文艺阵地》时期的曲折说起。
二 茅盾主编出奇招
抗战初期，茅盾先到汉口，这时，生活书店总部已从上海迁到这里。他去生活书店，见到了徐伯昕和邹韬奋。三人商量后，决定编一本综合性文艺刊物，取名《文艺阵地》，半月出一期。但因估计到武汉不能久守，且在武汉刊行的杂志又多，而华南则尚无文艺刊物，因此决定《文艺阵地》在广州编辑、出版。
在武汉，茅盾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过董必武，董知道他有编《文艺阵地》的打算后，便介绍吴奚如帮助他组织稿件。茅盾听说楼适夷在《新华日报》社工作，也找他约稿，并请他为《文艺阵地》多组织一些稿件。工作进行得似乎很顺利，当1938年2月21日，茅盾携家眷登上南下的火车，张天翼赶到车站送行，并且交给他一篇为《文艺阵地》写的小说《华威先生》。所以，抵达广州后，茅盾全家先住在爱群大酒店，他即着手编辑起《文艺阵地》的稿子。这时，他又应萨空了的请求，答应同时为香港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考虑到香港相对安全，同时，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寄到广州排印，因为茅盾只是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生活书店负责，而且，如果有事情要去广州，坐火车两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于是，他们举家又迁居香港。
由于茅盾的认真，当他把《文艺阵地》创刊号的最后一批稿子发往广州，得知广州的印刷条件很差，简直不能跟上海相比，实在放心不下，原本不该由他负责的印刷事务，决定亲自去看一看排印情况。不料，印刷厂的校样拿来，他发现几乎满篇错字。排字技术差，工人手脚也慢；字体不全，许多字要靠手工刻，字行间不用铅条而是用竹条，排出来的版面很难看。广州的印刷条件竟如此之糟，茅盾本来打算在广州住两三天，结果却呆了一个星期，天天在印刷厂里校改错字。正如他自己说：“每个没有错误的铅字，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这样，无疑增加了茅盾许多工作量。面对刊物排印工作的困难重重，茅盾于是和生活书店商量，是否移到香港出版。生活书店同意了，却又遇到了麻烦：香港政府怕得罪日本人，规定刊物上不准用“敌”字，连“彼此敌对”、“同仇敌忾”也不准使用，“敌”一律用“×”代替。还有“奸淫掳掠”等二十多个词句也禁止使用。这样一来，刊物上满页××，那怎么行！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孤岛”上海。经过与生活书店广州、香港、上海三个分店的磋商，他们决定把《文艺阵地》移到上海秘密排印，然后再把印好的刊物运到香港，转发内地和南洋。由于茅盾不能亲自去上海发稿和看校样，他就写信给留在“孤岛”的妻弟孔另境（字若君），请他帮助编排。
这样的“奇招”只有生活书店可以应允。因为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书店在全国的发行渠道，人员的频繁往返，或由沪港之间的往来人士任“交通”等等。但是，运作起来谈何容易？刊物出版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编、排、校、印、运每个环节不能出错，它们之间的衔接要及时，起用的人员当然又要懂业务，还要肯吃苦，更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于报告，多方联络的热情。这样才便于茅盾“遥控指挥”。
孔另境曾协助茅盾编选《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韬奋在致孔另境信中称“先生襄助茅盾先生编辑《中国的一日》，劳贤殊深敬念”⑤。对其工作态度和劳绩十分肯定，是可以信任和担当这重要工作的。于是，从第四期起，茅盾把编好的稿子由生活书店托人带往上海，然后写信“指挥”孔另境编排。这些，可以从现存在《茅盾全集》第36卷“书信一集中致孔另境的23封信中了解当时的一些编校情况。
上面这些还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考虑。上海的孤岛环境，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干涉，租界当局又有限制，排印和运输《文艺阵地》只能秘密进行，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茅盾说：“上海的印刷技术是全国第一，我不必担心排版的错漏，但处理版面的临时变动和看清样，总得有一个人代我来做，而且还要是我熟悉的信得过的人。这时我又想到了另境。……另境在帮我编校《文艺阵地》的五个月中，还是很辛苦的，换个别人，恐怕还弄不成。”⑥
当然，作为助手的孔另境在茅盾细致的指挥下也学到了不少。这从茅盾致孔另境的信件中可以了解当时办刊“奇招”的情况。首先，茅盾已不仅只做分内的编辑工作，还兼及发行，关心货运；其次，希望助手孔另境不仅任编校，还代约稿件，甚至为刊物在上海的销路出大力气。（史料上有一种的讲法：《文艺阵地》在上海印好后全数秘密运出，上海本地不发行；上海看到的刊物是运到香港后再返回沪上发行的。这种讲法，从茅盾这封信中所述，可探究再议。其次，从这封信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发行的《文艺阵地》等刊物，采取了就地“翻印再发“的办法很有效。）下面是茅盾给孔另镜的一封信：
若君：
信收到，一期十九日也到了。但因华南战事既作，两广各地货运不通，无法运出。目下此间只能发往云南及南洋，为数不多。华中华北本由汉口翻印再发，然迄至现今，汉口仅翻印至六期，而印数亦不多，仅汉口长沙可见，重庆、成都、西北各地，至今未见四、五等期。今两广又受影响，以后能否继续出版，殊成问题。盖销路太小，亦觉乏味，而稿件来源亦将稀少，因内地交通，日益困难也。现在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随时可以停刊。上海方面销路如何？倘能在上海销去四、五千，则尚有可为，否则化偌大力气，只有香港、云南、南洋三地可去，余地皆得不到书，亦太无谓也。
今日广州已去，汉口退出度为亦不久之事。交通困难，书业受影响最大，出书计划，由大而小，由小而无。你想编什么书，目下是谈不到的。
此间情势将日趋严紧，盖广州既失，此间真成了孤岛，英帝国对日大概只有更恭顺，反日分子在此愈难立足。而生活程度之高涨，亦使人不能再久居。我们还是想到内地去，大概一月后即可决定。倘去，则将往西北耳。匆复即颂
日祺
玄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此信写于广州沦陷的第二天，茅盾（玄）决心离开香港“往西北”。这时，他对刊物的生存未可乐观，依他信中的分析，“以后能否继续出版，殊成问题”，“惟有出一期算一期，随时可以停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阵地》二卷六期（1939年1月1日出版）的编后记中有一个交代：“附带要报告一句，本刊编辑人茅盾即将到内地旅行，编务暂由楼适夷代理”。这样的“代理”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茅盾离开香港前《文艺阵地》共出版了18期，为时十个多月。
在这十个多月中，茅盾以他的辛勤和毅力、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创办了当时全国惟一的文艺刊物，组织了最广大的优秀作者队伍，像陆定一、叶圣陶、萧红、老舍、郑振铎、许广平、丰子恺、刘白羽、张天翼、骆宾基、臧克家等等作家的作品，从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延安解放区和大后方寄到茅盾手中，又经茅盾之手刊于《文艺阵地》。用文字作武器，反映现实，出现了不少名作，也出现了不少新人。他自己也每期都写文章，尤其是短评和书评，评论新人名篇，为抗日战争呐喊、冲锋，使《文艺阵地》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抗战文艺刊物之一。
三 “萧规曹随” 的日子
楼适夷从1939年1月16日出版的二卷七期起，独立担任起代理主编的工作。之前的二三期，茅盾请楼适夷协助工作时，有熟悉和交接的意思。当茅盾的行期已定，这才向他说明打算去新疆一行。在茅盾心里“此去情况如何，尚难预料，也许很快就回来”⑦，所以，编辑方针等等都按原来的样子。而生活书店也同意由楼代理，而排版、校对、印刷等仍如前进行，这样楼适夷继茅盾之后与上海的孔另境继续合作。
创业难，守成更难。楼适夷受命于刊物走向更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政冶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版言论更为压制，交通运输和通讯极为困难，联络作者的迟慢，直接影响到稿件的质量等等。楼适夷代理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的近二年中，纵然受到的磨难和锻炼恰似在打一阵阵的“乱仗”，然而也是使他成为著名编辑的重要台阶，毕竟这份重要的刊物由他独力支撑了下来。
在1939年1月16日出版的二卷七期“编后记”中，适夷署名进一步交代：“茅盾先生受新疆学院之聘，匆匆西行，《文阵》交我代编，想着他在这十个月来为《文阵》艰辛奋斗的毅力，自不免感到责任的严重，但也只好秉承着同样的精神，勉力担任下来了。”就是说，从这期开始，由楼适夷代理主编。
关于楼适夷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的具体事例，他在回忆录《我谈我自己》中谈得很少。他说道：“我已写有《茅公和〈文艺阵地〉》，尽述始末，这里不多说了。”那么，他在《茅公和〈文艺阵地〉》一文中谈了多少呢？主要还是谈茅公，而不是自己。他只说道：
“我担任这代编的任务，实际上只要勤恳一些，困难是不算大的。茅公已经把一切基础都奠定好了，我就是萧规曹随，坐享其成，很顺利地就动手工作起来。”⑧
他究竟怎样“萧规曹随，坐享其成”了呢？
笔者找到楼适夷写于1940年4月16日的《记〈文阵〉二年》，较为详细地谈及当时他对于编刊的感受。他说：
“当他们送茅盾一家上了开赴海防的轮船之后，“我就茫然打开了他的稿包。我有四年与人世隔绝的生活，对于文坛新起健作之士，都非常生疏，而熟悉的友人又都散在四方，在香港甚至连可以倾心相谈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更觉得自己过去在文艺上的一些半吊子的失败的工作，也更不足来主持一个全国领导性的文艺刊物。但不顾这一切，因为各方面的继续不断的热情的支助，没有一个刊物会有《文阵》那样拥挤的来稿，我就完全依赖着这些来稿，一期一期的很顺利的编了下去”。
他还说：“我理想着一个好的编辑必须勤于计划，但我觉得《文阵》所定的计划已只
有怎样充实的问题，也不需要有所更张，我还理想着好编辑必须勤于跑腿，而在这狭隘的地
方，我是无处可去的。我的工作只是看稿，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我在经过整天的阅
读觉得头昏脑涨以后，忽然发现了无名者的优秀的来稿的时候。”⑨
这样坦陈“萧规曹随，坐享其成”的心得、谦逊的自我评价，应该说是很得体的，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位代理主编的工作状况和追求。机遇给了他操练的机会。他从“不足来主持一个全国领导性的文艺刊物”，到代理主编的工作，很明显，他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他在香港人地生疏，“连可以倾心相谈的人，也一个没有”，开展工作显然困难，好在有前面主编的铺垫，可以“完全依赖着这些来稿”，“我的工作只是写信，那都是来稿的复书，不是约稿的
信”。
果真如他上面所说，一期一期地很顺利的、快乐的编了下去？我相信最初阶段的“坐享其成”是真的，毕竟要支撑近两年实实在在的编辑工作，即使想“坐享其成”，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文艺阵地》已出满了二十四期、整整一年的时候，其中，楼适夷接编也有三个月，共出版了六期。他说：“回顾这一年间辛苦跋涉过来的长道，自有一种难言的喜悦。但抬起头来瞻望无涯的前途，真不知还有多少难苦的路程要我们奋勇迈进；尤其是在这时候，把《文阵》扶育成长的茅盾先生远征西疆，音讯杳然，更使人觉得战栗。但我们有着无数热爱这小小刊物的读者，无数为文艺苦斗的战士，一定会帮助它，使它成长，使它健全起来。这是一周年中最后一期的编者的衷心的瞩望。”进而他坦陈对下一年的打算：
“在没有得到茅盾先生的直接指示以前，下一年的《文阵》，仍不准备有任何的更变。我们在编辑方面想努力做到的依然是集中全国优秀作家的最新劳作。多多介绍新的文艺战士。探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建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尽量反映全国各地文艺运动作家活动的状态。”⑩
楼适夷急切期待得到直接的指示，当“新的一卷又开始了，因为还没有接到茅盾先生的直接的指示，（我们还没有得到过到迪化后的他的来信！）我们除了把这一期特别增加一点篇幅以外，并没有编制上的更动”⑾。
要知道，那时，香港与新疆的邮路往往需走三个多月，如果从欧洲转邮要比由国内走来得更快一些。茅盾全家的此番万里远行，从香港动身后，先坐船至越南海防，走滇越路，盘山而行到昆明、兰州各住了段日子，再飞哈密，坐汽车至迪化。他尚在行程中，根本看不到《文阵》，作不了直接的指示，更收不到楼适夷的信件。这时的楼适夷完全处于独立主持刊物的阶段。
